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     

孔颜乐处与宋明理学的展开

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这一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具有“贯穿性”,随着理学的展开，“乐”从境界转化为“本体”,获得此乐的方式也更加的“简易”,此种变化与理学所要面对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也揭示出“孔颜乐处”本身的提出就与理学回应佛教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处理有关，正是汉唐经学在人的心灵安顿上的回应无法应对佛教的挑战，才使得理学家借用儒家原有思想资源对此一问题深入诠释，发展了儒学的境界论。     

佛性论与程朱人性论重建

程朱理学吸收和借鉴佛性论的思维方式和修行途径,对儒家人性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新建构。程朱借鉴佛教的真如佛性本体论,将仁义礼智等人伦之善预设为人性本体;借鉴佛性论关于人生在世为生死流转的思想,将人生现实的善恶差异归之于气质之性;依照佛教"一心二门"的理论模式,提出"心统性情"的学说;吸收佛性论转迷开悟的修行理论与实践,宣扬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的理学修养论。程朱援佛入儒重建人性论,既使儒学获得了重大发展,也为儒家人性论带来了一些问题。     

论藕益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

藕益智旭是晚明时期的四大高僧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智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明显的圆融各家各派特色,对佛教与儒学的会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心性论的会通,对儒学心性论中的许多范畴和命题都作了佛学化的诠释;二是修养论的会通,他继承了前人以佛教之五戒来解释儒家之五常的思想,并提出五戒高于五常;三是孝道观的会通,他统一了世间孝与出世间孝,并进一步将儒家的孝和佛教的戒与慈结合起来.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不仅使得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契合高度,而且也表明晚明佛教摆脱衰落困境、走向复兴的迫切要求.     

两宋的《论语》诠释与儒学重建

两宋时期文化界兴起的复兴原始儒学、重建儒家有体有用的圣人之道,导致<论语>诠释的学术热潮兴起.宋儒的<论语>学在经典诠释、本体建构、下学工夫三个方面均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从而建构了一种理学型的<论语>学,使<论语>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常惺惺”的儒学化演变

"常惺惺"本是佛教禅宗的修行方法,最早由谢良佐引入儒学,到朱熹正式将其纳入理学工夫论体系,再到陈淳胡居仁等人结合天理论对"常惺惺"作出形上学阐发。"常惺惺"经由理学家的援引与重新诠释,其思想内涵发生了很大改变,逐渐完成了禅宗概念儒学化的演变过程。     

北宋诸家《春秋》学的“王道”论述及其论辩关系

儒道复兴思想运动及其发动的唐宋之际文化转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关节,向为研究者所关注。由于这一文化、思想运动终以理学为正果,故而论者在诠释唐宋思想文化转型时多以理学的发生、发展为主线,且多着眼于理学作为“内圣”之学、形而上学的一面。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海外、大陆,学者日益强调将“新儒学”的兴起与发展置于具体的政治、历史情境之中加以考察,深入于新兴士绅阶层于时代变动的激荡下重建合理人间秩序、“为万世开太平”的实践活动,认为这是儒道复兴运动、唐宋文化转型背后更深层次的历史动力;正是在这个更广阔的历…     

玩味与涵泳:宋代解经学的一个重要方法

汉代到宋代经学和儒学的转变,不仅仅是依止经典的转变,而且还有经典诠释路向的转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宋代"玩味"与"涵泳"解经方法的兴起,这与汉代以经典为共同体立法的解经方式不同。当然,玩味与涵泳,不仅仅是一种经典诠释方法,更是在根本上与理学相关联。特别是,玩味与涵泳使经典对成德之学的作用成为可能,或者说,经典所具有的工夫论意义因之在理学中得到了凸显。遗憾的是,这种解经方法在清代以来被渐渐遗忘。今日欲重建经学,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发展这种方法。     

从无极到诚——略论周敦颐本体思想的演变

作为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贡献突出表现在理学本体论的建构上。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以"无极"为本体,体现出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后来经过反思,在《通书》中抛弃了"无极"本体而建构了"诚"本体。从"无极"到"诚"的本体之演变过程,同时也是周敦颐思想走向成熟和对《周易》、《中庸》进行诠释的过程。     

印光法师“格物致知”思想初探——兼谈“格物致知”诠释说的流变

在我国儒学史上,对于"格物致知"的诠释,大致有经学体系与理学、心学体系三种,各家解释因学理基点不同而思想各异。印光法师青年时期受理学影响较大,后经历了从儒学向佛学的转变,因其儒、佛贯通的学术风格与挽救世风、世运的宗教热忱,故走出儒学看儒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定义大胆采用了九川的思想火花,并给予佛学化的处理,于清、民之际儒、佛并弘,影响甚巨。     

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

《四书》是先秦的历史文本 ,理学是两宋的时代思潮 ,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差异。朱熹将《四书》诠释过程规定为 :先达之言→圣人之意→天地之理 ,就是希望通过“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 ,来解决《四书》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差别问题。朱熹的《四书》学诠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理学适应了两宋以后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性需要 ,同时也因为他的《四书》学重新发现了那已经失传的儒学学统。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论韩愈的道统观及宋儒对他的超越

韩愈提出的道统观，以及宋儒对此观念的消化与超越，是认识与分析宋以后中国思想演进的关键性起点。韩愈提出道统观，目的是斥佛祛邪，但手段是确立儒家之道。韩愈从整个生活方式，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对儒家之道作出结构性分析，同时，又不使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消失在结构中，力求个人与社会的贯通。由此，韩愈的道统观使原来所关注的抵制佛教的目的转到了如何解释固有的儒家之道，以及基于这种解释而自觉展开的儒家文化重建。宋儒在接受韩愈以后，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对儒学作了推进，其一是从社会经济改造入手，其一是从个体价值挺立入手，前者的代表是王安石、叶适，后者的代表即是后来的正统理学。理解宋代儒学，不能帛裂此基本格局。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成德之教——牟宗三儒教思想论

对儒学蕴含的宗教精神进行诠释和发扬,是现代新儒家应对时代要求以发展儒学的重要理论视阈。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深入开显儒学的宗教精神,正面阐扬为"即道德即宗教,道德宗教通而一之"的成德之教,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更融会古今、中西,建构起作为哲学之极成与宗教之极成的圆善与圆教说。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薛瑄著作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及影响

明初理学大家薛瑄的著作有《读书录》、《读书续录》、《薛文清公文集》等数种,对薛瑄所有著作在亚洲的刊印和传播进行系统整理和全面考察,是研究儒学在东亚传播的重要环节。薛瑄著作的版本种类之丰、刊印次数之多、流传范围之广,反映了薛瑄思想在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薛瑄其他著作相比,蕴含了其理学思想精华的《读书》二录更受到中韩儒学家青睐。这说明与理学理论相比,后代的东亚儒学家更加追求理学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以佛摄儒与佛法淑世——欧阳竟无应世方法论浅释

欧阳竟无的儒佛融摄,是以唯识学为主的纯粹佛教与原始儒学的融合,有别于传统思想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与以宋明理学为主的儒学之辨的融合。同时,他的儒佛融合,带有鲜明的以儒学为佛学应世之学的特色。其方法论是,严格限定儒学和佛学的内容,从而从学理上探讨两者的内在理路的融摄。他批判了以天台华严禅宗净土为主流的中国化佛教,简别了大乘起信论为主的中国佛教经典,重构了内学;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为主流的儒家,批判避谈寂灭本体的儒学,也批判了刚刚兴起的新儒学,重构了儒家。进而,他主张以三智三渐次为具体的方法,将儒学和佛学作深入地融合。他的儒佛融合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精英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重要意义。     

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重构

由于港台新儒学对儒学传统的重建功不可没,因而如今“当代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几乎构成同一所指。但就全球范围而言,以港台新儒学指代当代儒学的重建,未能反映当代儒学重构的全貌。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如今都有儒学重构的重要成果。仅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而言,如今至少就有两种参与儒学重构的理论形态,即南乐山和白诗朗所代表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对于古典儒学建构性的诠释。本文在指出“当代儒学”并不等同于“港台新儒学”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世界中南乐山和白诗朗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的儒学建构,并对二者的不同进行了提示。限于篇幅,关于中国大陆当代儒学的重构,则另文处理。     

第三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诠释与创新

第三代新儒家在儒学诠释与创新中做出了超迈前贤的成就,代表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向:儒学本位坚持下的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知识论的注重与方法论的自觉,彰显"道问学"的转向;凸显批判精神和对话意识;批判"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儒学重建方向的肯定.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