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举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讨论会

北京市哲学会中国哲学史组于12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讨论会。 发言同志一致认为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近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欣欣向荣。但是,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在研究领域上还存在许多空白。如     

《公孙龙子》的评价问题

“四人帮”所造成的学术方面的思想混乱,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中国逻辑史也毫不例外。“四人帮”遭到了历史的无情的裁判,被粉碎了。于是在华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科学研究开始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形势。现在才有可能对中国哲学史和逻辑史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百家争鸣和从事科学性的探讨。《公孙龙子》书的评价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     

批判“影射史学”,恢复哲学史的本来面目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继承林彪反党集团的衣钵,接过革命口号,利用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大搞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他们喂养了一批“梁效”、“罗思鼎”之流的无耻文人,虚构一整套所谓“儒法斗争”的模式,伪造历史,践踏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把早已破产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谬论,重加装饰,强迫推销。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制造严重混乱,为他们篡党夺权,搞反革命复辟阴谋服务。党中央号召从理论上、思想上深揭狠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在各个领域内肃清流毒。对“四人帮”炮制的“儒法斗争”的反革命谬论深入批判,是我们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刻不容缓的责任。     

中国哲学史如何可能:冯友兰的回答

从存在论的角度看 ,2 0世纪初叶以来 ,“中国哲学史”的“有”(Being)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有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名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 ,在大学哲学系的课表里会找到“中国哲学史”这样的课程。但正像老黑格尔爱说的那样 :“存在的不一定都合理”,“中国哲学史”必须从自发     

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

本年五月十日至十四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是本年元月间举行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的继续。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研究室会同召开的。参加的人除北京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与中国哲学史教学及研究工作人员外,还有从上海、广州、东北等地来的专家。这次会议的性质和上次的座谈会一样,主要是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尽量提出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存在的待解决的问题,以作将来再行召开大型讨论会的准备。上次座谈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的问题,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与唯心斗争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曾引起热烈的争     

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一卷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开展起来的,因而比起哲学的其他学科,成果较少。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与高等学校哲学教学的需要,是极不适应的。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怀着高度的责     

中国哲学史研究概述

中国哲学史,近年来学术空气比较活跃,特别在理论方法论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一时期论文、专著的发表和出版是建国以来最兴旺的一个时期。这种情况反映着打倒“四人帮”以后,学术界思想解放,敢于探索新问题的精神面貌,它将是有利于百家争鸣,有利于科研发展的。     

走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格义”时代

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审查报告”中,认为“中国哲学史”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来对待,同时“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通的论理”来对待;另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来对待,同时把欧洲论理学当成一种“特别的”而非“普通的”论理学来对待。第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在中国的哲学史”,第二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中国哲学的史”。如果按照第二种写法去写,则有两个根本的设定:欧洲的哲学不是普世哲学,而只是诸多哲学之一种;欧洲的论理不是普世论理,…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1987: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一年

1987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中专著问世最多的一年。李振霞主编、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丛书”,包括《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上、下册)、《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1—4)、《中国现代哲学史论文     

文本诠释与哲学史研究

受西方学术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采取“观念先行”治学原则。人们用某种观念统辖中国哲学文献,呈现了一种与中国人的生存和思想若即若离的中国哲学史述说。胡适的史料批判法、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法、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确立了这种哲学史研究的最初范式。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需进一步与中国传统阅读习惯接轨,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典型地表达了这种传统读书经验。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契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杰出代表之一。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逻辑结构的开发、基本精神的新思两个方面简要展示冯先生的理论贡献。逻辑结构的开发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对子”结构上,整个中国哲学史几乎被描绘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突出强调了哲学中的党性原则以及哲学与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联系。“文革”之后,不少学者逐步摆脱“左”的思维方式的限定,他们以黑格尔、…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短短的几年中,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具有一定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的著作和论文。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展研究在我国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所以无论在研究的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不够的,尚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好这些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开启“中国哲学史”写作的新范式——评郭齐勇教授新著《中国哲学史》

在大学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史”有十多年了,坦率地说,我还从来没有用过专门的教材,不是我不信任那些哲学史教材,而是感到讲哲学思想史,总是要自己理解了原著才好讲给学生听。因此之故,我也一直想写一本“中国哲学史”,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行动。近日拜读了郭齐勇教授的新著《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下引仅注页码),让我惊喜不已!因为这部著作不仅克服了诸多“中国哲学史”教材共有的弊端,而且开启了“中国哲史学”写作的新范式。读罢此书,深感有使其在学界流布之责任,故写出如下文字,冀能生引介之效。其一,“哲学问题”…     

評馮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論文集”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论文集”(1958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他在解放后用马列主义辞句装璜起来的七篇论文。著者的自我评价并不低,认为“对于学习中国哲学史也可能还有—定的用途”“供大家参考”(论文集序)。要是说这本书可供学习中国哲学史参考的话,那只能说是给予我们一个典型的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界限,歪曲中国哲学史的基本面貌,宣扬唯心主义和散布修正主义观点的反面教材。作者说解放后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以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个思想为指导的。几乎在许多文章开端就摆出这句话,而实际上作者论文的基本观点都是货真价实的“新理学”观点的继续。这是读者要特别警惕的。     

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与哲学史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曾说: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研究哲学必须通晓哲学史。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必须通晓中国哲学史。当然同时亦必须对外国哲学史有较深的了解。西方英美德法各国的哲学家都尊重本国的哲学传统。这种精神是值得注意的。以前西方学者写西方哲学史,书名就称为“哲学史”,意谓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罗素比较谦虚,他所写的哲学史书题为“西方哲学史”,晚年又著“西方的智慧”,表示西方以外东方也有哲学,这是客观的态度。近十年来,国内出版了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是好现象。但因受日丹诺     

慧命相续:冯友兰新论

该著汇集了作者近20年研究冯友兰学术思想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作者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观、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思想,深入地探讨了他重写“中国哲学史”的经验、教训,详细地考察了他关于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沉思,深刻地揭示了他在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和创新中国哲学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推进“冯学”的深入研究。     

本刊编辑部召开哲学史工作者座谈会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北京和在京的一些省,市的部分哲学史工作者,就如何从哲学上深入揭批“四人帮”;如何开展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如何办好《哲学研究》杂志等问题举行座谈。参加座谈的有:侯外庐、黎澍、任继愈、贺麟、汪子嵩、王明、陈元晖、汝信、艾力农、石峻、江天骥、陈修斋、杨宪邦、李志逵、方立天、王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反思和几点想法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1919年2月,即“五四”运动发生前夜,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模仿西方哲学史的写法,把中国古代思想中西方人称之为哲学的那部分单独加以述评,使中国哲学史从一般学术史中分离出来。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至今只     

回顾与展望

近年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也还需要进一步开展。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最早出版的是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随后,又出版了几部教材和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