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偈颂文体三种复合形式研究

随着佛教的传播,偈颂与十二分教的其他文体,如譬喻、本生、因缘不断结合,产生出新的文体形式——譬喻偈颂、本生偈颂和因缘偈颂。偈颂的三种复合文体表现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强化了三种文体的文学兴味,对大乘佛教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历史哲学

佛教的历史哲学因在经典中缺乏明确表述,所以很少引起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佛传等文本的分析,系统梳理了佛教教义本身所包含的历史哲学和思想,批评了认为佛教缺乏历史观念的见解,指出历史观作为一条隐含的线索,对佛教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对佛陀本质的探讨、大小乘涅槃学说的转变、大乘佛教入世精神的提倡等,都有历史哲学及其思想在其背后发挥作用。本文还通过佛教历史哲学与基督宗教历史哲学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佛教历史哲学的特色及其价值和意义。     

鲁迅与佛教

一个人对某一事物或某些事物发生兴趣,有时甚至很浓厚,总是有一定缘故的。鲁迅对佛教产生兴趣,也不能例外。借用佛家的话来说,鲁迅与佛教发生关系,是有“因缘”的,然而这“因缘”却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治文学者,对佛学多所隔膜,治佛学者,又多对文学留意无多,这就使鲁迅与佛教的关系长时间不曾被人们加以应有的全面的考察。拙文试图在此方面作些尝试和努力。一鲁迅对佛教的接触是很早的,但开始研究佛学。则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一段时间内,至一九一四年而达到顶峰。查《鲁迅日记》     

千佛及其造像艺术

千佛的经典依据及其界定在佛教尊像谱系当中,有佛、菩萨、弟子、罗汉、天王、力士、天龙八部众等,其中单就佛像而言,小乘佛教讲只有一佛即释迦佛,而大乘佛教则主张佛有无数,如恒河沙。正所谓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大乘佛教世界有三佛、五佛、     

太虚大师与杭州及杭州灵隐寺的因缘

<正>前言杭州历来被称为"东南佛国"。随着历史的变迁,佛教在杭州流传已有一千余年,尤其是在近代杭州佛教史上,苦难而严峻的时势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大师和佛学者,如弘一、月霞、太虚、巨赞等大师以及章太炎、马一浮等佛学者,他们都与杭州及灵隐寺有着深厚的因缘,为改革和振兴佛教殚精竭虑,为杭州佛教的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大师,虽出生于浙江桐乡,但与杭州缘分深厚,仅据太虚大师《自     

《本生》与《佛传》——图像证史的另一种尝试

《本生》与《佛传》是佛教文本与图像表述的主要内容,但大多学者对这两个内容的研究,多以考证图像的出处,即辨识出图像出自什么本生故事或佛传的哪个情节,做到图与典的还原就终结了。这种范式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佛教艺术的研究方法,即辨识图像事实上只是研究的初步阶段,下一步的阐释,即如何解读这些画面才是研究的重点,但往往没有进行到这一步;二是对于图像资料与文本资料的利用来说非常浪费。因为这些材料对理解佛教经典与图像的关系、补充或纠正佛教史来说,更真实可靠。本文尝试从对《本生》与《佛传》的分析,来说明佛教发生与佛教史编撰上的一些问题。     

论"新潮"小说"文本"和"文体"的融合

“新潮”小说创作以“先锋”、“实验”的姿态进入文学领域时 ,一个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便是创作的“文本”意识和“文体”观念。“文本”意味着以文为本 ,以人与故事为结构基础 ;“文体”构成的基本层面和实存状态是一种话语方式。在作家的具体写作行为中“文本”和“文体”应该水乳交融 ,因为“文本”的意味只有在“文体”的抖露中才能有效地呈现     

佛教与中国民间文学

佛教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响甚为广泛而深远,它使民间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导致了说唱艺术——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从而也使佛教各种观念和教义深入到民间,扩大了佛教在华夏的影响,这是佛教得以在中国持续发展而绵延不断的基础所在。佛教的文体有三种:一种是散文,直说义理;一种是重颂,重述义理的诗;一种是偈颂,直叙事义的诗歌。一般佛教经典是三种文体兼用,由于重颂和偈颂能用梵音歌唱,而译成汉文则不能歌唱,所以产生了“梵呗”、“转读”:“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音,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     

论开悟 第十二讲 禅宗的开悟(三)

现在有些人,由于对禅宗不理解而产生了种种偏见及非议,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对佛教的教义和历史没有认真地进行学习体会和研究;二是对禅宗根本就没有一个全面正确和科学地了解.于是乎便只从皮毛名相上立论乃至于以谩骂为辩理,这种轻率肤浅的态度,其实也就可以说明问题了.但我希望:众位不要被那些不三不四的说法而动摇对禅宗之信念和研究.现在中外的学者们,对佛法的研究和探索,明显地有一种注重原始佛教的倾向.我认为,如果比较一下佛敬各大宗派的教义、教理,只有禅宗最接近于原始佛教,那么,我们就上溯到释迦牟尼佛,从佛说起吧!     

论藏族传记文学的分类及其文体特征

藏族传记文学历史悠久、数目庞大、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是整个藏族文学宝库中最具特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该文体当初因为佛教的传入,特别是随着《佛本生传》及《譬喻经》的译介而产生,所以早期的传记从内容到形式、结构各方面带有明显的印度文化特点,但后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了诸多藏族独有的特点。本论文主要以各类藏文文献为例,对藏族传记文学的溯源、发展历程以及分类和文体特征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旨在探寻整个藏族文学乃至整个藏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为开拓藏学研究新领域和新渠道,提供详实、可靠的资料。     

一部富有开创之功的学术著作——浅评《道教文学史》

在我国,宗教文学是常被人们忽视的领域,即便是人们常议论的佛教、道教与文学艺术关系这类话题,也仅停留在中国某小说与佛道某故事有渊源关系,某文学作品有佛道的出世思想等线性的表层分析上,并未把佛教或道教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更未有较成熟的佛教或道教文学史出现。自本世纪初林传甲,黄人编著中国文学史以来,中国人写的各类文学史著作不下五百部,而宗教、僧侣文学的专书、专史,仅有建国前张仕章《中国古代宗教诗歌集》(1926年上海广学会出版)、张长弓《中国僧伽之诗生活》(1933年作者本人出版)等     

《俗语佛源》的启发

提起佛教文化,许多人觉得那是一个很神秘的彼岸世界,与现实人生了不相关。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由儒、道、佛文化共同构成的“大传统”及千流百派的“小传统”汇聚而成的中国文化海洋里,简直如空气一般须臾不可分离。近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写的《俗语佛源》一书,其中记载赵朴初先生在“文革”中曾对一位青年学者推心置腹地说：“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的成份。……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解释佛教寓言必先弄通佛理

近年来，市面上解释佛经寓言的书籍，越来越多。我读过几本学者编的佛经寓言故事集，多有学者评语，令我感到吃惊，因为那些学者对佛经寓言的评语大背佛理。佛陀说：“于如来教，唯文字想，而无人解，皆名访法。”理解佛经寓言必须从佛教教理本身去理解，因为佛阳讲这些故事不是为取悦于人，而是为宣扬佛理，指导修行。这一点被许多佛教文化学者忽视了。比如对《出耀经》中“大海三鱼喻”的理解：寓言说：南海突然涨潮，有三条鱼被潮水冲到了沙滩上，鱼儿们商量说：“我们处境很危险，应当趁潮水未退，力争逆潮而上，返回大海。”但前面有条…     

太虚大师创办世界佛学苑始末

太虚大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高僧,是佛教改革派的领袖,被誉为佛教界的马丁·路德。他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提出了人间佛教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佛教的转型。创办世界佛学苑是太虚大师进行世界佛教运动的重要实践之一,旨在将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地,通过佛教改造人类的思想,从而促进世界和平。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是太虚大师创办世界佛学苑的远因;太虚环游欧美各国,使"创办世界佛学苑"从设想转化为实践;世界佛学苑的分支机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成立;太虚提出中国佛学者应成为世界佛学苑的倡导人以及太虚与印度摩诃菩提会等佛教团体的交流合作;最后总结了世界佛学苑失败的原因和它对后世汉传佛教发展的深远影响。     

对天台宗哲学价值取向之分野——以欧阳竞无、牟宗三为主要视角

龚自珍的天台宗研究本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重要源头之一。然自杨仁山、欧阳竟无等倡导的“居士佛教”兴起后,近代佛教思潮的主体一变而为法相唯识学的推进。天台宗哲学体系本身,受到了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一系佛教学者的强烈批判。而在新儒学领域,天台宗哲学却得到了近代以来新儒家们的重视,其代表者如牟宗三推崇天台圆教哲学为“佛说之极致”。本文以欧阳竟无与牟宗三对待天台宗义理颇具代表性的相反价值取向为视角进行剖析和反恩。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六朝私家园林与佛教

众所周知,中国私家园林的大规模出现始于六朝(主要在东晋、南朝时期)。这一园林现象的勃兴是多利,原因造成的。而其中佛教信仰则与私家园林兴盛以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佛教的盛行促使了私家园林的勃兴;另一方面,私家园林又促进了佛事活动更人规模的开展。这种佛教与私家园林的密切关联,还对六朝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以佛对山水"的园林山水涛的形成。 一、佛教的盛行与私家园林的勃兴 佛教之所以能对私家园林的兴盛发生影响,主要在于佛学在义理     

一念逾新罗刹那含永劫——苏轼《百步洪》诗赏析

赵宋是儒学复兴的时代,宋代儒学的复兴是宋儒“援佛入儒”的结果。佛教对宋代的文学也有巨大的影响,这表现在许多文学家具有较深的佛学修养,苏轼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