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后果论的哲学批评不适用于循证医学

1　导言循证医学起源于 1 9世纪中期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时代的巴黎 ,是后果论兴盛时期的产物。后果论认为 ,某种行为的价值可以通过对结果的测定来评估 ,在医学活动中 ,便是要求注重临床实际效果 ,强调经过大量临床实践证实有效的治疗手段才是正确的 ,即有确凿证据证实为有效的医疗手段才是好的、可取的。发现证据 ,即而严格遵循证据 ,这就是所谓循证医学的历史根源[1] 。后果论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它只注重事物的结果 ,忽略原因及发展过程。对后果论的哲学批评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很多重要的结果不能被适当地测定或定义 ;二是…     

论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一个根本区分:正当与善何者优先

道义论与功利论是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两种基本理论形态.两者的区分可以以正当与善何者优先来界定.一般来说,强调正当优先于善,并不以善来界定正当的理论是道义论理论,而以善优先于正当,并以善来规定正当的理论是功利论理论.     

论医学技术的社会后果控制

论医学技术的社会后果控制重庆医科大学（６３００４１）周立１９７２年由罗马俱乐部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出版的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照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在今...     

论佛教道德的层次性特征

佛教道德是近年来颇受佛教学界和伦理学界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佛教道德具有广泛适应性的重要原因是它的层次性。佛教道德涵盖了功利论、义务论和德性论等多个层面 ,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不同境遇下人们的需求。第一 ,佛教道德的功利论建立在善恶报应论基础上 ,为民间大众所乐意遵循。第二 ,佛教道德的义务论以佛教道德规范和戒律为核心 ,分为肯定性规则与否定性规则两种。第三 ,佛教道德的德性论建立在心性论基础上 ,以改善人的道德本性、提高人生境界为目的 ,是解脱成佛的根本出路。科学把握佛教道德的层次性特征 ,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佛教道德的独特品格 ,而且对当代的道德建设亦有启发。     

从公孙弘看汉初儒墨的融合

自觉融合其它诸家学说之长,做到广采博收、兼容并包,而又有所取舍、发挥运用,是汉代儒学能够取得理论上的优势并取得独尊地位的重要原因。其著名者如陆贾纳黄老无为之说入儒,贾谊颇采法家之术人儒,董仲舒援阴阳五行入儒等已久为史家广泛注意。但开创汉代儒学兴盛局面的弃学①代表人物公孙弘的综合儒、墨,从而将影响极大的先秦“显学”─—墨学融入儒学,并摈弃其中不合西汉王朝时宜的部分却无有措意者。本文拟根据史料,探讨墨学对公孙弘思想的重大影响,并试图说明以公孙弘综合儒墨为主要中介,墨学在汉代已逐渐融入儒学之中,对汉朝…     

论生命伦理学的自主性原则

自主性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首要原则,其本质在于个人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自主分为思想自主、意愿自主和行动自主.自主性原则的思想前提是道义论与后果论.在生命伦理学中,尊重、知情同意、保密和隐私权是自主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医疗实践中,自主权的行使必须与具体的情境相结合,其价值才能充分实现.     

论欺诈性侦查的双层伦理评价

欺诈性侦查与刑讯逼供不同,在进行伦理评价时会遇到"善恶难辨"的灰色区域。对欺诈性侦查进行伦理评价,应当避免持机械道义论或庸俗功利论为理论工具,而是应结合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各自优点走一条中庸之路,采用双层伦理评价的方法。对欺诈性侦查进行双层伦理分析,可以简化分析逻辑,避免伦理评价的绝对化与庸俗化;也可以更好地认清其"必要之恶"的本质,为适用"非法推定"框架分析法律问题奠定基础。     

从形式论看文艺学的教材建设

当前文艺学教材的形式论存在着以认识论的反映论为思想背景的内容决定形式模式和现代构成论、本体论意义上的作品结构形式分析之间的纠葛矛盾,具体表现为文艺的审美自律性和意识形态性、形式特性和社会因素、整体知识构架和局部形式分析之间的脱节、不协调.本文主张,要想强化教材知识形态的系统性完整性,应当深入探寻中西传统的精神信仰领域,看到西方形式本体论的符号化形式化建构和中国儒道思想道不离器和文质统一论之间的巨大分野,从对当代中国新的文艺经验和审美现象的理论思考概括中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形式概念,而不能不假分析地简单移植异质含混的西方形式批评概念于中国文本语境.教材可以采取语境普遍性立场,化普遍主义为谨慎有度地描述具体时空中有一定普遍性质的关系,在对反复出现的根本性问题的沉思和关键学科术语的辨析基础上进行适度的系统理论建构.     

论藕益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

藕益智旭是晚明时期的四大高僧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智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明显的圆融各家各派特色,对佛教与儒学的会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心性论的会通,对儒学心性论中的许多范畴和命题都作了佛学化的诠释;二是修养论的会通,他继承了前人以佛教之五戒来解释儒家之五常的思想,并提出五戒高于五常;三是孝道观的会通,他统一了世间孝与出世间孝,并进一步将儒家的孝和佛教的戒与慈结合起来.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不仅使得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契合高度,而且也表明晚明佛教摆脱衰落困境、走向复兴的迫切要求.     

关于“儒墨互补”问题研究的再认识

近年来儒墨互补问题已经进入一些学者的视野,并在研究成果上有一定突破;儒墨互补应是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的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它在哲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均对当今新文化构建、社会治理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有重要的启示。在当前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必须把所谓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有机对接,使儒家与墨家思想最优秀的文化内涵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天主教新自然法学派论结果主义伦理学

结果主义是现代西方学界非常流行的伦理学理论,功利主义是结果主义最重要的一种形式,相称主义则是结果主义在天主教伦理学中的一种表现.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评述新自然法学派对结果主义、功利主义和相称主义的分析和批判.     

从丘浚的科学观看儒学与科学的可容性

丘浚是我国古代自觉提倡并积极探讨自然科学的儒家学者。他将儒学的研究对象分为“性理之学”(相当于“哲学”)与“物理之学”(相当于“科学”)两个部分 ,并对当时儒者重“性理之学”而轻“物理之学”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不仅揭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必要性 ,而且还提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方法与要求。丘浚对研究“物理之学”的积极提倡 ,使我们看到了儒学与科学之间可容性的一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儒学重估——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

全面抗战时期,嵇文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下,对儒学传统做了大量阐释工作,弘扬儒学的正面价值,希望能使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在坚持党的政治与文化路线的基础上,主张发扬民族文化,着力于阐释儒学传统中的实践性与人民性,同时着眼于祛除长期附加在儒学之上的玄虚风气与士绅影响,使这种经过改造之后的新儒学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接榫,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新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新资源。嵇文甫的儒学论述,对于今天思考中国传统的价值极有理论参考意义。     

从神经可塑性的视角看压力与疾病的关系

压力致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与多种致病因素的相互作用、多个器官系统的激活和反馈、不同发育阶段对疾病的易感性等.这个过程中,神经可塑性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本文以神经可塑性为切入点,阐述了压力、发育阶段、个人发展、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     

从神经可塑性的视角看压力与疾病的关系

压力致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与多种致病因素的相互作用、多个器官系统的激活和反馈、不同发育阶段对疾病的易感性等。这个过程中,神经可塑性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本文以神经可塑性为切入点,阐述了压力、发育阶段、个人发展、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     

儒释之辩新解

本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儒释之辩,对吕才"有了因,不再立生因",以及"去体留依而为喻"的合理性作了分析与论证,并指出了对因明传播与发展的贡献和弊端。同时,也肯定了玄奘将新因明传入中土的伟大业绩,以及在汉传因明本土化过程中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