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的伦理新启蒙

"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觉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最早的伦理启蒙,从孝慈伦理,到"孝"治天下,再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大同理想,其文明精髓是追求人的终极关怀。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难题之一是"超载老龄化",它使原有的家庭-社会-国家伦理实体的有机体系面临解构,老龄人难以透过"孝"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达到伦理上的终极回归,因而难以完成伦理型文化背景下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即终极伦理关怀。老龄化社会期待孝道伦理的新启蒙,在孝道传统的回归和创新性发展中学会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学会伦理地思考。     

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启蒙

教科书不但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在强调立国必先立民的时代感召下,富有近代个体意识的个人、人权、人格等内容不断出现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此时的教科书强调独立自主的健全人格的养成、关注自由平等观念的普及、推崇社会公共道德的遵守。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的启蒙,受进化论影响明显,传统伦理的痕迹仍然很重,且浓厚的国家民族色彩压倒了终极的个人关怀。     

传统人性论与启蒙德育

人性学说是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启蒙德育学说更是奠基于此。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人性论在启蒙德育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性善论作为传统童蒙教育的理论基础,指向人之为人的应当,体现了理想化的道德诉求。探讨中国传统人性论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可利用的道德资源,以及如何吸收传统人性论的精华为当代启蒙德育构建新的人性论基础,对于建立科学的启蒙德育理论和实践模式,对于培养新一代道德公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伦理向度

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处在一个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价值多元化的境遇中,这种生存境遇导致了大众传媒及其实践活动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主要表现为道义与功利的冲突、自由与责任的冲突、价值取向多元化与价值导向一元化的冲突、世俗性与超越性的冲突。要促进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坚持道义与功利的统一、自由与责任的统一、价值取向多元化与价值导向一元化的统一、世俗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四重伦理向度。     

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在传统伦理和现代市民社会之间

启蒙就是要促使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激发人的无穷想象力和无限创造力,真正确立起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目前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就是要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参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确立社会成员个体独立的法权状态,促使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从而为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创造条件。     

"体用"范式下的近现代伦理启蒙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范畴。“体”、“用”对举而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具有包括伦理在内的多重理论内涵。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如何处理伦理传统与西学的关系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体用范式风行一时,相继表现为三种主要的理论形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精神为体,文化为用”,从而成为伦理启蒙、思想进步的重要载体与理论工具。     

论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向度

解读自然的视域具有多重维度。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运演来看,在人类通过五官涉及并且按照自然规律、利用自然的物质条件、按自己的需要建造自然的时候,人与自然就结成了关系共同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然与人构成伦理关系。由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人与自然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伦理关系之一。     

略论近代中国家庭伦理的嬗变及其启示

近代社会中国家庭伦理的嬗变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现代转向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嬗变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均给后人以启示。     

儒家责任伦理及其现代反思

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它以对人的本原性存在的理解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体的责任伦理体系。儒家责任伦理既是世俗的伦理又是超越的伦理,注重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递进性,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性品格。发掘与反思儒家责任伦理中的积极因素与不足,无疑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代际伦理：一个新的伦理维度

代际关系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它使社会关系的纵横结构更加复杂。蕴藏于代际关系之中并作为代际关系之重要方面的代际伦理也就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新的伦理维度。代际伦理的各种问题已成为现代伦理学所面临的崭新课题。     

警察行政的公共性及其伦理向度

在政府行政由统治行政、管理行政走向服务行政的当今社会,警察作为我国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担负着为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和服务公共利益的重任。明确警察行政行为的公共性不仅能使我们对警察的社会角色有一个正确定位,同时也为我们探究警察公共行政的道德根源,对警察公共行政进行伦理学分析提供客观依据。     

从新教伦理再看传统佛教伦理的现代困境

大约100年前,中国的佛教改革家太虚和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相继注意到了佛教和基督教两者与社会经济之间的亲疏关系,并对此予以了研究,但由于条件所限,研究工作均未能深入.之后近百年,东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对造成佛教、佛教徒和佛教国家在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方面长期落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这种探讨在现代社会尤其受人关注.本文通过对佛教和基督教信仰模式的对比,对形成二教经济差距的原因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分析.     

现代社会祛除伦理的社会机制

在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纳粹如何借助于现代工业技术体系和官僚体系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混淆人们的道德责任,并最终阻止人们的道德行为,六百万犹太人就这样在大众平静的沉默中离去。现代社会祛除伦理的机制仍然没有改变,让人们保持道德沉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人类的大罪恶随时随地都可能再现。     

现代社会祛除伦理的社会机制

在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纳粹如何借助于现代工业技术体系和官僚体系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混淆人们的道德责任,并最终阻止人们的道德行为,六百万犹太人就这样在大众平静的沉默中离去.现代社会祛除伦理的机制仍然没有改变,让人们保持道德沉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人类的大罪恶随时随地都可能再现.     

当代道德生活中的底线伦理

当代道德生活中底线伦理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学科基础。对于底线伦理问题的考察,必须把它纳入到关于整个社会道德生活的理论框架中去。底线伦理确立社会制度的基本道德和个人行为的基本规范,成为解决重大道德问题的共同信念的伦理基础,又受到在根基和多元互动中的终极关怀的支撑和超越,有机地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结构。作为个人行为规范的底线伦理的保障,主要有待于文化生态的完善;至于作为社会制度道德的底线伦理的保障,则呈现出更复杂的状态:以合理界定国家和公民之间相互性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为核心,处理好和平、自由和正义这三个目标之间的关系。     

企业员工工作伦理的结构

采用自行研制的工作伦理问卷, 通过对全国8个城市955名员工、6所高校508名在校大学生以及两大军区461名现役军人进行问卷调查, 对企业员工工作伦理的因素结构进行了探讨。探索性因素分析(n=478)表明, 企业员工工作伦理由职业操守、工作意义、勤奋奉献、积极进取和人际和谐5个维度构成。验证性因素分析(n=477)结果表明五因素模型是比较理想的模型。复核效化检验结果表明, 基于企业员工样本得到的工作伦理五因素结构在大学生样本(n=508)和军人样本(n=461)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与预测力。文章最后对企业员工工作伦理维度的构成和内容进行了分析讨论。     

伊斯兰教伦理:传统形式及其现代意义

伊斯兰教传统内并无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但作为世界伦理一神教之一,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伦理思考和道德要求。在伊斯兰教内,信仰与善行的一致,也是宗教与道德的结合,这是伊斯兰伦理的实质。其核心是社会正义和扬善惩恶的现世诉求。伊斯兰教伦理的主体体现,是在《古兰经》和圣训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教义学、教法学、哲学和苏菲主义中,而基础是教法学。直到当代,伊斯兰教伦理的发展主体仍然显示在这一传统框架内。     

The Asceticism Dimension of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Shedding Its Status of Invisibility

Asceticism seems an “invisible” Protestant work ethic (PWE) dimension that has largely been ignored in research. This study, building directly on existing knowledge, investigated the possibility that deference to authority was central to asceticism and the possibl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In 3 samples of employed persons,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highly ascetic individuals were highly authoritarian, were low in advanced moral reasoning, and regarded ethically questionable activities benefiting organizations (but not individuals) as relatively acceptable. However, “hard workers,” another PWE dimension, regarded all ethically questionable activities as inappropriate, regardless of the beneficiary, and were less clearly authoritarian.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involving the PWE may sometimes be undetectable when combining distinct dimensions, and asceticism merits attention as a distinct PWE compon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