“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大学》的“格物”即是《论语》的“正名”

儒家文献《礼记》中的《大学》一篇,自从南宋理学家朱熹把它连同《礼记》中的另一篇《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之后,便被儒家后学奉为“圣经”初选,童蒙必读之书。朱熹这样推崇《大学》,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朱熹认为《大学》一篇是孔丘的弟子曾参所作,当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不过,     

大学之道——构建以“三纲八目”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

《大学》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作品 ,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修为之道进行了从内到外的总结 ,《大学》统篇所阐释的是一种修己治人之道 ,亦即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大学》一开始便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把“修身”作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 ,并且成为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出发点。具体说就是 ,《大学》明确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儒家道德修养思想原则 ,则“三纲领”说和“八条目”说 ,而“修身”正是《大学》“三纲八目”说的核心。“三纲领”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明明德”重…     

“为学”与“为道”——《管子》“四篇”与《老子》法哲学思想之别

从法哲学视域,通过对"为学"与"为道"的诠释和对《管子》"四篇"与《老子》的比较发现:二者均以自然之道为规制人生和社会的根本依据;二者所论之道有可知可得可效法之同和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异;由此形成二者法哲学思想致思取向"为学"与"为道"的不同。《管子》"四篇"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是通过对礼法的改革和完善,在现实世界中彰显和实现道,其致思取向是"为学";《老子》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在于回归道,其致思取向是"为道"。在一致崇尚自然之道的同时,对人为的礼法,《管子》"四篇"建设多于否定,《老子》否定多于建设。     

《礼记》“敬”“让”思想探析

“敬”、“让”是《礼记》这部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礼学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礼记》在关于为礼必须端肃、恭敬、谦让的大量记录和论述中,对“敬”和“让”的伦理意义作了独到的阐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次提出了“敬让之道”的概念,视“敬”“让”为君子必具之德,并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也首次提出了“敬业乐群”这个职业道德的核心概念.《礼记》所阐扬的敬让思想,丰富了中国伦理学理论宝库,对中华民族敬让美德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义命之辨

义命之辨既是儒家对人的道德与命运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是儒家对人的生命之终极关怀。对此,孔子、孟子、荀子和《易传》儒者提出了"知天命"、"正命"、"各正性命"等观念。在先秦儒家看来,命固然是对人的客观限制,但同时,也正因为有它,才彰显了人的生命及其创造力之伟大,尤其是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对人的生命之重要意义。     

从汉代经学的沿革看“齐—鲁—道”之变

过去读《论语》每至《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辄惑不解。近几年研读秦汉历史,纵观前汉齐、鲁门户纷争,后汉今古派系对立,考其线索头绪,复以夫子“齐→鲁→道”之变较之按之,幡然似有所悟,于是不揣谫陋,命笔遂成是篇,以期与同志切磋,以求于大家指教。 先秦的齐学与鲁学 中国古代学术,于先秦言是为子学,于两汉言则在于儒家之经学,这种学术一般特征也反映在当时的地域文化之中,齐、鲁之学亦复如是。 齐、鲁地虽毗邻,俱为周初泱泱封国,但是由于一些地理的和人文的差异,造就出两种风格迥异的地方文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便形成了齐学。     

《中庸》教育哲学思想探微

在先秦儒家的经典中,除《周易》外,要数《中庸》的哲学意味较浓。《中庸》原为小戴《礼记》49篇中的第31篇。宋代的二程、朱熹为了突出其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将其单独列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认为它是接受孔门传授心法的子思所作。从内容看,《中庸》主要论述的是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修身之道,专门论述教育的仅有数处,因此,其教育思想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然而,正是在这寥寥数语中,却蕴涵了深刻的教育哲学思想。这些教育哲学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教育哲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曲成万物而不遗”——先秦儒家、道家哲学的原初“物”论论域

先秦儒家、道家哲学依“存在实现论”的个性特质,孕育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知识论意义上的原初“物”论论域。此论域可用《周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一语来标示。它揭示出万物的成就与实现方式乃是在天人相通、互为中介的关联中达成的。此一原初“物”论论域规定了,“物”在本原上并不是外于人的现成对象,而是经由人之修为工夫所转出的整体性的境域显象。儒家、道家哲学中的为学工夫论与境界论由此被收摄其中。在修为工夫方面,儒家、道家两家工夫的具体进路虽有所不同,但最终都落实为“复”“反”“归”“止”的“曲成”工夫。循此修为工夫,“曲成万物”最终指向一个“人”“物”各成其所是而又“独”立超越的“道”境：一方面它是“人”之“道”,是经由“人”“物”相接的修为工夫所转出的人格气象境界;另一方面它又是“物”之“道”,是“物”自身的本真成就与开显。先秦儒家、道家哲学“合外内”“一天人”的精神特质在此独立超越的道境中得以实现。     

知“道”,成“道”与行“道”——对《郭店楚墓竹简》儒家“德”论的一种解说

哲学的使命决不仅仅是认识和把握形上之理(所谓知“道”),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形上之理转化为人的内在之性(所谓成“道”),并在此基础上把掌握于人的形上之理对象化于人的实践活动中(所谓行“道”)。因此,知“道”、成“道”、行“道”,是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三个基本环节。但是,并不是所有哲学都能自觉地意识到和处理好这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郭店楚墓竹简》儒家诸篇对这三个环节的处理和把握,对我们颇具启发意义。《郭店楚墓竹简》儒家的著作分别是《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     

论先秦儒家“观”《周易》三法

“观其德义”是孔子确立、后学继承的先秦儒家解读《周易》的基本原则。但具体如何“观”,其“观”法如何,孔子及其后学没有明言,学界亦鲜少研究。该问题对于研究儒家易学的起源、先秦易学的发展、“易经”之学的形成都具有关键意义,不容忽视。先秦儒家“观”《周易》约有三法：一是假借误读法。此法将《周易》言辞中某些字读为假借字,就此假借字而发挥义理,所得义理脱离《周易》古义,给人错误解读之感。二是象数分析法。此法突破《周易》“象思维”的原始直观,将象数作理性分析、逻辑演绎,从而将《周易》卦爻辞纳入象数分析框架,生发义理。三是事理联想法。此法由《周易》卦爻辞字句古义出发,通过转化、类比等联想思维方式阐发义理。     

儒家思想中的“内”与“外”——“内圣外王”何以成为儒学之道的一个“关键词”?

“内”“外”分类具有丰富多彩的象征意义。在先秦儒家，“内”不仅是德性生活的策源地，也是天植灵根之域；在《庄子》中，“道德”“天道”“本真”“物之祖”“天地精神”“太初”等形而上的终极实在与“内”联系在一起，“内之域”即是恬淡寂漠之域、自然而无为之境。惟有深入其“内”,方能做“方外之游”。“入其内”即是一不断超越各种“外”的工夫、一不断“向内而在”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其明心见性之学一度“垄断”了这一“内”之领域，其学被称为“内学”,其经典被称为“内典”,儒学及其经典遂沦为“外学”与“外典”。宋明理学转向“内”,实则可归结为两个面向，即将天道性命一贯之学落实于人之心性世界中，而心性生活又必须在人世间、人伦社会(“方内”)之中实现。于是，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     

由君子“恒德”到“观其德义”——《易传》和《帛书易传》的心性观比较

"心性"范畴的理论内涵,是儒家学术思想的核心。据现传《易传》可知,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在阐释《周易》时,强调仁义之道源于天地之道,肯定人的道德精神的作用;这种思想以"恒德"说为核心,主张通过体认天地恒常之道实现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但是《易传》对天地之道与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系统地论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为我们补足了这一理论缺环。其内容着重于德义精神,重视人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其中的阐述和传世《易传》一起构建起了先秦儒家《易》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

朱子不仅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还承启古今礼学之变革,朱子《家礼》便是朱子对自己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在哲学层面,朱子《家礼》礼仪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终极关怀,指向性与天道。在宗教层面,朱子《家礼》中的丧祭礼分别继承了儒家礼学"慎终追远"与"报本反始"的精神,最终指向生命的不朽和精神的永存。在人生之道的层面,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表现在生命延续、道德提高与社会进步等方面。     

从“禅让”思想看帛书《衷》篇的成书时间

在帛书《衷》篇中,孔子以"禅让"思想解说《乾》卦用九之辞,表现出对"禅让"肯定、赞成的态度。根据宣扬禅让的《唐虞之道》《子羔》和《容成氏》等文献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及公元前316年发生的燕王哙"禅让"悲剧,可以推断儒家赞成"禅让"的思想在战国中期盛行,至公元前316年左右陷入沉寂。《衷》篇既然记载孔子以"禅让"说解《易》,其当成书于儒家盛行、宣扬"禅让"说之时,而不会是质疑、反对的沉寂之时,由此可推断《衷》篇当成书于战国中期,其下限当在公元前316年左右。从《衷》篇另一部分材料的来源--《系辞》和《说卦》成书于战国早期看,其成书于战国中期的推断也是合理的。     

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道”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 :一、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 :“道始于情 ,情出于性。”此处之“道”即儒家所说的“礼” ,文献中儒家常常将礼乐制度称为“道”。《管子·心术》亦云 :“礼者 ,因人之情 ,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道”亦同于“易” ,《礼记·中庸》云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即《周易·系辞》云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易、变同义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施》云 :“变谓之情。”此与简文云 :“道始于情”相应。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 :“道四术。”此即《冠子·博选》中的“道凡四稽。”亦即《老子》中的“四大” ,相似议论还见于《管子·山权数》。     

“夫子之道”探微

《论语·里仁》：“子日：‘朝闻道,夕死可矣！’”又《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儒家之重道,于此可见。然儒学广大,纵观儒家典籍,论及“道”旨之处何啻千计！使后之学者难挚纲领,又往往不免于执偏以论道。今检《论语·里仁》之曾参概述孔子“一以贯之”之道为：“夫子之道,忠怒而已矣1”戚戚然似有所得。曾参为孔门弟子之高才者,孔子道学精髓,必当得之于心,方能对孔子面训的“吾道一以贯之”应而不问,也就是说,“忠、恕”二字即代表了“夫子之道”的全部“秘旨”。历来学者对曾参之语,疏而略之,以为只是如孔子训诲其门…     

关于刘向《礼记》的几个问题

正今存《礼记》一般是指戴德和戴圣编纂而成的《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随着先秦儒学和简帛资料研究的深入,学界越来越认识到《礼记》的重要性。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礼记》的编纂成书、流传等问题的研究,历来也是经学与先秦儒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尽管历代有很多学者否认小戴删大戴而成书的说法,但一般认为,大小戴《礼记》都来源于《汉书·     

从“天人之学”到“内圣外王之道”——论王船山对庄学之哲学重建

王船山《庄子解》是以经典传注为形式、以哲学重建为鹄的的庄学诠释学著作。王船山指出,正如孔子许狂者不忘其初,庄子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持护者。在存在论上,天地万物是气之流行聚散,道是天地运行过程中的几微之力,以天兼道,天为人之源,人为天之心。在价值论上,天有厚生之德,健顺之道,庄子所谓的"至人之神"是对"天地之神"的领悟,因此提出"天命我而为人,则固体天以为命"的价值诉求。职是之故,在人生论上,他将《达生》篇"反以相天"解释为"参赞天地之化育",并提出人生价值之"立命而相天"与"能移而相天"两大人生归趣,从而挺立起一个既含摄庄子"自由主体"又含摄儒家"价值主体"的人生主体。船山在以《易》《庸》的"参赞"精神诠释《庄子》的同时,也以庄子之因顺自然天道、重视个体存在的"在宥"精神反哺儒家经典在此方面之阙如,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周延、儒道互摄的"内圣外王"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