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说由经验性认识向先验信念的异变

五行说的起源与殷商时期的农业经验有关,指有了“水”浇溉,“火”烧荒,“木”、“金”作农具的条件后,就可以在“土”上种植和收获了,是一种有固定中心的系统认识。西周以后,五行先抽象发展为地舆世界的基本元素,构成“相生”、“相胜”的关系,后又扩大为对于整个宇宙世界的一般认识;认识的系统形式则是无固定中心和有固定中心并存。因为经验性认识在历史的过程中积淀为传统的先验的存在,加上统治者用以阐释政治历史的规律性和现实政治的合理性,秦汉时期五行说异变成了一种关于价值规范和认识模式的先验信念。     

“德治”平议

目前学界批评传统“德治”的意见多带有主观随意性 ,然而对“德治”需要作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公平评价。孔子关于“德治”的本义是“德治”与“政治”并举。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德治”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德治”与“政治”、“刑治”都是通过“礼治”实施的。传统“德治”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个性 ,因此对“德治”的批评应持慎重的态度。在当前实行依法治国的历史时期 ,在认识和实践上都应当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     

对当代国际政治中伊斯兰问题的认识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本文从10个不同方面概略地探讨“伊斯兰”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表现、特点、发展趋势以及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问题。由此,作者提出应深化对“伊斯兰”的认识。     

合理性:深化认识论研究的一种思路

一、认识论既要描述认识更要规范认识 认识论是对认识的认识或对认识反思,这已成为学界共识。但需要澄清的是,在“对认识的认识”中,后一“认识”与前一“认识”并不同义。前者着眼于“描述”对象,力求达到真理性知识,是属于科学意义上的认识(又称认知):后者强调“反思”对象,旨在描述、评价、规范对象的统一中达到认识的合理性,是属于哲学意义上的认识。从思维方式的类型来看,前者是一种对象性思维方式,后者是一种反思性思维方式。     

立足统情 做实做细 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的云南实践行稳致远

<正>近年来,云南省立足“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与边疆问题相互交织”的统情,聚焦“铸、融、建、提、法”五字发力,打好宗教工作组合拳,做实做细工作,推动宗教中国化的云南实践行稳致远。一、“铸”字当头,做实做细政治引领、思想引导和工作指导,着力在培根铸魂上下功夫。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其纳入全省宗教院校公共课程体系建设和宗教界人士培训的“必修课”,引导宗教界人士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从思想、政治、理论、情感上增进“五个认同”,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理性”的诞生:重探1920年代梁漱溟的心理观念之转变及其政治意涵

梁漱溟于1920年代中前期发生了一次关键的思想转变:他关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从“本能-理智”转变为“理性-本能-理智”。哲学上的这一转变也紧密联系着梁漱溟在政治思考上的推进:经由这一转变,“理性”、“民族精神”以及乡村建设理论等梁漱溟的核心思考得以最终生成。梁的这一转变来自当时思想论争、时代困局以及自身理论的内部矛盾的催迫;以“理性”为核心的新框架,为一系列难题与矛盾提出了解决方案,也使梁摆脱愁闷、走向乡村。梁的“理性”是一种“主体”哲学,也是一种包含着普遍性色彩的政治伦理——它不但针对“中国民族自救”,更包含着克服西方现代危机、再造未来新文明的意识。     

传统宗教·新兴宗教·邪教

近几个月来,随着揭批“法轮大法”、“法轮功”政治斗争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这一非法组织的邪恶本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由于报刊上不断出现与宗教知识相关的内容,而国人一般对宗教所知甚少,因而也时常有人向我们这些专门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讨教”,希望澄清一些认识。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法轮功”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按我的理解,这个问题关涉到两方面的思考:如果认定“法轮功”的“邪教”本性,则不宜将它与正当的宗教信仰,特别是与我国的“五大宗教”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无本质联系;而认定“法轮功”是邪教同时又在逻辑概念…     

论《淮南子》的墨子观

《淮南子》对墨子持有复杂的政治认识与态度,这在秦汉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出发,“批墨”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基本主张,但与此同时,《淮南子》也内在地显示出“尊墨”的政治情怀,进而试图对墨子政治思想有所借鉴和汲取,达到“融墨”之理论目的。对待墨子及其政治思想的历史态度,既凸显出《淮南子》立足黄老,融通诸子的博大精神,也彰显出墨子在秦汉政治思想发展中独特的历史影响。     

智者的思考

一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你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是最困难的?”泰勒斯回答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难,认识自己的不足更难。二“世界上什么最可贵?”“生命。”毕阿斯毫不犹豫地回答。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无产阶级要求什么样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议题。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它同无产阶级要求的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从现代国家到国家完全消亡的历史演进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或“(半资产阶级)国家”、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四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以彻底打碎传统国家机器为首要条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推动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在狭义上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的制度形式，在广义上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形式。《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历史方位和制度特征，以及充分发挥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所有制上的优势特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佛教哲学在思想史上的挑战

佛教是提倡消极避世,以忍辱无诤、清净寂天为主,它会“挑”什么“战”呢?不错,表面上确属如此,但这要辩证地来看。我这里说的是佛教哲学,要从历史看到现在,从思想看到影响,还要从国内看到国外,就会发现它那以不挑战为挑战的实质和奥妙之处,正如历史上有些著名的和尚以不谈政治来实际参加政治一样。不要轻视这派宗教唯心主义在人类认识史上所曾产生的影响,它甚至在今天还会提出一些挑战性的问题要求人们考虑回答哩!     

儒道两家对道的阐释及其旨趣

中国哲学在认识上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认识主体主观上着意排斥纯粹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功能发挥,力求使认识对象在人的整个精神对其观照中得以呈现并进而把握,当然这种意向性并不是无根据的,相反倒是建立在理性对自己认识能力的认识基础上的;二是因为理性融入经验中之后的精神观照在客观上缺乏可描述性,以及个体的经验存在着不具普遍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认识结果上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这两个认识特征,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对“道”的阐释上,而“道”在中国哲学中是最高的范畴。关于对“道”的阐释,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     

《论语》"思无邪"与孔子的诗教思想

《论语》各篇材料看似任意罗列,仿佛没有任何秩序,其实不然。孔子评论《诗经》日“思无邪”,该章被编排在《为政》篇的第二章,十分耐人寻味。实际上,“思无邪”被排在这样的位置,也影响到了人们对《论语》的认识。其实,《为政》篇以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为主旨,孔子《诗》教思想的本质是“政教”,从新出土的上博竹书《诗论》便可以看出孔子《诗》教思想的“德教”内涵,从而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思无邪”的含义,也可加深我们对《论语》内在结构的认识。     

论认识的多重本质

(一) 认识论作为一门“反思”人类认识的学科,无疑应以揭示人类认识的本质和规律为主旨。然而,作为认识论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在人们具体的认识论研究中,“认识”一词至少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或者说,“认识”一词所指称的具体对象至少有两个方面: 其一,“认识”指称人类认识活动及其过程本身。夏甄陶教授在其《认识论引论》一     

道教术数与科技哲学

长期以来 ,不少人对“道教术数”嗤之以鼻 ;把它同科技哲学挂起钩来似乎显得不可思议。这两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呢 ?为了能够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认识 ,我们不妨从其含义的发掘入手。一、“术数”由来与其意义的发明“术数”这个词汇由来已久。在古代 ,它曾经是一个颇为重要的概念。因为它的涵盖面相当之广 ,甚至连政治策略、权术也叫做术数。《韩非子·奸劫杀臣》篇说 :“夫奸臣得承信幸之势 ,以毁誉进退群臣者 ,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① 韩非子在此所谓“术数” ,即是就策略上来使用的。在他看来 ,一个国家的君王如果不精通政治术数就…     

关于认识源泉问题的哲学史考察

近一、二年,哲学界对认识源泉问题的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观各家看法,被用来表述认识源泉的范畴,主要有三个:一是“物质世界”,二是“感觉”,三是“实践”。这三种表述方法,在哲学史上都可以找到根据。我不同意把这三种提法在科学性上等量齐观;我认为,只有第三种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的观点,才是真正科学的。这只须对哲学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发展过程作些必要的回顾,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价值的现代阐释

德治理念确立于西周时期 ,在《尚书》中已有明确表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化。“德治”的观念依据是天命君权的神圣性与绝对性 ,其现实基础则是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结构的宗法社会 ,而其贯彻的制度保证则是“礼乐刑政”相互辅成的互动机制。在“德治”理念的背后隐藏着王权的绝对性以及“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在政治地位以及价值理念上的根本不平等。但作为一种政治模式 ,“德治”充分强调了对于统治者本身之道德素质的本质要求 ,因此它仍蕴含着现代政治在现实性上趋于合理化的基本前提     

试论春日潜庵对蕺山思想的接受北大核心

18、19世纪,随着阳明学风行日本,蕺山之学在日本也得到广泛传播,被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文人所认识接受。江户后期的下层贵族春日潜庵是较早推崇蕺山的阳明学者,他接受了蕺山的慎独说,较为深入地理解“独体”之内涵。其次,他对蕺山“意”的阐发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认同“意为心之所存”而非“心之所发”,要在心之所存的“意”根处用功。并且,春日潜庵能够区分意念之别,重视刘蕺山“念”的内涵。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春日潜庵深受刘蕺山晚年绝食殉国的节义行为影响,在日用慎独之功、时刻内省的同时积极参加幕末政治改革运动,推动了日本幕末到近代时局的变化。     

政治就是要落实到业务

政治究竟应该落实到哪里?政治挂帅究竟应该挂在什么地方?这个政治同经济的关系问题,是被林彪、“四人帮”搅和得最混乱的理论问题之一。林彪、“四人帮”摆出一副极“左”的面孔,把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截然对立起来,疯狂地反对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他们宣扬政治只能“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他们说的政治挂帅,就是整天唱高调,说空话,把政治挂到半空中。多年来,林彪、“四人帮”这套谬论象紧箍咒一样,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阻碍     

论强者／弱者政治学的三重意义——《古典政治哲学史论》读后感

“强者／弱者政治学”是浙江大学包利民教授提出的一个政治理解模型。如要恰当理解提出这一模型的目的，必须结合当下对“古今之争”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中国传统思想及其语言表述的研究。本文认为该模型的提出基于以下三层考虑，一是在理论层面上回应西方古今政治哲学思想的争论。二是在现实层面上对体现为“古今之争”的“中外之争”问题的回应，其三是在汉语政治哲学修辞表达上的更新。这些考虑是否能得到落实，有待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