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民间权威的建构——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研究综述

民间社会权威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一般而言,民间信仰之仪式专家可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大类,前者以传统儒生为主,同时是民间信仰的总领或组织者;后者则直接是民间信仰仪式的主持人或主祭者。本文试图从固有的研究论著中梳理出民间权威与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内在关系,重点关注民间信仰三类仪式专家的身份及其神圣性即卡里斯玛的来源,用比较的方法梳理不同仪式专家如礼生、香花和尚、火居道士以及萨满等仪式专家之间的异同,进一步讨论他们与民间社会权威的复杂关系。     

苗族巴岱信仰的互嵌与交融

在以腊尔山为中心的苗族聚居区存在被称之为"苗老司"的"巴岱雄"和"客老师"的"巴岱扎"两类民间仪式专家,他们分别代表苗族和汉族的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苗族巴岱信仰不仅在信仰空间上实现了互嵌,还在仪式实践中出现了仪式功能、仪式环节、仪式结构等不同的互嵌类型。这些现象表明汉文化进入了苗族"权力的文化网络"。巴岱信仰互嵌是民族互嵌的历史缩影,民族嵌入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张力可以通过巴岱的逆转仪式及其他交融方式来释放。交融是一种过渡状态,它不仅能够释放嵌入的张力,还能为互嵌赢得时间和空间,促进新的社会结构形成,实现新的社会凝聚和团结。     

文殊信仰方式及其社会特征

文殊信仰作为民众所选择和认同的信仰类型,早已在中国社会乃至民间信俗中形成为非常重要的信仰方式,而山西五台山也成为佛教史上最具神圣地位的文殊道场。然而,文殊信仰方式的佛教社会学特征,文殊信仰的基本内容、传播方式、修持方式、社会呈现方式及其与当代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即是在实践文殊菩萨智慧精神的过程中,从自我、个人出发,发大慈悲,开大智慧,以一种"共业共修共证"的"菩萨道"精神,解脱与觉悟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共同构成了文殊信仰社会方式的关键。     

南传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的依存——孟定傣族“摆维桑”仪式研究

"摆维桑"是耿马孟定地区傣族社会以村寨为单位举办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仪式.该仪式不仅是孟定地区傣族人获得佛教功德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傣族怀念祖先和祭拜寨神的仪式依托."摆维桑”是南传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依存的仪式性体现.本文通过再现"摆维桑”的仪式场景,分析仪式过程中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的融合揭示了二者在傣族地区的共存模式及其对傣族社会文化的意义.     

民间信仰的公共化困境——以浙江海滨社区的民间信仰为例

围绕着海滨社区的民间信仰及其民众的信仰方式,从信仰实践的私人化角度,探讨民间信仰的公共化困境,旨在揭示民间信仰虽能为民间公共生活提供一套价值观念和精神资源,但这一信仰形式却并不能将一个个"私人"真正得以连接,构建一种基于信仰而来的团体资源及其行动规则,反而因为现实生活中各种私人化的神人关系所主导的利益分隔,呈现出民间信仰在传承和实践中的私人性与不稳定性。如何挖掘和探索民间信仰的公共价值和资源理念等,建构民间信仰之社会化路径,依然值得关注和研究。     

典籍缱绻 信仰流长——闽台民间信仰文献内涵与价值解读

民间信仰文献及其类型海峡两岸民众在沧桑岁月中,对信仰观念、心理、情感与习俗乃至生活方式有着共同的理解和认识,他们从中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以不同的方式记载、积累于不同形式的文献载体,并进行传承、交流。由此产生了数量众多、体现闽台两地独具特色民间信仰与神崇拜的文献。     

后土信仰与中国民间信仰

后土信仰在民间社会影响重大,与无生老母信仰也关联甚深。后土在民间又被称为地母娘娘、后土老母等等。无生老母是明清民间信仰教派构造出来的一位至高无上的尊神。在历史上,民间信仰教派与全真道交涉颇多,不仅传承全真道的丹道,亦传承全真道的斋醮仪式。当代一些华北全真道更是将无生老母与后土老母等十二老母的塑像置于自己的宫观内。"十二老母朝无生"神话在华北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在无生老母的传说中,有"化身"神话,以为后土老母等十二老母都是无生老母的化身。又说,信徒"要敬奉碧霞元君,始能见无生老母"。这样的神话设计,将无生老母与众多老母、娘娘等神佛系为一身。这是民间信仰"全神"观念的体现。     

民间信仰与现代性

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民间信仰是一个应予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被20世纪现代性话语否定的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其实内含着一定的现代性因素,例如信众的主体性、理性及其信仰的世俗性等。在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与演变中,这些因素更逐渐增长、日趋强化。经由适当引导下的调整与变革,民间信仰能够完成自身的现代性转型,并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本土文化资源。     

马来西亚海南籍华人的民间信仰考察

马来西亚海南籍华人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祗有天后、水尾圣母、108兄弟公、冼太夫人等。在马来西亚,海南人普遍崇祀的海神已逐渐"变味"或"变质"。海南人的民间信仰是辨别其方言群的象征,也是划分华人社会中各方言群边际的一种明显符号。马来西亚海南籍华人的地域性信仰影响了其他华人方言群;更为重要的是,海南人的民间信仰更多受到其他方言群民间信仰的影响。海南籍华人的民间信仰具有混杂性、包容性乃至随意性。     

道教对民间信仰的收容和改造

道教是从汉代的民间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与民间信仰从来都有着割不断的联系。针对民间信仰的不同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道教对其具体态度也有不同。历史上的道教参与过禁淫祀,对民间信仰中那些个被认为是不正、不雅的神祀作过清理,或者在自己的科仪中表明对之批评、否定的态度。不过从总的方面来看,她对历代的民间信仰对象是收容的多,在收容中有所改造。研究历史上道教改造民间信仰的做法,不仅对厘清道教神谱的变化发展,认识民间信仰的特征,有很大意义,而且对于今天如何处理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从民间信仰…     

戏神田公元帅信仰的道教渊源与仪式特色

田公元帅是闽台两岸著名的戏神、道坛神和村落保护神,其多元信仰文化的形成过程,生动地体现了文化累层叠加的理论。历史文献与田野作业均显示了田公元帅信仰的道教渊源。在宋元新出道法盛行的背景下,田公(太尉)信仰形成了一个主事"和合"的风火院神明系统;在民间道教闾山派的影响下,该信仰发展出了一套用来"降神附体"符箓和咒语,甚至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以傀儡行法事的"闾山梨园教"。明代田公(太尉)信仰与民间傀儡戏戏神田智彪信仰产生复合,这使得田公增加了戏神的神格功能,而唐代乐手雷海清信仰在明清戏剧异常繁荣之际的"加盟"则大大稳固了田公的戏神地位。作为戏剧行业神,其神格功能也对道教田公元帅信仰产生了反作用,使得其咒语带有"啰哩嗹"的和声,其仪式呈现出浓厚的戏剧性色彩。戏神田公元帅信仰的解构精彩展示了历史上道教与戏剧之间的深度互动。     

慧能信仰与地域祭祀共同体建构的人类学考察——广东新兴县“六祖轮斋”的个案研究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广东新兴县梭榔七乡六祖轮斋习俗为例,探讨习俗仪式背后的信仰共同体的形塑与村庄联结过程。民间社会以禅宗六祖慧能作为信奉对象,形成特定的祭祀活动与供奉规则,构成相对独立的祭祀范围。随着六祖信仰的传播,不断有村庄借助历史记忆建构人神之间的契约关系,合法加入供奉慧能的轮斋圈。为了满足民间祭祀需要,出现了"坐坛"与"巡游"的神像分工,并延展出相应的内外祭祀圈层。轮斋圈层的建立联结了不同的村寨人群,促成新的地域共同体的整合。     

菩萨信仰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评《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

由李利安等人撰写的《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系山东大学路遥教授主编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系列"(七卷)中的第四卷.全书近64万字,于2011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佛教四大菩萨与广大普通民众的信仰结合起来考察,既丰富了学界对精英文化型佛教以外的民众信仰型佛教的研究,也开阔了我们对传统民间信仰的认知思路. 中国佛教的主流是大乘佛教,大乘又称菩萨乘,以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为主旨.因此,菩萨成为中国佛教信众心里神圣又不失人情味的崇拜对象.在众多大菩萨中,最受追捧的是观音、地藏、文殊和普贤,他们分别代表大悲、大愿、大智和大行.特别是随着四大名山的形成,朝拜菩萨道场的信仰模式成为中国佛教信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特征之一.而民间信仰由于没有经典的捆缚、专职人员的限制和历史包袱的背负,而呈现出轻松活泼、简洁明快、功利通俗等特点,所以在历史的变迁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与正统的儒释道三教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佛教,在思想、礼仪、造像等各个方面滋养了民间信仰.而被民间信仰吸收和改造的佛教因子又大部分与四大菩萨有关,由此所形成的信仰形态也成为受众最多、普及面最广、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民间信仰现象.因此,将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并列起来考察,有足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表现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独具匠心的选题思路.     

苗族杀猪还愿仪式的宗教内涵与文化意义——以湘西山江毛都塘村田野调查为例

苗族民间信仰历史悠久,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特征明显。以酬神还愿为目的的杀猪相关法事是东部方言区苗族举办的最普遍的家庭祭祖仪式。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认为,杀猪仪式分为请神、酬神、送神三个阶段;整个仪式过程体现出苗族祭司巴岱雄的"中心"地位以及东部方言区苗族民间信仰的包容性,同时也反映出苗族成员追求社区和谐的心理素质。对东部方言区苗族杀猪还愿仪式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苗族传统社会及其生活方式。     

民间信仰与村落和谐空间的建构：对大义店村冰雹会的考察

信仰与习俗、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想象,所有这些都交融、呈现于古老的冰雹会。在历史的曲折变迁中,大义店村的冰雹会能留传至今可谓历久弥坚。村落生活经验中保留着关于神灵信仰的集体记忆,记忆使得信仰仪式能够恢复和传承,传承中又不断丰富着集体记忆。在记忆与传承的历史演进中,民间信仰衍变为一种民俗,于村落之中建构和谐的空间。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既有稳定的内在系统,也蕴含着和谐的特质。     

共产主义:从幽灵到信仰

共产主义曾作为"幽灵"受到欧洲一切旧势力全方位的联合"围剿",但也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遵奉为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信仰。共产主义从"幽灵"到"信仰"的塑成,体现了无产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与价值诉求。其科学深邃的理论建构与高远完善的制度设计,内化为无产阶级的理想信念,外化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沉淀为一种有信仰的自由自觉的生活方式。     

传统国家祭祀雅乐的人文演绎——以台湾地区祭礼雅乐的本土化实践为例

中国传统祭祀雅乐作为华夏正声,一直处于历史的承续与衍变之中。笔者经过长期的历史考察和多次的田野现场发现,中国明清时期的国家祭祀雅乐在台湾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保存。现代台湾地区祭礼雅乐是以20世纪60年代当地政府核准的祭孔礼仪为蓝本,融合三献古礼、八音雅乐、释奠乐舞等程式标准,逐渐衍变为该区域民间信仰宫庙崇奉"天地国亲师"等传统信仰的当代礼乐文化展演典范。本文将传统国家祭祀雅乐与当代民间信仰仪式展演相互印证,主要从仪式涵养的双重建构、仪式音声的有无转换、仪式乐舞的形神合一这三个维度,来深入阐释与凸显台湾地区祭礼雅乐本土化实践中对祭祀礼仪人文性层面的现代建构。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研究当下台湾地区民间信仰组织对中国传统祭祀雅乐的传承与创新,可以为当代中华礼乐文明的复兴与重建提供弥足珍贵的人文启示与借鉴意义。     

变革与妥协:民国成都地区的城隍信仰和祈雨活动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兴起,许多传统民间信仰常被视为"迷信""落后"的代表以及社会和国家进步的阻力,受到猛烈批判和抨击。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中,国家和知识精英试图通过批判和改革,颁布相应政策、法规,在媒体中发表观点等方式,达到规范和改良基层社会信仰民俗的目的。各种举措,的确让民间信仰的表现形式和内涵产生了变化,但传统依然显现出深厚的民众基础。受固有观念、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限制,面对许多难以抗拒的天灾人祸,民众往往不会选择用"科学"方式去解决,而仍倾向将其迫切的物质、精神需求诉诸传统民间信仰。在这样的矛盾中,政府不得不时常做出一定让步和妥协以"顺应民意"。部分知识精英也表现出同情和困惑,并开始反思他们曾经的批判言论。种种现象,在民国成都地区城隍信仰和祈雨活动的改良、禁止和复苏交织过程中,都有着较为生动的体现。     

明清民间宗教中的观音信仰

在佛教、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等三种观音信仰中,民间宗教之观音信仰的研究最为薄弱。为此.本文以民间宗教经卷文献为依据,辩证分析观音信仰与无生老母信仰之间的复杂因缘,对民间宗教中的观音信仰做出梳理与论证。佛教与民间信仰中的观音信仰,对于民间宗教之观音信仰的产生以及观音信仰与无生老母信仰的互动有着积极影响。元代以降,民问宗教信仰之最高神灵,经历过弥勒、弥陀与无生老母的演变。但其发展并非是单线条的,而是多元的、互动的,观音一无生老母信仰是其中的一条发展路径。     

闽南三平祖师信仰的形成与发展演变

三平祖师原为唐代禅师三平义中，入宋以后被神化，逐渐形成三平祖师信仰，并由漳州地区的民间信仰发展成闽台和东南亚闽籍华侨华人的重要民间信仰之一。本文以文献史料、碑文记载、民间传说和实地调查相结合方式，以综合分析的方法，考析了三平祖师信仰的形成与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