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腐败与权力监督

腐败的核心和要害是权力腐败。权力的自蚀作用,权力的过分集中,监督制约机制的松散、不健全,腐败分子经不起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考验等是造成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权力腐败导致社会财富流失,直接影响经济建设,严重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动摇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威胁社会的稳定。反对权力腐败的关键是权力监督。     

作为暴力的微博:内生逻辑、运行过程与伦理规制

微博暴力植根于三个内生性逻辑:在制度层面,微博带来的话语权释放未能受到权威的有效限制导致了权力的僭越;在行为层面,主体独立性受到削弱甚至迷失在微博空间;在环境层面,私人空间公共化和公共空间私人化两种趋势共同催化了暴力行为。从过程上看,微博暴力大致经历了群体极化导致集体非理性、暴力行为出现在网络与现实空间以及公共议题迅速转移和集体责任逃避三个阶段。关于微博暴力的伦理矫治应当处理好自律与他律、自由与责任、虚拟与现实的关系,尤其突出主体的自律。     

政治伦理视域中的公民教育

政治伦理视野中的公民教育是基于国家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围绕政府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的社会公共政治伦理教育,它是培育契合国家政治精神和社会公共伦理期待的合格公民之教育实践活动.     

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建构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腐败的易发期和高发期,构建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有效开展预防腐败工作,是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我国腐败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及其变化趋势,今后一个时期预防腐败制度建设需要有新思路,重点抓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中的设计环节、执行环节和监督环节,在治"本"、治"软"和治"松"上下功夫、花力气.而且还要有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新对策,围绕权力配置不合理且缺乏必要监督、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尚不完善等状况,加强预防腐败制度建设.     

腐败的心理学分析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发达国家,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在不发达国家,腐败现象更普遍,更严重,表现形式更加直接。腐败是伴随着权力而产生的一种有能力的权力滥用,腐败行为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害。腐败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腐败案件数量不断增加,腐败案件金额逐渐增大,大案屡出不穷。据统计,2001年1—8月份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察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2.3万多件,有4名省级干部被查处,100多名     

论公共权力视阈下的官德建设

"官"是掌握权力的人群,其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公共权力.在良好的政治中,公共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其制约方式大致可分为制度的与道德的两类,其中道德对权力的制约更为基础.     

权力感对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行为的影响：共情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权力感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以236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故事回忆法操纵被试的权力感水平,并测量其共情水平及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行为。结果发现,高权力感者比低权力感者表现出更少的合作行为;高共情者比低共情者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共情调节权力感与合作行为的关系：高共情缓冲高权力感对合作行为的负面影响。该发现深化了对权力感和共情在社会互动中作用的理解,凸显了个体特质在行为塑造中的重要性。     

用法制遏制腐败

用法制遏制腐败李建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把坚决制止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近五年内五项阶段性任务中的第一项，作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因而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之...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伦理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个人权利的充分张扬,私人利益和公共伦理之间显示出深刻的矛盾。早期经济自由主义者将这一矛盾的解决归于市场过程,黑格尔主义则寄望于国家权力。二者都忽视了公共交往在伦理建构中的作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交往所形成的公共伦理,是市场经济社会在自身发展中产生出来的理性力量。它克服了市场交换原则和政治强制原则的局限性,为这一矛盾不断的解决提供了动力。     

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及其限制

公共秩序是以公共权力运作为枢纽的行为规范体系。作为源于社会又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力量,公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其有效运作是公共秩序得以维系的前提,而其不当运作又往往导致公共秩序的崩溃解体。因此,如何有效地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就成为政治秩序建构和维系的关键,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     

权力、制度与环境:信访腐败形成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腐败行迹的曝光触碰到以前很少关注的信访腐败问题。信访腐败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信访制度合理性与合法性认同,损害到我国政府公信力,降低了干群关系的互信度。所以,信访腐败治理迫在眉睫。本文围绕权力、制度与环境三个维度,揭示信访腐败形成的内在机理,为治理信访腐败提供了一个认识前提,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理想的公共生活如何可能——对"公共理性"的一种政治伦理学阐释

追求理性的公共运用是现代公共生活的核心理念.公共理性作为公民所应具有的理性,运作于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以及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意在生成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与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当性共识,以促进公益、维护公民之权益.公共理性的存在与有效运作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治理具有积极的价值与功能.     

人权:从集体主义角度看

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人权观里蕴涵着某些真理性的因素 ,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极的。然而 ,自由主义人权观的要害在于个人主义 ,即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夸大化、绝对化 ,从而完全否定集体 ,否定社会公共权力 ,包括国家权力。对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 ,包括关于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 ,不是从思想上就能够化解得了的 ,而是要诉诸实际 ,有些甚至还要发展到武力对抗。为了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不致引起社会的分裂与崩溃 ,就必须设立一个社会公共权力来维持。这个社会公共权力 ,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反映、调整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 ,代表他们的共同要求 ,排除和制止某些个体 (或群体 )的某些不合理的权利 ,抵制外部的侵略和压力。更重要的是 ,它应该成为一支积极的实践活动的力量 ,集合社会上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 ,去保卫人权并实施和落实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人权与集体主义不是根本对立的 ,坚持集体主义不但不会损害人权 ,反而能够更好地把握人权 ,找到实现人权的正确道路。     

进化心理学视角中的腐败行为及心理机制

腐败作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领域学者针对腐败行为产生原因与对策进行探讨。普遍认为制度、权力、文化等因素是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个别研究涉及到腐败主体的内在心理。进化心理学从进化和适应的视角对人类行为发生及心理内在特征具有终极解释度。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进化心理学的独特视角,从个体生命史历程(如童年创伤、贫穷经历等)去揭示腐败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有矛盾

从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现实经济生活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的特有矛盾可以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一切公有制所共有的潜在于公有制自身中的矛盾: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劳动人民公共所有,但又不归其中任何个人单独地直接所有。也就是说,每一个劳动者都是社会生产的主人,都有义务和权力关心和维护公有财产与公共经济的发展;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无条件地对公有财产和公共经济     

宽容的销蚀和不宽容的抵制

宽容是行使权力时的一种禁欲主义的结果。这是一种美德，一种个人的美德和集体的美德。认为它只具有有利于某种形式的权力、即国家的权力的意义，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不宽容具有包含在权力中的第一种冲动：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     

村庄选举与政治权力和集体财产的再分配

这个关于中国北方某村庄竞争性选举的研究指出了两类矛盾:一类是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另一类是村庄精英与寻求权力者的矛盾。村民与老村官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后者的腐败与管理不善,导致了集体财产被严重侵蚀和再分配的不公。而村民与新村官的矛盾则在于:后者无法解决老村官遗留下来的问题。这对矛盾不仅引发了民怨,同时也燃起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精英分子之间的矛盾集中在对政治职务的竞争,由此导致了选举中以及之后政治派别和派系的形成,这已成为乡村政治一个显著的特征。对该村治理问题的调查表明:自由选举导致政治权力激进的再分配,因满足不了村民对集体财产重新公平分配的深层愿望,而无法令村民满意。     

对腐败本质的深刻揭露

世界上一切害人的东西,当人们还不了解它的本质和规律时,就只能成为盲目的受害者;一旦掌握了它的本质和规律,人们就制止它、消灭它。《反腐保廉和社会发展》一书,对腐败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为根治腐败提供了一件很好的武器。作者揭露了腐败的共同本质以后,便详细考察腐败现象的三种类型:一是权力占有欲和人格权力化。二是官僚机构与官僚作风。三是异常追求与腐化堕落。 腐败类型的划分和揭露,使我们在了解了腐败的共同本质以后,     

多中心体制下的公共预算决策及预算民主

作为公共财政活动的核心环节,公共预算决策应积极顺应多中心体制的客观要求,确立公共性、法治性和硬约束的基本目标,并在程序上依照公共选择原理进行.在中国,作为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执政党在国家权力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是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需要坚持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考察当前中国的公共预算改革,注重推进预算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尤其要发挥在公共预算决策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质性控制作用,切实转变立法机构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被动局面,为建设"预算国家"、实现国家治理转型寻求突破口.     

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问题探究

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问题本质上是关于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基本准则、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以及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的制度建构三个方面的问题.如何权衡在危机状态下政府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既保持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又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