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应得什么 ——罗尔斯的“反应得论证”及其困难

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人们不应得基于自然天赋和资质获得的利益,因为从道德立场上看,这种应得的基础是任意的和偶然的。由此,作为公平的正义反对亚里士多德等应得论者的主张。后者理解的应得是一种前制度性应得,罗尔斯只承认制度性应得的合法性,即应得依系于制度规则,制度规则决定着应得的正当性。诺齐克和斯特恩伯格等人对罗尔斯的"反应得论证"提出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存在误解。"反应得论证"的真正问题在于:一是罗尔斯因"权宜之计"放弃对前制度性应得中关于人的自主性的考虑,而人的自主性是支撑正义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二是他把制度性应得、资格和合法期望等同起来,从而混淆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     

罗尔斯应得理论的不对称性

个人主义的道德或伦理致思与柏拉图式的整体主义社会利益分配方案似乎本应是相互隔绝的,但是罗尔斯硬是把它们扭合在一起,于是,他的理论就显得极为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最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应得"这一概念的描述中。分配正义中的应得是制度性应得,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是道德应得。批评者认为罗尔斯无法自洽地主张这种不对称性。罗尔斯主张分配正义中的应得要受休谟式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审查,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由于其基础是与自然主义的世界相隔离的"自然"的道德义务,则被免去了要面对休谟式的怀疑主义追问的负担。而如果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可以并存,分配正义中制度性应得概念和惩罚正义中的道德应得概念就不矛盾了。     

什么是应得——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是应得正义在今天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主要原因。在前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在后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宽泛"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前后期思想的变化是罗尔斯在面对一系列批判之后进行理论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对批判理论的审视和反思中,罗尔斯又固守和强化了原初的基本立场:所有的应得都是"道德应得"。不存在"前制度的应得",它仅表达某种道德价值;"制度的应得"以合法期望和资格出现,因而应得不是正义原则。罗尔斯对应得的批评以及对他的批评之批评,为我们反思应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其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效应是,在有关应得的基础之深度分析中,人们发现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缺失真正的基础。     

罗尔斯论个人应得

罗尔斯对个人应得的思考是其分配正义理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与如何恰当地理解其差别原则具有重要关联。然而,与罗尔斯理论中的其他论题相比,他对应得的论述不仅尚未得到充分讨论,还很容易遭受误解。本文试图表明,罗尔斯并未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应得的概念,而是在其公平正义观的理论框架中将它转化为制度规则下的“正当期望”概念。此外,差别原则不仅符合罗尔斯在其理论中对传统意义上的应得的处理,实际上也是他将前制度意义上的应得概念转变为正当期望概念的主要方式。因此,罗尔斯对应得的处理并不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在其理论中制造了内部张力。     

罗尔斯与功利主义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功利主义都把对方看做最主要的理论对手.这篇文章站在功利主义立场上对罗尔斯提出了批评:一方面,罗尔斯对功利主义所做的大量批评完全被误解了,也就是说,罗尔斯不仅没有驳倒功利主义,而且他对两个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的比较也是无法成立的;另一方面,因为两个正义原则与功利原则处在不同的层面上,这样从功利主义出发,不仅能够论证功利主义可以作为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的基础,而且事实上罗尔斯也依赖功利主义者所使用的论证.     

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与休谟式正义的环境

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指责:激进主义者指责他对正义的应用范围和作用强度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社群主义者指责他不恰当地将正义置于核心位置。事实上,这两类指责都指向罗尔斯实质性正义观念背后的框架性预设,即休谟式正义的环境:激进主义者认为这一环境有如紧身衣,而社群主义者认为它遮蔽了其它的同等重要的社会生活的环境。为了对罗尔斯的正义观念进行替换,首先要替换这一框架性预设。努斯鲍姆所提出的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式正义的环境便体现了这样的努力。然而,这些指责忽视了正义的环境对于正义的规范性原则的内生性构成作用。规范性的正义原则可以对社会生活的环境做出一定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必须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论罗尔斯反驳前正义应得的理由

流行应得观以实现应得来定义分配正义,这就使其在评估社会的制度安排时,主张"应得先于正义制度而确立,并作为衡量制度正义与否的尺度"。罗尔斯驳斥了先于正义制度的应得,认为应得依系于某一特定正义制度而确立。罗尔斯从人们不应得其天赋、社会家庭环境的角度对前正义应得的反驳,依赖于一个并不可靠的前提,因此屡遭诟病。但这并不表明罗尔斯颠覆流行应得观的努力的失败。罗尔斯对竞赛中应得胜利现象的分析,隐含了反驳前正义应得的另一个更为有力的理由。     

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正义与共识——对罗尔斯正义观念实践功能的批判性考察

对约翰·罗尔斯而言,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指的是它能否得到民主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可,从而帮助他们在正义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了实现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他的方法是诉诸一种抽象的组织化的理念,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互相冲突的理念和原则赋予融贯性.罗尔斯所提出的这一共识的基础,即一种正义观念,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公民的认可,关键在于一种为了融贯性而做出的理论重构,相对于我们对正义的日常理解如何能够具有权威性,而罗尔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回避.这表明,为了说明政治哲学如何能够解决我们的实践分歧,我们仍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论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对立以及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兼论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路径

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本质上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的争论。罗尔斯从正义原则是独立于人们的各种善观念、善目的的角度论证正义优先于和决定人们的善观念、共同善目的,而桑德尔则通过批评罗尔斯所预设的自我观的个人主义性质,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双方的理论代表了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两种基本路径。对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利益、规律的一般关系和历史运动进行深入分析,是正确研究正义与善之间关系的更加合理的思路,这也正是对双方理论进行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所在,因而也是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基本路径。     

罗尔斯“社会基本善”的理论弹性：一个内部辩护

在罗尔斯正义理论中，作为社会的背景条件和通用手段，社会基本善是正义理论所重点讨论并予以分配的客观对象。这一观念遭到了阿玛蒂亚·森、理查德·阿内逊和G.A.柯恩等人的批驳，被指责缺乏理论弹性，因为其一方面无法容纳人们在善的转化上的人际差异而深陷“拜物主义”,另一方面低估未经选择的不良运气的影响而不足以体现平等和博爱之精神。然而，从罗尔斯关于人的观念、分配正义的适用范围以及公平正义学说的性质等理论的主要维度的阐释来看，他们的质疑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挑战，故社会基本善的观念仍有足够的理论弹性。对此观念的辩护和澄清，有益于更为准确、深入地把握罗尔斯正义论的内在逻辑。     

论公平正义中的三重人性设定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正义理论,其受到的许多反驳与其多重人性设定相关。罗尔斯的正义环境论说和融贯论证成方法使得他深受休谟人性观(我们有着有限的利他心)的影响;而他对无知之幕的设立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强调又受到经济人设定的强烈影响;但在提出正义原则及其证成时又显示出康德的深刻影响,隐含人有善良意志,要求有充分的利他心。多重人性设定得以并存的缘由在于罗尔斯混淆不偏不倚与运气平等主义,混淆"不应得"与"非应得",以及正义两原则在推理上的断层与实际含义的妥协。澄清各种混淆后,我们基于休谟的人性观才可获得对公平正义最融贯的解读。     

是基本的正义原则还是理想的社会管理规则?——G.A.科恩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义观的分析和批判

如何确立一个社会的正义原则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确立正义原则的原初状态理论,这一理论把正义原则等同于原初状态中人们选择的产物。对此,牛津大学G.A.科恩教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他在其《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论证说,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实际上是把理想的社会管理     

不偏不倚性与正义观念的多元性--亚马蒂亚·森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评

森把罗尔斯处理正义问题的进路概括为以追求单一的完美正义原则为目标的先验制度主义,他批评这种进路既非必要亦不可行.通过澄清一些误解,能够论证在正义这个问题上,界定单一的正义原则是必要的,但罗尔斯的所谓合理的正义观念的确面临着由一种高阶无偏倚性要求带来的多元化压力.为此,罗尔斯提出了一定程度上化解这种压力的途径及合理性.     

“差别原则”与优先主义——在罗尔斯与帕菲特之间

当代政治哲学研究者德里克·帕菲特提出了分配正义的优先主义原则:在分配的问题上应该优先考虑社会中那些最穷困的人。帕菲特认为,相比于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所提出的平等原则,优先原则是更优的分配正义原则。因为,平等原则可能会遭遇"拉平反驳"和"分割的世界"这两个理论困境。帕菲特的优先原则与罗尔斯的平等原则之间的理论分歧是深刻而长远的,其根源在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功利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     

国际正义之限度:援助义务——对罗尔斯拒斥全球差别原则的探源

在《万民法》中,罗尔斯将正义理论从国内领域向国际领域扩展时,放弃了差别原则。这种做法招致世界主义者的质疑,被视为前后观点的不一致。实际上,在其理论的转向过程中,罗尔斯不再预设封闭的世界合作体系,而是从尚不充分的国际合作关系和合理多元论的现实出发,将影响国际正义的主要原因归于国内文化、政治、制度等因素,然后提出较弱意义的作为过渡性原则的国际援助义务,为国际分配正义划定界限。罗尔斯前后观点的不一致并没有对他的正义理论整体的内在逻辑造成冲突,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对多元论现实的过分强调,从而使万民法止步于国际正义。但正是他对多样性的重视,使我们在继续推进其正义理论时须更加谨慎、合理。     

对融合限度的反思——驳近年来西方学界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倾向

《正义论》曾长期被西方左翼学者看作是为福利资本主义的辩护之作。进入21世纪,罗尔斯在两部新著中把福利资本主义斥为不正义,并申明他自己的正义理论吸纳并克服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西方学界遂出现了一股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潮流。然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罗尔斯的契约论政治理论在人的观念、社会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路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这就使得雷曼、亨特和布鲁德尼等人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尝试很难取得成功。     

反思平衡:罗尔斯理论转向的方法论基础

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贯穿于罗尔斯建构正义理论的全过程,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普遍的道德原则与相关的背景理论,通过将它们进行反复比照、不断调整以达至内在的平衡状态,成为检验公平正义学说的合理性标准。但是,由于后来罗尔斯觉察到了自由民主社会之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正义观念上产生分歧的现象即合理多元论的事实,并将此种现象归因于理性的"判断的负担",因而他不得不使其公平正义学说从最初作为一种合理完备性学说转向一种作为各种合理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之结果的正义的政治哲学,以应对相关背景理论尤其关于人的理论所发生的变化。正因诉诸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罗尔斯实现了其正义理论的政治转向。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理性建构方式的转变

从前期的《正义论》到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从规范性的正义学说向政治的正义观念的转变,与之相对应,其理性建构的方式也发生了从道德建构主义向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多元主义的影响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标志着罗尔斯思想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他所作的理论尝试都获得了成功。事实上,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体系和政治建构主义方式仍然有缺失之处。     

罗尔斯理性契约论中的错误

在《正义论》(1971)出版20年之后,罗尔斯公开声明,在理论中将正义理论描述为理性选择理论是部分错误的.这里包含两个主要的问题,它们关系到构建原初状态和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值的推论.由于在霍布斯的模型中,道德与理性是不相关的,所以罗尔斯试图构建一个公平的原初状态.因此罗尔斯的理性契约论证明是理性而公平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犯了道德假设先于理性的循环错误,而这一点或许是理性上任意的.而且,由于它具有非常保守的规避风险的心理态度,罗尔斯就无法表明,在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值的策略推论中,较高级的理性会凌驾于其他策略中的理性.这些就是罗尔斯不得不承认错误的原因.出于他的正义理论的辩护策略,罗尔斯转向了康德的自由概念和平等的道德人的概念,而围绕康德的概念是存在一些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