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的人性魅力解读

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并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所贯彻。亲亲相隐之所以会成为中西法文化的共同特征和共同选择,是因为这一制度符合人性的需求,体现了"仁爱"的人性自然亲情,是"孝道"这一基本人性在法律制度中的具体表现。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在继承、改造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的亲属拒证权。     

私权抗御公权——“亲亲相隐”新论

"亲亲相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近30多年的研究经历四个不断深化的阶段,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在古代"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与法律的国家形态中,"亲亲相隐"具有家庭私权利抗御国家公权力的功能和价值。作为法律确认的"隐",包括对犯罪人通风报信以抗御侦查权和缉捕权、"相容隐"之人可免于作证和拷讯取证以抗御刑讯权和审判权。这些正面价值值得认真发掘和研讨。     

论亲亲相隐与刑事法治

如何协调亲情与法律的关系,减少二者的冲突,使它们能够更加有效的共同维护社会和谐,这是不同的制度文明一直在探寻的问题。亲亲相隐特有的情法结合功能在化解情法冲突方面提供了合理的可资借鉴内容,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在论述亲亲相隐的涵义及其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分析评价了亲亲相隐的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提出应当批判的继承亲亲相隐的观点,并对完善我国刑事法治进行了初步探讨。     

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为全盘批判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的儒家伦理思想,邓晓芒教授基于其所谓的"西方文化参照系",将"亲亲相隐"解读为人性之恶,而将"大义灭亲"解读为道德之善。其实,邓教授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的分析存在诸多显见的逻辑矛盾。原因是邓教授没有准确把握其据以立论的西方文化经典。由此,邓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究竟具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有待重新审定的问题。     

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若干辨正

"亲亲相隐"的是非问题是一个聚讼不已的古老话题.世纪初学界又出现一场关于"亲亲相隐"的集中讨论,围绕刘清平教授<美德还是腐败?>等文提出的儒家"亲亲相隐"主张与"腐败"之关系,<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复旦学报>等刊文近40篇.     

指"误"者之误——《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谬误举隅

作为一篇以驳论为主的文章,本文对邓晓芒先生《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中存在的诸如承认“‘历史主义’原则”而在实际上却违背这一原则、沿用“封建专制主义传统”这一概念而对当前历史文化语义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加了解、对于批评对象的批评与批评对象的思想实际毫不相干、引用的材料与企图言论证的观点没有直接联系、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莫衷一是、曲解古典文本以至与自己的论断发生抵牾、将自己的独断心态强加于人等谬误进行了分析。从而认为,由于存在这些谬误,邓先生文章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的正确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亲亲相隐：检验道德认知的差序效应

“亲亲相隐”是一桩饱受争议的道德公案,实证考察其中的道德认知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的道德结构。研究1直接验证了道德决策中“亲亲相隐”现象的存在,研究2进一步考察了道德判断与决策的差序效应及个体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研究3探究了道德义务感的中介作用。整个研究表明,“亲亲相隐”根植于中国人“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的道德认知中,不同社会关系下所感知到的人际道德义务差异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仁义直道与情理圆融:对“亲亲相隐”命题的新探析——从出土文物看早期儒家亲情本位的伦理智慧和价值旨趣

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存在着一批表现儒家"亲亲相隐"观念的画像和铭文(习称汉画),为考察早期儒家亲亲相隐这一学术公案和消除当前相关研究中的诸多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亲亲相隐是对血缘亲情的维护,亲属之间的相互保护是率真的表现,是对人性的尊重,"隐而任之"兼顾了亲情和公义,是亲亲相隐中的责任担当。亲亲相隐与血亲复仇是孝悌思想的两个重要侧面,同根相生,儒家对血亲复仇的重视与播扬,是在亲亲相隐流播线路上安装的预防滥隐闸门,体现了儒家对亲亲相隐利与弊的深入鉴察,对可能出现的徇私枉法行为提供了有效制约。司法腐败无论是品格还是意趣,都跟儒家的亲亲相隐别同霄壤,亲亲相隐本身并不具备生发司法腐败的基因。亲亲相隐题材汉画是早期伦理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深入地考察早期儒家孝道伦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也谈“亲亲相隐”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兼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亲亲相隐"理论之正当性,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邓晓芒教授从"隐私权"的角度界定和阐释了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和法理依据;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亲亲相隐"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其实,这些观点都是值得重新讨论和商榷的: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度所体现的不是一项"隐私权",而是一项法律"豁免权",其法理依据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其人性论根基是我们自然天性中的"亲亲之爱"。     

《论语》的义理旨归、篇章结构及与“六经”的关系——我之《论语》观

孔子一生述而不作,并未留下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著述,但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数十年如一日,所言多有传诵于弟子或时人者。这些言论或被辑纂成册,如《论语》一书,或被援引于后儒之论著,如《易传》、《礼记》、《孝经》、《孟子》等文字中的若干子曰。《论     

“不隐于亲”“重罪不可容隐”与儒家家国伦理北大核心

许多学者根据孔子“不隐于亲”的评价,认为儒家主张只有攘羊这样的小罪可以容隐,而受贿枉法这样的重罪不可以容隐,并把后世法律中谋反等重罪不可容隐制度的渊源追溯至此。然而此观点所依据的是两个独立案件结合成的孤证,忽视了先秦儒家在解决道德两难困局时思维的复杂性。“重罪不可容隐”与“不隐于亲”在适用场域和内在精神上都有较大的差异,更可能是汉儒以君权为本位的思想与亲亲相隐原则相互协调的产物。在亲亲与尊尊难以兼得的情况下,儒家根据身份、关系的不同在家国之间反复权衡,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亲情与公义,奠定了中国古代家国伦理的基本格局。     

孟子的德性论

Most of the moral entries in ethics of Mencius do not only refer to virtue (德性) that of inherent quality,but also refer to virtuous conduct (德行).In fact,the concept of moral entries (德目) in classic Confucianism often refers to virtuous conduct,virtue,principal,etc.Thus the concept of virtuous topics in classic Confucianism cannot be interpreted only as virtue and that is where careful analysis is needed.The concepts of Ren and Yi (仁义) and etc.in Mencius’philosophy still have the meaning of virtuous conduct,...     

孔子"父子互隐"与孟子论舜三个案例的再辨析——邓晓芒《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简评

邓晓芒对儒家亲情道德的批评主要在于他尚未充分理解儒家的“仁”及其从我做起、从亲爱起的道理,所以总是从“路人”的立场和法律的视角对亲情道德进行外在的仲裁;而在具体分析中,他又往往略过道德主题本身,将亲情道德的案例扭曲为法律和利益的案例,这样,他就既可以“私”来理解儒家的“爱”,又可以“私亲”来定位儒家的“爱亲”,从而将圣贤的行为扭曲为罪犯的行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理解与“一父而载(再)取名”的直躬之“直”以及墨子对儒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反向批评有类似之处,但又完全服从于其对传统进行攻讦的需要。所以,这样的研究既无助于历史文本的澄清,也无益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孔子“晚而喜易”与其晚年思想的变化

<正>孔子与《易经》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司马迁提出孔子"晚而喜易"后,孔子作《易传》之说流行了近千年,"先儒更无异论"(孔颖达《周易正义序》)。然而,欧阳修《易童子问》的     

说谎与个人道德价值:从《小西皮雅斯》篇看“父子互隐”

苏格拉底在《小西皮雅斯》篇中对说谎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主动说谎的人比非主动说谎的人优秀,这是因为他在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中个人自身的原则比社会习俗更重要。从苏格拉底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论语》中孔子主张"父子互隐"的原因,可以发现孔子对于个人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性有着极大的肯定,由此可知"父子互隐"和"为仁由己"也有着紧密的关联。     

儒墨两家之“孝”、“丧”与“爱”的区别和争论

Although Pre-Qin Confucians and Mohist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ame source,they had great divergences on many issues and started debates on them.Both schools had regarded showing piety to parents as positive.While Mohists proceeded p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ward,Confucians did not.Filial piety according to Mohists is a link in the system of concurrent love,whereas according to Confucians it is a connection in the system of benevolence.Mohists criticized Confucians for their pract...     

政教相维下的“兼体分用”:儒家与中国传统的文教政治

对于中国政治秩序中政教关系的理解,应摆脱20世纪以来宗教化、意识形态化与知识化路径的限制,反思政教一元/二元、政教分离/合一等论说的格局缺陷。"政教相维"下的兼体分用,一方面指出儒家中国的文明安排中政治与学教持有同一个意义和价值的秩序,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成维持结构,同时二者之间经由不同的秩序力量得以表达,其间有功能和机制的分工或分化。由此形成的文教是一种公共道理意义上的根本精神模式,既非西方文明语境中的宗教,也不是与现代"主义"政治配套的意识形态,更不是单纯的学术知识这一理性化形式。政教相维制体现出儒家思考秩序构成的独到精神。     

回顾与前瞻——“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1994年10月5～8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召开“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千名社会贤达和北京市各大、中、小学校长、模范教师出席了10月5日上午召开的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先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先生、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先生在纪念大会上讲话和致辞。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孟学会(台北)、韩国儒教学会、日本的斯文会、美国的国际中国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