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对诸子学派的学术批评

先秦儒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始于孔子对道家学派和儒家自身的批评;孔子也批评了早期法家、名家和"小说家"的某些思想因素。孔门"七十子"及其弟子的学术批评,基本发生在儒家内部,其中以子游、子夏、子张间的学术批评和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相与论性情,"皆言性有善有恶",影响最大。战国中后期儒家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除孟子对杨、墨和荀子对"十二子"的激烈批评之外,对诸子学派最著名的学术批评,是孔子七世孙孔穿对名家公孙龙的批评和孔子九世孙孔鲋及儒者董无心的"诘墨"等。先秦儒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反映了原始儒家的思想特点和价值取向,值得重视。     

廖平对《春秋》经的认识

廖平对《春秋》经的认识,有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廖平的经学史研究阶段,认为《春秋》是孔子所制作的“经”,包含了孔子的“素王制作”之义,即为后世的“一王之法”;在其经学理论的建构时期,《春秋》经被廖平作为其建构孔经“人学”的经典。事实上,《春秋经》廖平的孔经天人体系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符号,且随着廖平经学理论的变化,被不断地赋予不同的功能。     

试析《庄子》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

《庄子·天下篇》是中国学术批评史上的开山之作,其主要内容是对先秦诸子及其人物的评论和评价。但就其反映的理想人格的类型来判断,《天下篇》并非庄子本人所作,而是其弟子或后学的作品。庄子本人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见于《庄子》内七篇。庄子本人批评的道家人物,除了《天下篇》中论及的老聃(老子)、宋钘(宋荣子)和庄子本人之外,还有列子(列御寇)、接舆、南郭子綦(南伯子綦)、阳子居(杨朱)等。庄子所批评的"儒、墨",实际只有儒家的孔子及其弟子。由于"儒"及孔子的"师儒"身份,包括庄学在内的诸子学派的渊源皆可追溯至孔子,故庄子本人不可能对儒家及孔子有激烈批评。《庄子》书中对"儒墨""杨墨"或"儒、墨、杨、秉"及惠施的批评,实际上只涉及名家和名辩作风,反映了先秦逻辑学由形式逻辑向辩证逻辑发展的重要线索。庄子弟子或后学对先秦诸子的批评与庄子本人的先秦诸子批评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礼法·法天·法术——先秦法制模式及其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 中国就有丰富的法学资源。儒家、墨家乃至道家都有自己对法的独特理解, 法家思想更是源远流长, 在先秦时期即与儒家、道家和墨家分庭抗礼。通过对它们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可以加深领悟各家的思想特色。一、礼法·法天·法术———先秦的法制模式先秦诸子对法的理解各不相同,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归纳起来, 先秦的法制思想主要有三种模式:1. 儒家的礼法模式对于刑与德两种治国方略的效果, 孔子做了如是比较: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这就是说: 其一, 孔子…     

吴虞对荀子的评说

吴虞对儒家的基本态度是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等儒家代表人物都受到他的攻毁。但他对战国末年的儒学大师荀子却是个例外。 本来吴虞对荀子亦持基本的否定,但后来经过他对《荀子》的重新审视,又以为荀子的见识度超越儒家与诸子,甚至视荀子为儒学中的路德、中国古代学术界的培根。并写作了《荀子之政治论》、《荀子之〈天论〉与辟机祥》、《荀子之〈劝学〉及〈礼论〉》等三篇论著,来阐发荀子的政治观、天道观与人性修养学说,对荀子的学说作了高度的评价。     

《论语》中的“文”

《论语》中的“文”含义丰富，既反映了不同语境下的多重含义，更折射出诸子时代前后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由德礼体系向仁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西周春秋时期的思想史围绕且聚焦于“德”,并塑造了德礼体系；孔子则进一步突出“仁”的意义，在仁礼互动关系下重新阐发了“文”。孔子和儒家学派将六经作为经典之“文”的重要代表，亦通过天人之道来论说“斯文”,进一步深化“文”的哲学价值，由此建构出基于秩序性与神圣性的思想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和儒家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与意义。     

儒家对《易》的经典化

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马王堆帛书等出土资料的发现推翻了今本<易>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易>在焚书之后的秦汉之际以至汉代才成为儒家经典等说法.关于<易>之经典化的问题,要把它当作"孔子圣人化"的儒教形成运动之一环来考虑.儒家将<易>视为经典的原因是<易>的性质方便赋予孔子为王之资格,<易>被视作经典的开始时间最有可能是在春秋末战国初,即西元前400年左右.帛书<易传>展现了儒家将作为先王之书的经典与孔子两者之间联系起来,并以此为手段,展开为了伪装孔子具有圣人资格的儒教运动.然而这一运动在儒家内部有若干不同流派,将其与<易>结合或将其与六经全部结合也只是其中之某一派别.     

古中之今——沃尔夫的《中国实践哲学》及其欧洲语境

孔子所缔造的中国文明之"长寿"令诸西方文明无法匹敌,孔子本人的成就与影响也令众多西方哲人瞠乎其后。有别于"轴心时代"的其他东西方文明,孔子所创的儒学是世俗化的而非宗教性的,且属政治伦理学而非政治哲学。近代德国哲人莱布尼兹率先因宗教上的"中国礼仪之争"认识到儒家文明的独特之处,但却主要局限于科学与宗教维度。继之而起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对"中国实践哲学"进行了伦理学上可知论与渐进论的解释,从而对前者赋予了超越其时代的现代性,并对康德的伦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以修己以安民？——人的需要与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

孔子儒家之“学”不外是一种修己安民的君子之学,亦可说是一种以君子为治体的修己治人或经世济民的道德政治学。“儒者,人之需也”,孔子儒家之学实为适应人的需要而生,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乃是其一切理论主张的重要根据。从适应人的需要特别是参照或借鉴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人们可以更好地来理解和阐释孔子儒家之学的本质义涵,尤其是君子之学与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要而言之,孔子儒家的君子之学及修己安民之道的核心要义、最具深意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是对人类不同层次的需要或人民生活的各种需求与愿望所做出的某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回应。正唯如此,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理念才能在历史上逐渐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产生共鸣,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     

脆弱性:科学技术伦理学的一项原则

保护脆弱者是儒家大同社会的一个特点.孔子说:在"大同"社会中,"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子路问孔子:"愿问子之志",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惟其疾之忧."[3]儒家对于脆弱者义务的承诺蕴含在儒家关于"仁"的概念之中.     

孔子思想的道德力量

孔子思想的道德塑造力量,使儒家文明成为"道德的文明"。这一力量主要源自孔子思想中的崇德、贵仁、尊义、守中、尚和等内容。具体而言,孔子坚持道德重于一切的态度,他以仁爱为道德之首,主张他者先于自我,道义高于功利,以中庸排斥极端,以和谐取代冲突。孔子思想的道德力量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将继续发挥重要影响。     

荻生徂徕的孔子观——从“圣人”到自画像

随着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中国儒者推崇孔子的传统也随之传入日本。但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家荻生徂徕却与其他的儒家学者不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孔子观。由于徂徕认为自己不是圣人,所以不能凭借私意来判断孔子是否为圣人,只好随众一起姑且称孔子为圣人。孔子将"先王之道"传于后世,所以徂徕认为孔子是"传礼者"或传道者。而徂徕认为自己同孔子一样也是将"先王之道"传于后世即当时的日本,所以徂徕也将自己定位为传道者;加之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政治主张同孔子十分相似,所以徂徕也以日本的孔子自居,即将孔子作为自己的自画像。     

《子藏·道家部·庄子卷》简介

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杂家等诸子之学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汇聚诸子思想的诸子文本诞生伊始,伴随后人对文本的不断诠释、解构与重建,子学如同鲜活的生命体,不断发展、演变,生成一代又一代的新子学,从而不断地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使之变革、发展。     

“孝”与“非孝”之争——以墨、道、法三家的非儒论述为中心

在先秦诸子的论说系统中,儒家是最重孝的学派."孝"作为子事父的伦理要求,包括"孝生"与"送死"两个方面.本文简要回顾了儒家关于孝的一些说法,并通过考察墨、道、法三家关于"非孝"的不同言路,进而与儒家比照对观,发现它们思想性格之间的差异.可以说,先秦诸子以"孝"为中心的论辩境域反映了各自独特的言说路向,为我们切近了解诸子之间不同的立论基调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孔孟道德修养思想之比较

中国儒家伦理文化非常重视个体的道德修养,并将之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础.孔子、孟子开创了儒家文化发展之先河,在他们那里有着非常丰富而精辟的道德修养思想.在如何通过道德修养铸造自我品性方面,孔子和孟子既具有认知上的共同性和传承性,同时又具有各自的思想特色,对之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和开发其中之思想精髓和理论精华,对于开启我们今日之心智无疑大有裨益.     

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

有关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传统学者认为关系密切,而现代学者曾受疑古思潮影响,否认传统的看法。当代学者运用双重考据法,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先秦汉代儒家典籍《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有关孔子论《书》的一些内容,从三方面(论"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高宗肜日》"德之有报之疾"说、孔子阐发《吕刑》篇礼刑观)论述先秦汉代儒家心中的孔子的思想、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由此可见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差异。这在儒家阐释史上很有意义。     

历史危机、人生信念与实践抉择——儒家性善论的发生学分析

性善论是儒家人伦文明的精神标志,但它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或所谓应然追求。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殷周以来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继起探索与人文追求的一种历史结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周公的"以德配天"并以制礼作乐的方式完成对殷商以来传统天命观的人伦落实,使中国文化彻底告别了外在信仰的形态,走上了以人伦文明落实天命信仰的道路。继起的孔子,又以个体之士的身份深叩礼乐之源,通过视听言动之内在性统一,将德性文化与礼乐文明凝结为一种君子人格及其人生信仰。到了子思与孟子,则一方面以"天命谓之性"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天命根源,同时又通过实践生活中的"大体"与"小体"之辨,将"天之所予"的道德善性直接落实于君子的日用常行之中,从而完成了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信仰凝结与精神奠基。     

从《孔子诗论》所言《关雎》主旨看儒家的礼教思想

<诗经·关雎>是孔子及早期儒家最重视的篇章之一,但西汉以来后儒所言<关雎>主旨却是说法纷纭.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诗论>言<诗经·关雎>主旨是"改",即由"好色之愿"到"返纳于礼"的转变.孔子及早期儒家对<关雎>的重视,反映了孔子希望"正夫妇"之礼的愿望,以及要求人们"克己复礼"并重视婚姻家庭伦理教化的观念.     

试论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

孔孟在治道观上并不完全相同 ,而是同中有异。孟子在继承孔子正己以正人的德政原则的基础上 ,不仅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原则的理论根据———性善论 ,而且以实行有利于民众生产、生活的政策措施———仁政为治国的第一要务 ,将治道的重心从孔子的“正己”转移到“安人” ,更加鲜明地凸现了儒家治道的民本主义精神。深入探讨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 ,对全面正确地把握儒家治道必将有所裨益。     

论儒家道德本原的二重建构——以孔子为例的考察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儒家道德之本原作了深入的思考,最终形成性、命二重建构的儒家道德本原思想。然而现实中,人们或突出性的道德规范义,或强调命的道德超越义,对其建立在道德规范义与道德超越义基础上的性、命二重建构理念缺乏领会。这容易导致任性与任命两种极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孔子原有思想的深刻含义。故全面、深入阐释孔子的儒家道德本原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