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馅饼

有这样两个激励故事。在一次世界级的体育比赛中,一位跳高运动员面临着冲击金牌的最后一跳。教练激励他说:“再跳过这加高的两厘米,你的房子就到手了。”结果运动员没有跳过那加高的两厘米。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不能混用(三例)

(1)联邦德国巴伦利亚州,鹤类极为稀少,濒临绝境。为了保护这种鸟类,使之能够流传于世,居民用青铜制作了一座鹤的纪念碑。(《四川工人报》一九八四年四月十日《鸟纪念碑》) “鸟类”是鸟的总称,“鹤”是鸟类的一属。这里的“鹤类”和“鸟类”都属于集合概念。上文中,“鹤类”是“鹤”之误用,“鸟类”是“鸟”之误用。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不能混用。根据这一段话的意思,把“鹤类”和“鸟类”改成非集合概念“鹤”和“鸟”就可以了。(2)对中国观众来说,乌兰诺娃的名字是与“芭蕾”这个词汇一同进入我们视野的。(《经济日报》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第四版《乌兰诺娃——诗的化身》     

随机妙转巧作诗

古时,一些诗人在作诗时,遇到逻辑上的意外难题,常能随机应变,因势而补,使诗理绝处逢生,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妙.乾隆皇帝巡游江南时,看见一只鹤从远处飞近,便让随从的官员作《吟鹤》诗.进士冯成修应诏作诗:“眺望天空一鹤飞,朱砂为颈雪为衣.”乾隆故意刁难说:“朕要吟的是黑鹤,不是你所说的白鹤.”冯成修随机妙转,续成后两句:“只因觅食归来晚,误落羲之洗砚池.”白鹤落入洗砚池,染一身墨汁,成了墨鹤,将诗意补得天衣无缝,乾隆听了称赞不绝.明朝才子解缙奉明太祖之诏作《咏鸡冠花》诗,他开口吟道:“鸡冠本是胭脂染”,一语刚落,皇帝忽从袖中抽出一支白色的鸡冠花,解缙一见,从容吟道:“鸡冠本是胭脂染,今日为何浅淡妆?只因五更贪报晓,至今犹带一头霜”.以一句“今日     

猎狗与兔子

一天,猎人带着猎狗去打猎,猎人一枪击中了一只兔子的后腿,受伤的兔子开始拼命奔跑,猎狗在猎人的指示下飞奔着去追赶兔子。可是追着追着,兔子就不见了,猎狗只好悻悻而回。猎人开始骂猎狗：“没用的东西,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上。”猎狗听了很不服气：“我尽力而为了呀。”兔子带伤终于跑回了洞里,它的同伴在庆幸的同时感到很惊讶：“那只猎狗那么凶,你还受了伤,怎么跑得过它的？”“它是尽力而为,我是全力以赴,它没追上我最多挨一顿骂,而我若不全力以赴的话,我就没命了。”人本来是有很多潜能的,但是我们往往会给自己找借口…     

胡瑗《周易口义》的天道观与性情论

胡瑷《周易口义》的天人观上契汉唐,下启宋明.在天道观上,继承了汉代元气生成论,认为“太极”是宇宙生发的始源,“太虚”是“太极”的一种存在状态,并提出了“天体乾用”的体用观.胡瑷是基于元气生物的天道观讨论性情关系的,他将性分为纯善无恶的天地之性及人之性,人之性是禀受天地之性而来.他认为情有正与不正,而邪情是导致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节情”、“明心治性”、“养气”的工夫论.胡瑗的天道观及性情论在程颐、张载的思想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对于不思善不思恶之思考

有位退休教师在闲谈中说:“佛教是不是迷信,我不清楚,但佛教劝人多作善事,多积德,图个好报,对人对己都是有益的。” “不思善,不思恶。”我在一旁插了一句。 在场的人都睁大眼睛望着我。还是那位退休教师先开口道:“不思恶,不作恶当然是对的,反过来就要思善、行善、劝人向善。你恶不思,善不思,是走中间路线?” 他误解了。但要回答这个问题是极困难的,因为善恶双遣既违背了常人的逻辑,又似与传统道德规范相悖。于     

兔子的“保全”想法

正兔子在野外被猎人盯上了。兔子也觉察到被猎人盯上了,如果不尽快逃掉,命就会丢在猎人的枪口下。猎人身旁,那两只形影不离的猎犬,也不是等闲之辈。下山之路,兔子怕跑不过两只猎犬,犹豫之间立马想到了上山路,但这个逃生的想法只在脑海里停留了一瞬间,就被否定了——猎人那黑压压的枪口,令它不寒而栗。其实,兔子的身边就是密密     

重读李华《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牛头祖统说”再研究

唐李华所撰《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自古即被误读.本文从“玄素是否曾驻锡径山”,“李华撰碑的时段地望”和“李华亲近的到底是谁”等问题着手,考证了《鹤林碑》中所提的牛头“七世说”的原意,以后又怎样变化为“六祖说”的过程,从而探索了《鹤林碑》撰写目的和意义,确立了“牛头祖统说”出自径山的命题.     

康德“人性中的根本恶”与荀子“人性恶”之比较

康德认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有“善的秉赋”也有“恶的倾向”,恶源自于质料及经验性杂多对理性的干扰,改恶迁善应当进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将基于理性的道德法则置于基于质料的自爱或幸福法则之上,并以道德(宗教)信仰保证德福一致及道德律的践行.与康德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不同,荀子认为“生而好利”的基于欲望的自然天性决定了人性本恶,后天“化性起伪”的方式着重于以圣人、师长为主导的礼义教化.康德偏重先验分析的自由意志与苟子着重经验教化的方式都有助于人的道德自律的形成.     

“恶”是一种文化表达式——论作为道德范畴的“恶”

“恶”是一种文化表达式——论作为道德范畴的“恶”吕方在我国,历史、文学、宗教等研究领域一般把“恶”作为一种行为或事件的客观事实。在伦理学领域,虽然把“恶”看作是对一种行为或事件的价值判断和评价,但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影响了这个领域中许多基本问题的展开...     

“牧中之牧，仆中之仆”——纪念沈以藩主教归天十周年

沈以藩主教在山东威海海滨意外离世归天,转瞬已经十年。回忆他在1988年在上海被祝圣为主教后常说的一句话——“主教是牧中之牧,仆中之仆”,常感他那忙碌的身影,似仍在我们身边。 沈主教是我在中央神学院的同学。他1948年从金陵大学哲学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进入中央神学院研究科。在我们那一代的同学、同工中,数他神学造诣最深、英语最好。可是他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不是     

先秦人性学说的文化意义

先秦人性学说的文化意义刘梦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先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文化现象，那就是人性学说甚为繁盛。除了孟子的“性善说”和苟子的“性恶说”外，据史料记载，又有用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也持相近的人性看法；战国著名学者杨朱、墨子...     

学会整体放松

传说有一天,一位猎人去拜访心中仰慕已久的大学者,没想到这位学者正和家人荡秋千,玩得不亦乐乎。猎人很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位治学严谨的人会浪费时间做这种游戏?学者问他:“你背上的弓为什么不把弦扣上?”猎人回答说:“如果一直扣紧,弓弦就会失去弹力。”学者接着说:“我和家人荡秋千,理由也是一样。”事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上期本栏选载了《法句经》中的一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不少读者纷纷来信,认为用这条标准去衡量“正信”与“迷信”的区别十分准确也十分方便。同时有读者指出,确实应该分辨什么是“众善”,什么是“诸恶”。值得注意的是,佛教批评的诸恶,并非仅指“罪大恶极”,它更强调一些基本的东西。例如佛教认为世间有“三恶”,即不接纳善言;常怀嫉妒;见到不如别人处,不能做到不耻下问。这三条被称为“恶”会使有些人感到意外。在他们看来,这都是个人小节。其实,读者诸君细想想,倒有不少大乱子是从这“三恶”引发的呢!若果能听人劝善、见贤思齐、不耻下问,又能成就多少好事。由此可见,人在世上有许多烦恼,皆因不知不觉作了“恶”而造成。于是会有人说,社会太复杂了,要想不离人世就做个好人、做个觉悟者,是不是不太可能? 为了与这些朋友共勉,我们又选了一句释迦牟尼的偈语,奉与诸君。大家有什么体会,欢迎来信与我们一述。同时也欢迎读者自选“菩提一叶赠与本刊,如果选用,将注明您的择句之功。     

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范畴的“恶”的文化阐释

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范畴的“恶”的文化阐释吕方何为恶,恶的价值本质是什么,是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日常语义中,恶被视为一种行为或事件的客观事实,恶就是生活中那些诸如贪婪、残暴这类东西。伦理学则认为恶是一种进行道德判断和评价的范畴,说某种行为是一种恶,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否定性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但在我国,这类研究不够深入,许多问题未能从新角度展开。本文着重研究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基本范畴的“恶”,并通过对“恶”的价值内涵、结构形式、文化功能等问题的分析,进而对“恶”作一种文化上的解答（以下打引…     

谢林的爱与恶的哲学简论

“从此,悲哀之幕,那全部人生的深沉而不可平息的忧郁,笼罩了整个自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的这段论述,其难以捉摸,恰似任何涉及上帝、“黑暗的根源”及恶之存在的讨论一般。有些人发幽古之深情并且对这样的哲学家颇感兴趣,他们乐于思考神和人的生活之“奥秘”,乐于思考与爱和创造性须臾不离的恶和浑沌之力量,上述问题是否专属这些人呢?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谢林就成了那些喜好在爱之辩证法的“深层”、在神秘反思中默想恶之积极性质的人们所偶然涉猎的话题。然而,     

论刘蕺山的无善无恶思想

在宋明儒学中 ,“无善无恶”之说有两义 :一是对本体“至善”之遮诠 ,一是指境界上的“虚而无执”。以此两义来衡量蕺山的思想 ,可发现蕺山具有丰富的“无善无恶”思想。虽然他有不少言论是批评此说的 ,但均未能切中“无善无恶”说的本义 ,而是在王学末流之弊的当下刺激下有为而发的 ,非称理而谈。因而 ,也就不能据此否认其有无善无恶思想     

中国的称谓 西方的称谓

称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确也表现出东西方的区别。对于中国的称谓说来,有三个特色最为显著。一是自谦自抑。我曾听到一位老学者幽默地说：“五四以前,‘我’字不能随便说,如果谁开口总是‘我’怎样怎样,那就显得有些狂傲。”子女对双亲自称为“不肖”或“不孝”,学生对老师称“不才”、“不学”,下级对上级称“仆”、称“牛马走”。总之,尽量降低自身的地位和价值。这种习惯还有许多表现,如称自己家为敝舍、寒舍、茅舍,称自己的孩子为“犬子”,称自己的妻子为“糟糠”,如此等等,都表现出自我贬抑的文化心态,与西方称谓中的自我意识形成很大反差。     

《咒枣记》的内省美

道教是中国唯一本土宗教,其对中国文学作品影响深远.晚明时期小说家邓志谟撰写了三部道教神仙人物传,《咒枣记》是其中之一,它讲述了萨守坚修身得道、最终成仙的故事.其故事体现了道教“内省”之美,萨守坚三世始终坚持内心的自省和行为的自持,从澄心去欲、积善去恶两方面进行修炼,最终得道成仙,而其行为也影响了跟随身边察恶的王恶,致使王恶进行内心自省,列入仙班.萨守坚从“被度”走向了“度人”,达到了至善至美之境界.     

粗砚贫交

正有句诗:“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一读,心眼里全是书香墨韵,一种动静相宜的脱俗之美,尤其那注入泠泠泉声、满是禅味的一方砚池更是美极了。小时候是有大字课的,用了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字帖描红。一节课下来,小手上总有墨痕,有人唇上都有,必是抿上嘴掭笔尖了。大家嘻嘻哈哈地拥至小池边洗毛笔,顿时一池皆成墨水,如蝌蚪云游,惹得寂寞小鱼来嬉戏。后来读到“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马上会心一笑,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