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和为贵"的政治伦理追求

“和为贵”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重视“人和”的社会管理思想．强调“民为邦本”的和谐社会基础,提倡“修己安人”的“和”政治伦理要求,构成了先秦儒家“和为贵”的政治伦理内涵。吸取其合理养分,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先秦儒家对商人的态度及其后世影响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相反，他们对商业和商人表示出相当的尊重。先秦儒家对商人的这种态度对唐宋以后儒家内部重商意识的兴起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先秦诸子政治态度平议

先秦诸子的丰富思想是士人创造的,他们创造的不同思想与其所持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如果将先秦诸子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做一基本分类,大体有依附型、疏离型、合作型三种类型。其中,法家、道家、儒家影响最大,分别体现为依附王权、疏离王权、与王权合作三种政治态度类型。     

"日常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建构:先秦儒家的尝试

日常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道德秩序是如何可能呢?本以先秦儒家的努力来尝试回答此问题：从先秦儒家对传统社会的伦理结构的认识,道德秩序的建构所应对的“欲”、“恶”的基本焦虑,以及传统道德秩序的“仁”—“礼”运行模式等方面来见证日常生活世界道德秩序的稳定性和规范化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有一个自觉努力的建构的过程。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     

孔孟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差异及引申的两个问题

在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被称为形(而)上学。先秦儒家并不关心这种意义的形上学,但这并不代表先秦儒家没有自己的形上学。先秦儒家形上学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是为道德寻求终极根据,可以叫做道德形上学。建构道德形上学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孔子尚未具有这方面的思想自觉,孟子则明显具有了这种自觉,这种变化说明孔孟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理清这种差异,对于明确儒家哲学的特质,发现牟宗三相关思想的不足,有重要意义。     

道德与政治之间——古典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境遇

古典儒学以“德治”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原则与最终目的 ,期望通过由内而外的道德转化 ,将这个世界变为道德世界。先秦儒家致力于政治的道德化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但是 ,历史的事实却是儒家道德的政治化。道德与政治的不分 ,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境遇 ,却值得面临着现代化的今人深省。     

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探

义重利轻,义主导利,重义而兼顾利是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涵与价值追求.我们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正确解读,不能停留在重义轻利的传统判断和简单理解上,而应把它放在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去看待,特别是要放到他们所主张的人生目的和政治理想中去考察.这是我们能否批判吸取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合理养分的重要前提.     

孔孟儒家政治思想的民主精神

<正> 世人往往以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只有民本的观念,并没有民主的精神。实则不然。儒家的政治思想,就先秦孔子、孟子,乃至孔门后学编撰的《大学》等的谈论来看,原就已是非常富有民主精神了。我们当然不能说他们那些极其富有民主精神的政治思想,已和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内容完全相同,但至少已极具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意义。并且,他们实也非常希望能通过他们当时的政治实践,尽可能地把这种政治的民主精神表现出来。因此,他们的政治思想,与其说是专制政治的思想,毋宁说已是一种中国雏型期的民主政治思想,是“世界民主论之先驱”地位的民主政治思想。     

科学概念的规范作用

一、时尚已发生变化,英国和北美的哲学家开始热衷于以“实用的”和“实践的”这些形容词来修饰他们的课题和专业。而与此同时,仍有一些老卫道士率领着一些年轻的门徒,用疑虑的目光注视着这种新风潮,身不由己但心怀憎恶地裹挟在这股潮流中。他们特别珍视哲学的这一形象,即它谈论的是完全非实践性的问题,虽然这种讨论是批判地和严格地进行的。哲学实践的唯一好处就是提高严格和批判思维的能力。但把这种能力用于现在的社会问题就是为了政治而放弃形而上学,为了道德说教而放弃伦理学,为了弃学而从商。     

论先秦儒家的生命价值观

先秦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人应该“忌谈死亡”而“注重人生”。怎样对待“生”呢？应该“善生”、“乐生”、“荣生”。怎样对待“死”呢？应该“不怕死”、“蹈仁死”、“死后哀”。而要达到人们对他的死而“哀”时,就必须生而“荣”也。这就是先秦儒家“其生也荣,其死也哀”的生死观。后来毛泽东对革命烈士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就是对儒家的这种生死观的升华。     

社会治理构想中的“儒墨相用”及其启示

在先秦诸家的社会政治治理构想中,儒家创始人周公旦主“神性血缘说”和“遵从民心观政说”,孔子改为“人性血缘说”和“道德教化说”,都忽略了世人的社会经济需求。墨子针对儒家“礼乐靡财”而提出“节用”说,把发展经济以稳定社会作为重要治理措施之一。孟子接受墨家提醒而提出“制恒产”主张来补充儒家治理措施中的经济缺环,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政治管理一体化”与“国家经济管理一体化”构想。这些,被唐人韩愈名为“儒墨相用”。“儒墨相用”的历史事实给我们的文史研究方法以诸多启示。     

《大学》成书时代新考

一、《大学》成书时代纷争《大学》在先秦儒家典籍中,是一篇结构最严谨、体系最完整的阐述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的文章。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深深地烙印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心灵,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大纲。尤其经宋德标举之后,《大学》更一跃而为比传统经典“五经”地位还高的“四书”之一,从而极大地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这种现象必然引起人们对《大学》本身及其演变历史的探索兴趣。于是,《大学》的作者是谁？其成书在什么时代？它的出现代表了什么意义？其变化轨迹如何等等…     

先秦诸子圣王观探析--兼与柏拉图哲学王思想比较

先秦诸子在政治思想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这就是"圣王".不过,他们对"圣王"涵义的解释又是相对的,各有自己的标准.其中,儒家圣王观对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作用与影响最为深远."哲学王"是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它与先秦诸子圣王观、特别是儒家圣王观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

王道是先秦儒家所努力追寻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往往效法古代先王,尧舜禹文武周公的美德传说、事迹记载以及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提倡王道的思想素材。虽然儒家预设先王之道为王道存在的历史依据,却进行了创造性的内容充实,仁政学说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贯穿于儒家仁政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利民为民、关注民生,展现出一种利民价值取向和为民情怀。与此同时,先秦儒家通过批驳"霸道"进一步彰显了"王道"之道义内涵。在当今社会,思考王道理想的问题与出路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叔孙通之“进退与时变化”与汉代儒学的转向

"进退与时变化"是叔孙通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此,他得以在汉初制定礼制,为儒学的复兴做了准备。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却背离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虽然也重视政治实践中的"权变",但孔子的"权变"是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下的"权变",具体的行为可以因时而异,但作为目标的政治理想是必须坚持的。而叔孙通的"进退与时变化"则主要是以现实政治状况为行为的依据,其实际活动中缺乏对政治理想的充分坚守。这一行为模式的出现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儒家政治理论自身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密切相关。这种以现实政治为行为依据的行为模式最终导致了汉代儒学的转向——政治化与神秘化。     

论贤者宜居高位——略论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政治伦理思想的异同

虽然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政治伦理皆有"贤者宜居高位"的政治断言,但两种文化视域对于"贤者"的理解却不尽相同。粗略地说,儒家认为君子之"德"是宜居高位的根本理由,恻隐之心或者对于他者(人民)的同情与关爱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但在古希腊那里,好人的理与情则是对立的。好人的理性要么能够制服激情(亚里士多德),要么完全抵制激情(柏拉图),理性卓越或实践智慧才是贤者宜居高位的根本理由。由此出发,这两种贤者政治还表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一,先秦儒家更强调以"仁义"为代表的君子美德,而古希腊则更看重国家的"正义";其二,先秦儒家更强调个人修养与道德教化,而古希腊则更看重"政体"的设定;其三,先秦儒家思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复古情怀,而古希腊政治伦理则更倾向进行理想化的思辨。     

荀子乐论与儒家乐论传统

乐论是古代典籍中关于乐的论述,这种论述包含着关于文化艺术的理论视角和价值立场,以及关于政治、道德伦理与艺术文化之关系的探讨。以荀子乐论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乐论旨在通过主体的艺术化生存在工具与价值、感性与理性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乐之和张扬着乐之独特价值的同时与主体心性修养、政治和谐密切相关。儒家乐论传统在经历了汉代天人之学...     

论《周易》的隐逸思想

《周易》原为卜筮之书,以知来藏往、本隐之显来预测吉凶、趋利避害,包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在进退存亡、仕隐出处这一问题上,从蛊、遁诸卦中可以看出“与时偕行”的出处观念。先秦原始儒家在此基础上,对《周易》中隐逸行为的动机进行了道德化的阐释,将其归结于一种真诚的道德自觉和抗议精神,体现了儒家在道统与政统之间所始终坚持的一贯张力, 以及不愿同流合污的崇高道德气节和独立不屈的政治不合作态度。这对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出处、进退观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