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唐前期壁画中的“幢”

<正>一、前言经幢作为形制多样、宗教内涵丰富的佛教器物,其个体性差异非常大。造型简单的经幢像石柱,而繁复的经幢又与塔相似;体量小的经幢不足1米,而大的经幢又可高达数米。关于经幢的研究,叶昌炽曾在《语石》一书中对石经幢进行了初步研究,开启了经幢研究的先河;^[1]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常盘大定及关野贞等人,都曾对我国现存经幢进行过实地考察;^[2]     

藏传佛教羌姆袍“出摆”及其民族融合性考察

<正>“羌姆”由藏文音译而来,是对藏传佛教寺院仪式表演的一种口语称呼,汉译为“蹦跳”“足蹈”。羌姆一词无明确的藏文释义,泛释“跳舞”。^[1]有学者释羌姆为“消灭”。^[2]由于长期约定俗成的沿用,羌姆已成为藏传佛教乐舞的专用名词。^[3]将“足蹈”“消灭”等释义结合起来看,这种仪式表演显然具有一定的原始巫术色彩。羌姆表演中,舞者除佩戴骨骸鬼卒等首具外,还会穿着华丽鲜艳的大袖长袍,尤其是在表演主尊和护法神时,则会穿着羌姆袍,又叫跳神袍,藏语为“朴嘎”。     

从三衣到曲贵形制衍变的意涵

公元7世纪,印度佛教传入西藏,印度佛教的僧侣服饰"三衣"[1]也随之进入西藏,受西藏本土宗教与高寒气候环境的影响,三衣在藏地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曲贵"[2]形制,这也应验了佛祖释迦牟尼所言:"传播佛法要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况。"[3]曲贵在质地与服用要求上保留了印度法衣的特质,但在形制与穿着方式上进行了自身语义的表述。     

汉传佛教僧服中国化的演变

一按照佛教戒律的规定,比丘可以拥有3种僧服(三衣)、比丘尼拥有5种僧服(五衣),佛陀为使僧人与外道有所区别,以及避免僧人对所穿着的衣服生起欲染心,于是规定僧衣应染成"坏色"(颜色不用上色或纯色,所有新衣必须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称为"袈裟"。此外,在制作上,僧服要由破碎衣片修补缝缀而成,所以称为"衲衣",寓意少欲知足,远离世间的荣显。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僧服最初也是沿袭印度的传统。但是中国很多地区气候寒冷,单是三衣(或者五衣)显然不足以御寒。     

贯通、沟通与会通——读《禅宗东渐与中世日本的社会转型》

<正>有学者称1999年至2019年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硕果累累”的二十年,出现了成果井喷的盛大场面^[1],现在看来,这一趋势仍有增无减。然而,日本史诸多轸域研究的成熟度有较大差异,其中日本中世史的研究一直最为冷门,中世佛教交流史亦不例外。之所以关注者寥寥,除了资料相对匮乏与现代人厚今薄古的观念^[2],     

民国《弘法社刊》的办刊定位及其作用

<正>近现代佛教报刊的兴办,被认为是佛教复兴的一大标志。目前为止,出版总数虽难以确定,"但很有特色,主要表现为数量多、参与面广、内容繁杂、有个性,反映了佛教界各种不同势力和不同组织的要求"^[1]。民国的佛教界,可以概括为改革与保守两大阵营,"这一新旧之争持续了整个近代佛教史,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态势"^[2]。以太虚及其追随者为新派,而冶开、圆瑛等皆为旧派。双方争论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通过各自主导的报刊展开论战。但是因为报刊本身就是新事物,是革新派愿意接受与喜欢使用的新工具,所以就力量对比而言,     

笔墨因缘 相知有素——赵朴初与黄胄的艺文交往

<正>赵朴初(1907-2000)^[1]与黄胄(1925-1997)^[2]的交游主要集中在书画方面。赵氏有着多重身份——社会活动家、宗教领袖、诗人、书法家、佛教居士,因其在诗词及佛学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以至于书名往往被掩。事实上,赵朴初在书坛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黄胄在内的很多书画家也都与其交往甚密。正如艺术家唐吟方所言：“当代诗词家中,赵朴初与画家关系最密切,他     

永明延寿戒法思想及其伦理特质

<正>宋代杨杰为《宗镜录》所作的序言中说：永明延寿(904-975)“深达禅宗,禀奉律仪,广行利益”^[1]。可见,戒法思想在延寿整个佛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鲜有专门的探讨。^[2]延寿的戒法思想主要见于《受菩萨戒法并序》一卷^[3],收入《卍续藏》,尾题《梵网菩萨戒仪》^[4]。这是延寿以“摄心为戒”为基础,圆融戒定慧三学,重构、再释戒法思想的代表作。本文以此为文本,     

唐风东渡:鉴真和尚与日本寺院建筑——以唐招提寺为中心

"招提",梵文Caturdesa,意为四方^[1],亦常指寺院。日本"唐招提寺"因我国唐代鉴真和尚而建,其寺名意为"大唐道场"。又因日本佛教如法授戒亦始于鉴真和尚,故而鉴真和尚被奉为日本律宗初祖。唐招提寺是日本最早的律宗寺院,由鉴真和尚亲自设计并带领日本工匠创建而成。^[2]鉴真东渡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不仅影响到日本佛教的发展,而且对日本当时及后世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作出了极其突出的贡献。     

英国的中国佛教研究概述

<正>一、近代英国佛教学研究的发端本文的目的在于介绍近代至今英国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概况,以期为读者了解相关的先行研究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关于英国的汉学研究史,汉语学界之前已有相关的述评。^[1]笔者在本文中主要以中国佛教为主题,梳理英国在这方面研究的大致脉络。     

上海松江延庆寺考

<正>松江延庆寺位于松江府华亭县(治所在今上海松江)^[1],是著名的天台宗寺院,名列“教院五山十刹”^[2]之一。截止目前,学界关于该寺的研究并不深入,甚至存在不少讹误。这些讹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位置有误。如王仲尧将松江延庆寺所在地标为“明州鄞县”,现地名     

北朝菩萨像面容风格述论

<正>一、引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艺术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影响,其广度和深度较之近代中国社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二,这一时期的华夏艺术的发展由自发走向自觉。^[1]任何一尊佛教造像都并非单纯的艺术成果或是艺术作品,     

温州方言中的佛教语词

佛教于西汉末年开始从古代印度传到中国,随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逐渐成为对中国思想、文化、习俗乃至民族精神产生深刻影响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宗教。^[1]长期以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双向互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最终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瑜伽师地论》中的“五见”探微

<正>《瑜伽师地论》将烦恼分为“见性”与“非见性”两类,见性烦恼与错谬的见解有关,共有五种,即萨迦耶见、边执见、邪见、见取、戒禁取。《瑜伽师地论》并没有给出“一切恶见分为五类”的经教出处或整合逻辑,似乎这只是理所当然的佛教常识,但若对照其他部派的论典,如南传上座部的《法集论》《分别论》,法藏部等的《舍利弗阿毗昙论》^[1],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五见”的说法。将一切见分为五类,似乎只是说一切有部、瑜伽行派等部分宗派的主张,并非佛教界的共识。^[2]     

清代净土教理系统及其演进探析

<正>净土宗是清代最为兴盛的佛教宗派之一,其上承明末清初的莲池、蕅益诸师,是晚明佛学思潮的余绪与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内在深刻地影响着近现代净土宗的发展走向,成为近世净土信仰的思潮源泉。因此,厘清清代净土教理的系统划分与演变趋势,既对贯通晚明与近现代两次佛学思潮有一定作用,也对了解兴盛不衰的清代净土宗本身十分必要。然而,清代佛教在教理上的发展历来不被看重,其中净土宗尤被认为是在义学方面"没什么建树"的。^[1]在本文看来,     

晚明巴蜀高僧庆忠铁壁慧机生平行实考述

<正>庆忠铁壁慧机禅师(1603-1668)^[1]，生于万历癸卯(1603)十月二十二日，于康熙戊申(1668)九月二十一日示寂，聚云吹万广真禅师(1582-1639)之法嗣，大慧十五世孙，俗姓罗，字“铁壁”，号“庆忠”，“凡所住处，皆名庆忠，取针芥之投在重庆府忠州，不忘万师水源之义”^[2]，顺庆府营山(今四川南充)人，“生于名阀，世膺三组(祖)之荣；     

宋代曹洞宗崇俭寡欲、简朴节制的宗风典范

<正>贾晋华将“偈颂”视为唐五代曹洞宗风的主要特色。有些偈颂为劝告出家修行、断绝俗情;有些则阐发禅理,强调体悟自心。^[1]徐文明则把敲唱为用、有偏有正、有明有暗、绵密和崇尚回互总结为曹洞宗风。^[2]这些都是从思想层面对唐五代曹洞宗进行的梳理。尽管洞山将云岩昙晟所传《宝镜三昧》《五位君臣偈》《五位君臣显诀》《三种渗漏》等传授给曹山的故事是到宋代才开始出现,并且曹洞门庭被总结为偏正五位、     

宋仁宗与庐山万杉寺

<正>自东晋慧远大师创建东林寺之后，庐山就成为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至宋代，庐山佛教更是繁盛。陈舜俞《庐山记》中记载：“山北，老子之宇二，佛之宇五十有五。……山南，老子之宇九，佛之宇九十有三。”^[1]据此可知，北宋时期，庐山寺院计有148所。庐山佛教之繁盛，可见一斑。其中尤以十大禅刹最为突出。《舆地纪胜·南康军》载：“庐山十大禅刹而山南居其六，曰归宗、开先、万杉、栖贤、罗汉、慧日是也。”([2])在这些名刹之中，     

试论儒佛关系视域下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释道安在具体场景喟然而发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千百年来传诵至今,成为"对整个中国政教关系的一种阐述"^[1]。政教关系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表现为"皇权至上"和"以儒为尊"的特点,具体于佛教而言,毋宁说是"儒佛关系"的屈光折射。     

五世纪初期河西走廊大乘禅法探源

<正>一、引言根据相关文献、史料、石窟题名的记载,有诸位禅僧在公元五世纪初期到访过河西走廊。例如《高僧传》记载到:“外国禅师昙无毗,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1]且炳灵寺169窟第6龛(420年前后)中,也有比丘道融与昙摩毗的造像与题名。^[2]此外《高僧传》中,也记载了禅僧玄高在西秦(409-431)隐居在麦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