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月观音”的图像学研究

“水月观音”在中国观音信仰中有着独特的文化与审美意蕴。探究“水月观音”图像的发展,能够以小见大窥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中华传统的儒道文化与美学旨趣作为一种“前在视阈”,在文化交往中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观音信仰中国化是“汉化”与“化汉”的并存,体现着“相异而受”文化交往特征。“水月观音”图像是“三教合流”的文化载体,有着鲜明的民族性、融合性、创造性与审美性。     

齐文化与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齐文化在汇入中国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之中后,以新的形式和形态继续向前发展。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整合之后的流变之一是与秦汉时期的经学合流,形成了齐派经学。本文就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背景、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的概况以及齐文化对今古文之争的影响等方面试作论述。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即古代哲学)的关系,是个范围广泛的问题。本文仅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西哲学的合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西哲学的合流。在近代,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已落后于西方文化,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就发生了贯串于整个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如何学习西方文化,反省     

论晏子在齐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齐文化， 周初确定了基调， 春秋前期发扬光大， 春秋后期整合发展， 至战国则大放异彩， 通过百家争鸣， 汇集各家精华， 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齐学体系， 成为中华文明正宗。在这个浩瀚澎湃的发展过程中， 晏子是由比较鲜明的齐法家向综合性、多元性文化过渡的过渡期人物， 是齐国复礼运动的倡导人物， 是齐鲁文化合流的先驱人物。     

齐鲁文化探赜

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亚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氛围和特点。然而,二者之间还有相互影响和融合,主要表现于齐国的稷下学宫,后来则由汉代董仲舒加以完成。汉代以后,鲁文化与齐文化合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展“春秋名相”之风采——《管仲评传》介评

管仲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齐文化的优秀代表 ,有“春秋名相”之美誉。他以卓越的才华和超人的魄力 ,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 ,他以非凡的睿智而“九合诸侯 ,不以兵车” ,达到了军事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 ;他以深邃的思想 ,成为“管仲学派”的创始人 ,对齐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孔子曾对其有“如其仁 ,如其仁”、“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的高度评价。战化军教授的《管仲评传》是山东省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全书共8章 ,2 0万字 ,主要从时代的呼唤、早…     

清代朴学与才学小说的学术化

18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舞台上的主角是“朴学”,也即考据学、“汉学”。而扬州学派学者治学的能“创”、能“通”之特点及成就,在朴学中尤为突出,对才学小说的影响也更为显著。乾嘉时期出现的才学小说具有明显的学术化倾向,小说成了音训考据、论文谈艺的载体。才学小说的学术化特征,突破了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模式,打破了小说题材的界限,推进了小说各门类的合流。     

解码香港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伦理向度

香港不但要实现主权回归,更要实现香港社会群体意识形态中以“国家、民族、身份”等为核心伦理价值取向的回归.欲达此目的,我们必须对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伦理向度的形成原因以及伦理特质有深刻洞悉.在我看来,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伦理向度形成事实上受到东西方两种不同伦理文化的共同作用,正是“东西方伦理文化”在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合流”,导致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伦理特质为:伦理向度的基础为中国传统伦理,伦理向度的形态为次生伦理,伦理向度的主流为商业伦理.     

秦汉间的儒法合流及其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流派，儒法间的合流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件极可重视的事情。这一合流现象大致完成于秦汉时期，它的发生既有其内在的理论基础，也有其社会历史的需要及其所提供的现实土壤。而其后果一是在儒家“道”尊干势的传统之外，确立了君尊臣卑观念的合法性；一是纳礼入法，导致了礼教的法律化和儒家化的法律，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并维护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及其基本性格，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试论齐文化的流变

齐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中的齐文化是指狭义的齐文化,即先秦时期的齐文化。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整合之后的流变,表现为两种方向：其一,齐文化与秦汉时期的经学合流。形成了齐派经学;同时又与谶纬学说融合,形成了谶纬神学。齐派经学、谶纬神学可以说是齐文化的流变对封建上层社会的影响。其二,由方仙道演化而来的道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宗教。这可以说是齐文化的流变对封建下层社会的广泛影响。本文拟从齐文化与经学、谶纬、道教等方面来观照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整合之后的流变。     

慈航普渡,劝善金箴——以“观音”为题材的劝善书研究

在佛教中,以"观音"为题材的劝善书数量不菲,且多以善文、感应录、宝卷、科仪等形式出现,其内容丰富多彩。"观音劝善书"以宗教信仰为支撑,发挥着良好的道德教化功能。它的兴起,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观音信仰的普及与善书文化发展合流的必然产物。"观音劝善书"融入了大量的民间观念与大众信仰,并且深刻地体现了儒、道、释三教合流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本思想

怎样认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曾经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中缺乏民本思想,没有把人放到应有的地位对待。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化。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以什么作为社会的根本。在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神本”(或“天本”)与“人本”的对立,“君本”与“民本”的对立,只有从这样两个方面的思想交锋中,才能全面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评《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

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 ,这样的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 :为什么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肯定的国粹主义和采取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都始终不绝于世 ?怎样才能走出在“恢复传统”论与“与传统决裂”论两极之间跳跃的怪圈 ?针对这种情况 ,近些年来学术界进一步作了新的探索。由周安伯等同志撰写 ,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一书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价值的成果。作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最终成果 ,该论著的最大特点是从哲学的视野来审视和论述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论著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传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深沉底蕴，是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根与魂”,是其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社会群体的认同标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本文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互动过程，借鉴新近研究成果，旨在阐发“以儒诠经”与“伊儒会通”留下的重要历史启迪，即“以儒诠经”实则深含“融入中华文化主流的文化自觉意识”,“伊儒会通”则能“奠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根基”。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相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经济发展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相斥的,中国传统文化阻碍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两种观点均有理论的说明,但依其论述,主要依据还是历史史实。“相容说”依据的史实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的某些东亚国家或地区,在其社会以这种传统文化为主导文化的背景下,取得了现代经济高速成长的令世人瞩目的业绩。“相容说”依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并非悻行,“西化论”是错误的。“相斥说”依据的史实是…     

儒家的政治思想与美德政治观

儒家政治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政治思考的主要部分,自孔子以来就提出了德与政的一系列讨论,孔子以为政者的“自正”转变了西周春秋政治“政以正民”的方向,孟子则引入“他正”的“批评政治”,并被朱子继承。以美德政治为古代中国政治特色,就刻画传统中国政治而言是不充分的,必须同时强调批评政治,才能反映古代中国政治与传统的实际。儒家与西方人文主义的政治观相接近,而与立宪主义有较大区别。     

"诚信"问题的文化比较思考

在阐释中国古代典籍的“诚信”词语和文化涵义的基础上 ,本文通过对“诚信”的文化比较的解读 ,指出中国当代的诚信危机问题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 ,应该通过文化表征物的改造 ,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以修宪、文化教育和政府的表率楷模作用来解决当前中国的诚信危机问题。     

重构古典和谐理念和治国方略的完整图景--评《中国古典和谐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研究》

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后,“构建和谐社会”尤其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热切讨论,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理念之间的关联也引发学者们的思考和争论。但关于“和谐社会”和“和谐”理念的问题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歧见和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它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是一脉相承的,有的学者认为它与儒家的“和谐”观或传统的“和谐文化”是具有本质区别的;甚至学者们对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的认识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讲“和”,贵“和”或崇尚“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所在,有的学者认为“贵求与人同,不贵与人异”［1］209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还有的学者认为“和谐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追求”［2］4,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从而使“和谐”理念和“和谐社会”成为一个充满争议而有待深入辨析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时代呼唤的状况下,林存光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和谐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研究》一书于2013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的出版为我们重构了中国古典和谐理念和治国方略的完整图景,填补了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不仅具有划时代的学术价值,而且为更好地实现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供了良好的助益,其出版的社会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两个结合”的历史贡献及实践要求

“两个结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形成了“一体三翼”的叙事框架和“一本两基”的内在逻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深度。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发逻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契合机制,一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相联系,就会释放出改变中国的磅礴力量。马克思主义既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变迁的内在潜力,也为理性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产生了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合力动能。基于“一对二双向互化”和“三翼互促”的历史原则,强化“两个结合”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极为重大。一方面,将从理论层面实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辩证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将从实践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原生版”转化为“中国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代版”转化为“当代版”,在不断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的过程中,揭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互不辜负之...     

评“彻底重建”的文化观

<正>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超强力挤压之下,孕育出了部分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强烈悖反心理,从而主张彻底破除传统文化,“彻底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这种思路和心态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化讨论中表现为带有明显激进色彩的“彻底重建”论。按这种观点,“中国文化必须从总体上予以彻底否定”(黎明:《封建体制抛弃了传统文化中的好东西》,《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6月9日),只有从根本上挣脱传统的束缚,彻底重建中国文化的传统,才能实现中国文化形态的全面更新。这种激进的“彻底重建”论具体的理论表现是:以反传统继承传统,用外来文化打破“超稳定”系统,西体中用,全盘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