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教事业,依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被视为“骑在炮弹上”传播福音。近代中国是基督教教会与民众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传教士们推动的文教事业,以文化征服为主要目的,遭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抵制。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理性批判。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徒走上了“爱教必定爱国”的康庄大道。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以人为本”——兼与张奎良教授商榷

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治国理念的重大突破。这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实践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如何理解“以人为本”:例如,能否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其本质和核心;如何理解“以人为本”的内涵,这个“人”指的是“类”意义上的,还是指的“民”;“以人为本”是历史观还是价值观,它同人本主义是什么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理论界分歧很大。这些分歧表明,如何理解“以人为本”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本文打算讨论“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问题,我认为弄清这个问题是弄清其余问题的关键。     

近代中国佛教教育

近代中国,封建制度被推翻,整个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佛教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也相应发生着巨变。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佛教界人士,为了改变人们头脑中对佛教是“鬼的宗教”与“死人的宗教”的观念,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同时,佛教界为了培养人才,兴办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蔚然成风,使中国佛教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     

现代自然科学的解释学本质

一在我的著作《自然科学之解释学的现象学观念》中,我解释了为什么和在什么意义上我认为自然科学生来就属于解释学事业,以及为什么和在什么意义上科学家在其作为科学家的工作中对“那是什么”给我们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我还阐明了,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解释（就其的确对“那是什么”作出的断定而言）是真的;不过,对这一点的理解总要假定或预先断定：这些科学家一定有能力去做他们的工作。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对于“那是什么”的问题科学断言无法把完整、详尽和确定的事实全部揭示出来。在对这种基本观点的详细阐述中,我曾努力解…     

雷锋助人为乐精神的永恒性

毛泽东同志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已经 40年了 ,这 40年来 ,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学习雷锋还有没有必要 ?雷锋精神是不是过时了 ?我认为 ,在雷锋身上 ,确实有着体现他那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的东西 ,正如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必然带着这个时代的特征一样。但雷锋身上还有着一种超越他的特定社会背景、超越他那个历史时期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 ,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在这里仅谈一点 ,雷锋身上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人认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做什么…     

正统、道统与华夷之辨——论南宋的“中国”认同及其历史意义

受到“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很多中外学者从华夷之辨的视角,将宋代尤其是南宋的“中国”认同看成是种族、文化、国家合一的近代国族意识,并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南宋“中国”认同的历史意义。但是,南宋“中国”认同的建构有三个相关的思想脉络,一是正统论,一是道统论,一是华夷之辨。当我们把正统论、道统论与华夷之辨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南宋“中国”认同并非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为新的“大一统”准备了思想条件。     

论文化转型与人的自我意识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正处于十分深刻的剧变时期，从整体上来考察这种剧变，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它所涉及的不只是社会生活的某一有限区域或者某一个特定层面，它既不单是“经济的”，也不单是“社会的”，同时也不单是“文化的”（这里指狭义文化）或者“思想的”；因而，用上述引号中的术语的某一个来描述这场宏伟的变化，都是不确切的。显然，这是一场伟大的、全面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体变革。在“大文化”这个术语的意义上，我们把这种包含着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整体性的变革称作为“文化转型”。本文也正是在这种意义…     

高鹤年居士与近代慈善事业

<正>高鹤年(1872-1962)是中国近代著名佛教居士,同时也是一位为朝山访道而四处行脚的旅行家,以及为赈灾救难而四处奔波的慈善家。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遭受内忧外患、人民饱受苦难的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历经艰难百废待兴的时期,佛教界忧国忧教的高僧     

时代信息与圣经神学

“自传”内容的关键部分是时代信息。 基督教福音适应于任何时代,圣经真理应是绝对的永恒的。我们如何理解“时代信息”这个概念呢?应该是时代的需要,这个“需要”是由多方面现实因素所决定的。就是说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对圣经真理的属灵发现不同,传     

基督徒与网络——网络———教会事工的器皿

今天所谓的“e”时代,就是电子时代或网络时代,它带给人们生活、学习、工作上的变化是具有革命性的。身处“e”时代的基督徒将如何面对无远弗届的网络？网络是朋友还是敌人？是潮流还是工具？是牧场还是战场？这正是本期我们要讨论的话题。     

东亚文化语境中的孔子形象——以近代日本为中心

中国儒学文化在东亚文明史上的影响,从古代直至近代乃至于当下,诚可谓绵延千年,蔚为壮观。然需要注意的是,东亚的近代化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西学思潮的冲击下,东亚各文明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展开过对于以往以儒学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且这种反思不仅经受了异质文明价值观的严峻挑战,更进一步与其自身文明所经历的诸如时局的变迁、观念的更迭等内部原因发生着直接的关联。作为儒学文化核心的孔子及其学说,自然无法脱离这一文化重建的历史大势而置身事外。本文所涉及的近代日本文化史上有关孔子形象的论说,便分别产生于近代日本的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为我们研究中国与近代日本的文化互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发。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初论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核心内容是对营利和私有产权的价值合理性的否定,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可界定为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反传统衍变;其现代(演变)则是“五四”之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相互交锋、消长、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实质是为资本活动方式或资本的利益寻求工具价值和伦理合理性的过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近代演变最终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     

近代伦理转型中礼义廉耻思想的发展

管子提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认为这些道德规范对国家的存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代中国的伦理转型在中西方伦理文化的碰撞中发生.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强调民众日常生活要讲求礼义廉耻,试图以这一传统道德探索近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近代礼义廉耻思想与传统礼义廉耻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与区别.礼义廉耻思想对于当今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讲求礼义廉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实践礼义廉耻,维护社会道德秩序;坚守礼义廉耻,继承优秀道德传统.     

认识·图式·客观性

这里发表的三篇论文,所论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学科背景也不尽相同,但都涉及到理解和解释的问题。把它们编在一起,并由此为契机开设“关于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探讨”这个专栏,主要是考虑到:从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趋势看,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出现的共同性问题,往往正是哲学寻求新的突破的关节点。象理解和解释这样的问题,是当代不少哲学流派和各有关科学部门已经在研究或正在探讨的问题,而我们的研究却很不够。它涉及到哲学自身发展的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如怎样理解文化传统在认识和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如何科学地评价解释学、文艺上的“接受理论”等学说的方法论意义,如何科学地解决理解和解释中的客观性问题以避免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怀疑论等等的歧途,以及关于语言、符号的哲学问题(如符号、意义和对象三者关系)等等。实际上,不同哲学流派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都或明或暗地有自己的哲学立场和前提。密切联系当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新趋向、新特点,科学地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使之更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此,本刊欢迎大家充分利用这个专栏展开深入的探讨。     

人间佛教的制度变迁模式(上)——当代中国四大寺庙的比较研究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深深嵌入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云激荡,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均发生了巨变。佛教在此过程中为适应时代要求,亦经历了从出世到入世的变化。近代太虚大师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尤其是“人间佛教”的提出,为佛教从出世向人世转变。从而进入社会领域提供了现实基础。     

作一个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每天都遇到层出不穷的事件和新现象。有时那意想不到的转折和变化就发生在匈牙利,有时则发生在遥远的国度。我们的眼睛如果只能看到表面现象,而不能探索和揭示更深的联系,而只是从旁观看,就不能理解世界上发生的全部事情。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所说的“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必须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和理性的力量。     

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

在走向近现代的艰难跋涉中，儒家的价值体系多次重演着挫折与复兴的悲喜剧。这种历史命运深刻地展示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复杂内涵，同时也为进一步思考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前提。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自始便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包括儒家价值体系）曾一再受到传统批判者的抨击，五四时期，这种抨击甚至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然而，也正是在近代，出现了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新儒家。这种近乎悻论的历史现象既表现了对儒学意义的不同理解，也蕴含着对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一、传统与近代化的紧张中国的…     

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新变化

中国近代社会风俗与道德的变革基本上是同步的.近代中华民族的服饰、社交礼节和岁时节日的风俗发生了重大变革.剪辫、放足和易服标志着中华民族摆脱了满族统治者施加的民族压迫和精神枷锁.鞠躬取代跪拜,“先生”和“君”的称呼取代“大人”和“老爷”的称呼,流行“同志”的称呼,反映出中国人的民主、平等观念在增加,政治理想和团结精神在强化.改历改元表明皇权至上观念轰然倒塌,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潮流的观念在增强.     

科学地规范“知识经济”范畴

当代科技革命空前显示了科学知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对 此缺乏充分认识，将落伍于时代。也许正是因此，国外关于“知识经济”的某些议 论引起了特别的关注。然而，正像对待其它重大课题一样，对于“知识经济”的宣 传和讨论，也应采取严肃科学的态度，特别是有些宣传和议论已经触及到历史观问 题。首先，“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立？这里所说的“经济”含义 是什么？如果说“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文明形态出现，那么，区分不同 经济发展阶段、类型或形态，以及不同经济发展的时代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知识 或智力因素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关于直接物质 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全部历史的基础这一原理？而像诸如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 生产的关系、知识生产能否“最终替代”物质生产和“最终解决物质资源的匮乏”、 知识能否和在什么意义上取代资本等问题，也都需要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作出科学的 回答。本期发表叶险明同志的《科学地规范“知识经济”范畴》，期待引出一些严肃 的理论思考。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问题

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可以多样化或多元化。下面所谈的 ,只是其中可能的一种。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 ,我主要想谈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 ;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问题 ;四、方法论的问题。一、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哲学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学说、体系 ,这些学说和体系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往往主要被理解为历史的存在。然而 ,按其本来意义 ,它们首先是历史上的哲学创作 ,是出现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原创之论。以中国哲学而言 ,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所立之说 ,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