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四川教案中的官绅教关系诸谈

清季教会入川之后,以外力为后盾的教权与传统的绅权形成激烈的权势竞争,而绅权渐落下风。在部分绅士依然坚持反教的同时,部分绅士转而与教会交好,甚至奉教,形成“教绅”阶层。官府对反教绅士庇护有加,对于奉教绅士则既利用又猜忌。官、绅、教三者表现出复杂而曲折的关系。     

回族商绅吴九如的故事

正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阶层——士绅,他们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精英,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正式权力相比,他们属于非正式的权力。[1]瞿同祖先生在对清代地方政府的研究中,将清朝的士绅阶层分为"官绅"和"学绅",与"学绅"相比,"官绅"具有更高的地位,更多的特权,更大的影响力,他们构成了实际上的权力中     

苏萍著:《谣言与近代教案》

<谣言与近代教案>的研究对象是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教案"研究.作者在研究中没有拘泥于原有的学术视野,而是独辟蹊径,从反教方法入手对教案进行了另一个维度的考察.具体而言,就是把反教谣言放在反教"策略手段"的意义上去研究.     

从《教务杂志》看西方传教士对义和团运动的观察与反思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的高峰。作为"当事人"的来华西方传教士,在英文期刊《教务杂志》上发表不少文章,站在教会内部观察与反思义和团运动及其后的庚子赔款。西方传教士还呼吁调整在华传教政策,调适与世俗权力的关系,重视社会改良事业的推进。这些举措不仅缓和了紧张的民教关系,还迎来了宗教发展的历史性契机。     

周公的殷遗治理及其儒家属性研究——以《酒诰》的文本叙事与经学诠释为中心

周公在平息"三监之乱"后便着手于殷遗治理。《周书·酒诰》中,周公训导前殷遗民戒酒、止酒,悬为厉禁,态度坚决,手段强硬。以道理晓喻、德性规劝在先,借助于律法刑杀的手段予以强行约束在后,可谓"宽猛相济,先教后诛"。"予其杀"的对象是违抗禁酒令的群饮者,凸显出周初政治军事斗争的严峻性和法规执行的严厉性。当杀则杀,不留情面。教可立德,杀可立威。周公强调治国先治官,司民之吏应当"正身帅民",率先"不湎于酒",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断酒、戒酒、谨慎喝酒的良好风尚。周公借酒所实施的殷遗治理,经由历代儒家学者的注疏训诂和意义诠释,渗透着儒家设刑不用、德主刑辅、教威并举、官为民师等价值取向与精神意旨。     

民间信仰的“正名传播”及其路径考察

在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王权时代,一些淫祀可能会获得升格为正祀的"正名传播"机遇。其"正名传播"的路径,便是自下而上由地方官、绅等精英阶层予以"文化过滤",将淫祀改造为契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祀。与此同时,官方意识形态则自上而下,经由地方官、绅等阶层的直接推动,得以灌输和确立。妈祖从本真的"(女)鬼"形象,嬗变为合乎礼制的"(母)神"新形象,跃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道德标杆,便是经由"正名传播"这一路径而得以实现的。     

向皇族传福音(二)——基督教两次向清室晋献圣经之经过

<正>二庚子以后国难愈发深重,革命党人在各地多次组织起义,清政府废除科举,派大员出洋考察宪政,继而决定设资政院、谘议局,在光绪、慈禧崩驾前夕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基督教的形象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进一步跌落,作为回应,北京、上海、天津、山东、福建等地出现了一批自立教会,意欲摆脱洋教面貌,希冀藉此沟通"民""教",消弭教案。似乎一切都在     

反洋教斗争中爱国主义的困惑——论中国人对近代西方宗教的宽容抗拒认同现象

在教案研究中,大都认为反洋教斗争的爱国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命题。然而,有时掩卷暇思,不免产生一些困惑:在传教士入侵后,发生教案的地方,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那么在没有发生教案反教,甚至信教、从教的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伊斯兰教工作实践北大核心CSSCISSCI

―、解经教务: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 出版经籍满足宗教需求。从宏观层面讲,教务工作是我国伊斯兰教工作的基础和重点,是引导我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伊斯兰教界陆续翻译出版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古兰经》,伊斯兰教逊尼派六大权威圣训集以及阿拉伯文《塔哈维教典》等数十种经籍,逐步满足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基本需要。     

巡城御史孙光裕参与南京教案史实考论

巡城御史孙光裕是明后期南京教案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中西原始文献屡有提及,但囿于资料的缺乏,以往研究对其认识并不深入。近期发现的孙氏文集《潇湘先生廉善堂集》,其中数篇文献披露了以往不为人知的南京教案重要史实,包括孙光裕对传教士充当间谍的参劾,奉教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对传教士的保护,浙党嘉兴籍士人关于反教的筹划等等。本文梳理了孙光裕在南京教案期间的活动,同时对以孙光裕为代表的嘉兴士人的反教背景做了分析。研究表明,明中后期欧洲海上势力东来,是引发孙光裕及嘉兴士人反教的重要诱因。     

清末法国传教士在四川教案中的处境及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从成都教案到义和团运动

天主教弛禁之后,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大量传教士入川,四川天主教教务大幅发展。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侵略的加深,民众的排外情绪日益高涨,且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事物,其教义教规又同中国社会传统习俗有许多相违背的地方,这些因素导致清末四川教案不断。本文着重描写法国传教士在成都教案、大足教案及义和团运动中的处境。处理教案过程中法国传教士与四川官员频繁互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演变尤其令人瞩目。此外,传教士眼中的四川官员形象以及传教士如何处理与四川官员的关系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工作规则

一、名称：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 　　二、宗旨：本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原则，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依据伊斯兰教经典及其内涵，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穆斯林群众中宣传伊斯兰教正道，反对利用伊斯兰教搞极端主义，维护伊斯兰教信仰的纯洁性，坚持团结办教，独立自主，自办教务，促进我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三、任务：指导国内伊斯兰教教务活动，包括组织、推动和指导《古兰经》诵读比赛、“卧尔兹”演讲比赛等活动；根据伊斯兰教…     

西部一颗璀灿耀眼的明珠——宝兴邓池沟天主教堂

主历2004年11月9日,在湛江教区主教座堂,湛江教区苏永大神父被祝圣为湛江教区主教。主礼是山东临沂教区房兴耀主教,襄礼是广东梅州教区廖宏清主教和广西教区谭燕全助理主教,江西教区吴仕珍主教参礼。 国宗局,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广东省天主教"两会",广西、山东、和江西省民     

“一会一团”负责人到甘肃省天主教“两会”、兰州教区视察

正7月20日,在甘肃参观学习考察的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负责人,来到甘肃省天主教"两会"的驻地视察,受到甘肃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赵建章神父、兰州教区韩志海主教热情接待。在座谈会上,赵建章神父汇报了换届以来,省天主教"两会"带领全省神长教友,在坚持爱国爱教、民主办教、牧灵福传、公益慈善等方面做出的成绩,和兰州、天水、平凉教区的发展状况;韩志海主教就兰州教区教务开展、教会自养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汇报。听了汇报后,马英林主教代表"一会一团"讲了     

试论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与困境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论域,西周初年已大体成型,经先秦诸子的理论阐发,一直到清末,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政治实践中一直有着重大影响。民本思想的内涵是:民是注重民生的有德之君获得国家政权(天命)并且维护统治的根本力量。它包涵着一种内在的困境,表现为民本与君本的冲突,其实质是民作为目的性存在和工具性存在之间的冲突。造成这种困境和形成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传统民本思想并没有把民当作真正的政治主体。这是由王权和君主专制制度决定了的。明清之际和清末一些思想家对君主专制作了激烈的批评。中华民国建立后,于"民生"之外更讲求"民权",才使传统民本思想开始摆脱困境,为真正实现自身准备了思想与制度条件。当前我国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其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希望克服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在困境,以真正实现民主。     

积极推进民主办教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方针的制度保证

民主办教是指由中国天主教爱国组织及广大爱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群众,按照中国的国情和教情,通过民主协商决定教会内部的重大事情。即中国天主教的内部事务由中国天主教会自主管理,任何外国势力都不能干涉中国天主教的内部事务。也就是中国天主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教会的重大事务由教务组织和爱国会,神职人员和教徒共同决定,在参与教会事务的管理方面,无论是教务组织还是爱国会,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平信     

“一会一团”在广州举办民主办教“三个制度”贯彻落实座谈会

正6月23日,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民主办教"三个制度"贯彻落实情况座谈会(华南片区)在广州市越秀宾馆会议室举行。会议由黄炳章主教主持,"一会一团"常务副主席沈斌主教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广东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席苏永大主教、广西天主教爱国会主席谭燕全主教、湖南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李红未神父、海南省天主教"两会"主席杨海龙神父、福建省天主教"两会"副主任施雪琴教友等,先后就"三个制度"在本省教会落     

现代性道德冲突与社会规制

道德冲突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类特殊道德现象,是当前社会各界共同关切的道德焦点问题,是平稳实现社会全面转型亟需化解的社会风险。人类永远不能完全消除"原生型道德冲突",但可以减少或避免一些"衍生型道德冲突"。原生型道德冲突、主体型道德冲突和社会环境型道德冲突有不同的引发诱因;在社会利益关系多样、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弥散的当代社会,道德冲突虽不可避免,但社会管理、法律与道德的共同规制与互济,能够缓解道德冲突的尖锐性或遏制衍生型道德冲突的泛滥。     

《论语》“子张书诸绅”的本义与文化依据

子张"书诸绅"并非是匆忙应急的当场行为,而是一种慎重的事后书写。将之理解为匆忙地记录孔子的言语,不但忽略了"绅带"在古代服饰中的重要地位,也漠视了孔子与子张对话的基本逻辑,更没有考虑"子张书诸绅"背后的文化依据。绅带是礼仪用物,子张书写的内容是"言忠信,行笃敬",主观意图是随身携带、时刻铭记。子张"书诸绅"是在制作衣带铭,他的书写行为是历史传统的延续,文化语境的必然,而并非偶然性的灵感迸发。子张的行为在孔门弟子中并非唯一,子路、子贡的行为足以证明这一点。     

全国性教务机构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

正1980年10月13日,在中国基督教第三次全国会议的闭幕式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会议的决议,成立了与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分工合作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并推选了141位代表担任这两个机构的委员。该"协会"的成立于同年2月25日至3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其定位为:"这个教务机构不是一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