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相传与继承——以慧文、慧思、智顗的相承为中心

正一、五种相承佛教传入中国当为公元一世纪前后,兴于印度的佛教经西域地区传入中国。其后,中国十分盛行由印度传入的汉译佛教经典。出身于西域龟兹地区的鸠摩罗什(344-413)被迎入长安,先后汉译了天台所依经典《法华经》以及《大般若经》、《阿弥陀经》、《维摩经》等大乘经典。此外,还汉译了《中论》、《大智度论》等中观教派的论著,被誉为伟大的译经家。至今,其译经旧     

佛教典籍纵横谈

佛经自东汉传入我国,版本众多,内容丰富。在我国古代文化艺苑中,放出瑰丽的色彩。试为纵横之说,冀收献曝之功。尚盼读者诸君有以教之。最早的译经《四十二章经》是汉明帝永平十年(67)遣使者往大月支国求取佛经,迎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东来,于洛阳白马寺译出,“是为中国译经之祖”(见《大唐内典录》卷一)。全经仿老子《道德经》形式,概括佛陀重要言教成四十二章,是佛弟子摄身修心的一部宝训。也有人认为此经是摘录《阿含经》语句编辑而成。但《四十二     

支谦译经所反映的东汉三国时期的新词

支谦译经是研究中古汉语词汇的宝贵材料,本文主要探讨了支谦译经所反映的东汉三国时期的新词.     

译经僧——求那跋陀罗

1980年9月,以中村元博士为团长的日本东方思想学术交流访华团,来访中国佛教协会,由赵朴初会长接见于法源寺,进行了一次佛教友好的交流。本文作者野村隆昌博士是该团的副团长,现任立正大学教授。他根据《梁高僧传.译经篇》的《求那跋陀罗传》,参考《宋书》、《南史》等以及各种经录的佛教历史知识,详细地描述这一位印度译经僧波澜重叠的一生经历和译经成就,并穿插着刘宋王室政治斗争的历史故事,写成译经僧求那跋陀罗的传记,     

《太上洞玄灵宝净供妙经》考探

《太上洞玄灵宝净供妙经》是一部成书于唐代、主述祖先救度的道经。该经主张于"八解日"设净供祭祖,以令先亡超脱幽境。其救度方式融合了早期道教食祭鬼神和佛教功德说,主要以功德之力超度先亡。经中"净供"之说,借鉴了《金刚经》"无相施"的概念,提出行者需于精思静定中以清净之心设"不住相供献",方可建无量功德。此说法实为佛、道二教心性论混合的产物,对修斋道士的心性修为有较高要求。经中"仙公祭鬼"的故事,应即宋元道教"葛仙公创祭炼法"之说的原型。     

灵仙三藏至五台山

灵仙三藏,又称灵船(《关于日本译经沙门灵仙三藏的新史料》),是日本南京兴福寺法相宗的僧人。法相宗是研究万法性相的宗派。它认为万法的存在、变化是识的作用,故又名唯识宗。唯识宗源于印度。它是依据《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唯     

题名安世高译《尸迦罗越六方礼经》译者考辨

可靠的安世高译经语料是东汉佛经真伪考辨的重要参考标准，因此厘清安世高的具体译经数目尤为重要。收录于《大正藏》长阿含中的单本《尸迦罗越六方礼经》,今题名为安世高所译，但此经在《出三藏记集》中实际著录为失译杂经。以佛教历代经录为线索进行考辨可知：此经在梁时为僧祐新集，当时名为《尸迦罗越六向拜经》,译人已佚，和竺法护译《大六向拜经》并存于世。隋代《法经录》指出其出自长阿含，之后费长房将其臆断为安世高所译(597)。到唐代智升编《开元录》(730)时沿用费长房所说，并且第一次将经名改做“尸迦罗越六方礼经”编入《入藏录》,刻本大藏经时期以此为准，后世沿同至今。再据语词和语篇分析，此经可能为晋时二次编辑所成的抄经(抄自竺法护《大六向拜经》),并非直译自原典。现存敦煌本《尸迦罗越六向拜经》除个别词外，几乎完全相同，应属于此经的唐代抄本。     

清末民初天主教白话圣经译写及其滞后原因

较之近代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卓有成效的白话译经,天主教在这方面要相对滞后,直至1968年才出版《思高圣经合订本》。此前天主教内也出现过对白话译经的提倡及实践,但较之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只是个别修会的努力和部分圣经的翻译。本文基于民初天主教部分期刊史料,对天主教内白话译经滞后原因作初步探讨,也兼及与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比较。     

《佛说睒子经》导读──佛书中的“孝经”

大乘佛教经典中有一类专讲佛释迹牟尼“前世”功德的经书,其数量很大,收载于各种版本大藏经中的有几十种,如《长寿王经》、《金色王经》、《佛说妙色正因缘经》、《佛说月光菩萨经》、《佛说师子素驮罢工断肉经》、《太子慕魄经》、《银色女经｝）、《九色鹿经》、《佛说膀子经》及《六度集经》等。这类经书通过不同的故事,借褒扬佛“前世”的功德,阐述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基本思想,以此规劝信众修持大乘菩萨行,广行善事,多积功德,以慈悲喜舍之心,度一切众生。这些经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经书中没有如同《般若》、《华严》、《法…     

区域佛教史研究的鼎力之作——评杜斗城先生的《河西佛教史》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杜斗城先生的《河西佛教史》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通篇78万字,方立天先生为之作序,可称得上是一部鸿著。从工作之始,先生就致力于河西佛教的研究,虽然先后出版了《陇右高僧录》、《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北凉译经论》、《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以及《正史佛教资料类编》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但不曾放弃对它的关注和思考,期间虽历经工作繁忙和诸多变故,一直恒心未改。可以说,这部书是先生半生心血研究成果的结晶。     

坐禅与参话头

坐禅是指习禅者端身正坐,不起思虑分别,系心于某一对象,从而进入禅定之境的修行活动。释迦世尊在成道之前,先是在菩提树下端坐静思,其后又在阿踰波罗树下、目真邻陀树下、罗阇耶恒那树下各坐七天,这是佛教坐禅的开始。在佛经中,常可见佛陀及其弟子们重视修禅的记载,如《大般涅槃经》中云︰"尔时有一满罗仙人之子,……忽于中路,而见如来坐息树下,合掌问讯,却坐一面,而白佛言︰夫出家法,坐禅之业最为第一。"《分别功德论》卷二云︰"阿难便般涅槃时,诸比丘各习坐禅,不复诵习。云佛有三业,坐禅第一。     

最上云音室读书记

十地经论义记二十四卷(金陵刻经处本)隋释慧远撰。《十地经》者,即《华严经十地品》异译也,世亲造论释之。魏永平中,天竺三藏勒那摩提及菩提留支译。当时习者称地论师。远公之言曰:“十地者,盖是集一切智一切种智功德法门。”记初以十门階则慧光于此论最为精熟。其弟子法上讲《十地》、《地持》、《楞伽》、《涅槃》,轮次相续,并著文疏。远公承三叶之渊源,集华梵之义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和郑玄的崇尚礼学

<正> 东汉统治阶级崇尚礼仪,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玄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礼记·月令》题疏见《十三经注疏》)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七:“然统康成一生著述以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两种文化现象。     

《思维论》作者的话

《思维论》于2000年春出版,已于00年、01年进行了两次学术挑错讨论,分别于01年、02年出了两次“《思维论》挑错学术讨论专辑”。学术挑错讨论原订于02年举行,于当年春天发出通知,征集挑错文章。通知中并注明,挑错的范围不仅是《思维论》,还包括我前两次挑错中     

《陶富源文集》出版

<正>《陶富源文集》(十卷本,共390余万字)于2016年5月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各卷的书名分别是《形上智慧论》、《实践主导论》、《终极关怀论》、《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唯物辩证论与实践智慧》、《唯物史观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哲学观照》、《精神家园的哲学守望》、《学术论文写作通鉴》。该文集汇集了陶富源先生的重要著述,分别以哲学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马克思人学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辩证论、历     

倓虚法师《念佛论》之天台净土观

<正>《念佛论》是倓虚法师一篇专门探讨净土法门的讲记,虽然内容是为初机学佛者,略说念佛求生西方弥陀净土之殊胜功德,但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其作为天台宗的一代大师,以天台教观来弘扬净土法门的理论特色。     

五台山宝塔研究

五台山为文殊道场,位于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也为世界佛教五大圣地之一。它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佛教文化,其中艳丽多彩的塔文化,就是一株光彩耀目的灿烂奇葩。 塔,本来不是我国古代固有的建筑,而是随着印度佛教的传播,于公元一世纪时传入我国,后逐渐成了我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译经沙门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卷六曰: 《妙法莲华经》第一卷云:“‘宝塔,正言(宀八卒)都波。此译云庙,或云方坟;此义翻也,或云大聚相, 谓垒石等高以为相也。案,塔字,诸书所无,唯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音他合切。’” 塔,梵文为Stupa,巴利语为thupa,音译作(宀八卒)都婆、数斗波、率都婆等;略译作塔婆、浮图、佛塔等。意译作高显处、功德聚、方坟、圆冢、塔庙、灵庙,是“顶”、“堆土”之义。据《杂心论》云:“有舍利名塔,无舍利名支提。”。可见,塔的本义是埋藏佛陀舍利的纪念性的建筑物。舍利,亦为梵语,译云骨身,     

《伤寒杂病论》的辩证思维

《伤寒杂病论》的辩证思维河南中医学院（郑州４５０００３）谢世平辩证思维是祖国医学的优势和特长,它在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实质就是一种医学的辩证思维。但目前哲学界并未认识到在中国古代已形成了辩证思维。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医...     

试论唐代佛典翻译的特点(上)

佛教传入中国,可以说是从佛典翻译开始的。但我国佛典翻译究竟开始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中天竺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洛阳,翌年译出《四十二章经》一卷,是为中国汉地译经的开始。但近代有的学者认为《四十二章经》不是最初传来的经,更不是直接的译本,只不过是东晋时代的一种经抄,是抄自经过法救改订了的《法句经》(详见吕澂《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77页)。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中国佛教史上,翻译佛典确有史实可证,并在当时发生一定影响的,应以汉末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为最早。由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与佛典的翻译有     

佛像的研究与收藏

佛像是古代信奉佛教的人们供养及作功德的法物,除了自己供奉外,还应施舍钱财、建寺塔、作佛像。因此,佛经中还有《造立形像福报经》,在《造像量度经》中还专有《造像福》一章,论及造作佛像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