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文明建设

公共性是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文明建设的共同属性,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体现在管理主体的公共性、管理价值观的公共性,管理手段的公共性和管理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等方面.公共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培养社会的公共精神,政府公共管理在公共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道德示范、制度保障、促进公民的有序参与和激发公民的公共意识等重要作用.     

政治自由主义和公共理性的局限性

这篇论文分析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局限性.这一点是通过批判其公共理性的不足来阐明的.这个论述分三部分来进行:第一部分分析公共理性和话语,第二、三部分分别进行民主缺陷和社会缺陷的解释.这些缺陷被分析为是对公民参与政治社会条件的一个根本限制.因此这个分析集中于过去十年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 J.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这篇论文认为在他的理论中有两个缺陷:一是随着个体向社会的不完全整合而带来的缺陷--民主缺陷;二是与低估正义的社会分配维度相关的缺陷--社会缺陷.     

协商民主的路径——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沟通、交往的理性实践观来实现公民主体与权力主体的平等交流,强调通过讨论、交流、对话等方式培养交往主体的公共理性精神,实现政治民主.协商民主以理性对话的柔性机制,创新了对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形式,符合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需要,可以作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要路径.     

公共伦理研究的系统力作——评《公共伦理丛书》

公共领域的扩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公共权力的支配、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公共规范的建立与遵守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中,由于人们在观点、理念上的相互差异,为公共生活提供应然性基础就变得尤为困难.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对于经济效率、经济理性的片面强调和追求,又使公共观念面临着被平整化的巨大压力.商业平整化的结果之一,便是道德似乎正渐渐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视阈.但是这种远离仅仅是一种现象,并不能改变社会对于伦理、道德的内在期盼与需要.在现代社会中,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传统社会逐渐退缩,以个体为单位的公共领域日渐膨胀.探寻公共领域的合理性基础,为公共生活提供道德价值的引导,成为当代社会的急迫需求.     

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

公共理性(由)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而又含混的理念,它可能包含的理性能力与公共理由这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待澄清。如果仅仅从公共理由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我们无法超越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无法为政治辩护提供任何公共理由。如果将其作为一般性道德推理的实践理性能力,我们则会因为推理主体与推理程序的模糊性而无法确定合情理性的最终标准。唯有基于民主的公民身份,在政治正义的领域来塑造这一理念,我们才能够把公共推理的能力与共享的公共理由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贯的公共理性理念。     

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公共辩护理念

公共辩护理念是理解罗尔斯整个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从根本上说,公共辩护可以看作是自由平等公民间就他们在公共生活中采纳何种"相待之道"而进行的理由交换和论辩,它主要诉诸公民的实践理性,是公民彼此间要求理由和给出理由的一种实践。因此,政治领域的根本原则获得公共辩护的标准,不可能存在于某些理性无法理解的、未"祛魅"的实体那里;也不能等同于理论理性领域里的正确的逻辑推演或因果推导。这种检验标准只能是:在满足实践理性所有相关要求的条件下,它是自由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人们彼此都可以合理接受的原则。这个标准里蕴含着政治自由主义公共辩护事业的双重目标或双重要求:它试图为政治权威行使的正当性提供好的规范理由,但这些理由又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们可以合理接受的。     

公民美德:特征及其意义

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美德,它还是公民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公共性美德.政治性与公共性是公民美德的基本特性.作为一种身份美德,公民美德能够使个体以公民之立场理解并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支持个体完成公民分内之事,从而自觉地维系公民身份,并确保公民所属政治共同体之发展与凝聚.     

在建构公共空间中寻求政治认同——鲍曼公共空间理论的视角

公共空间(领域)作为国家政治权力领域与市民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以公共交往和理性批判为内容,为国家政治认同提供合法性支持.鲍曼以全球化为背景,对“流动的现代性时代”(后现代时期)公共空间的衰落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提出了引入“基本收入制度”、倡导“为了他者”的道德两条途径建构公共空间,重构政治认同的平台,寻求政治认同,实现社会团结.鲍曼的公共空间理论对于正在走向现代性的中国如何建构公共空间、寻求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启示.     

公共文明建设价值新议

加强公共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一是为公民个人品德成长培育良性的德育生态;二是减少或避免因公共生活摩擦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三是能改造国民素质中的劣根性,培养国人的公共责任意识。     

全球化时代类群本位的公共生活理念与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由市场经济所直接推动的“世界交往”历史形态的生成,标志着人类逐渐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普遍的、自主自觉的类群公共生活时代,或曰“世界公民社会”时代。作为一个内蕴丰富的意义符码,“世界公民社会”最显著、最突出的人文特征在于,它是对交往的普遍化所要求的“公共理性”的表达,是对与之相应的以模塑现代“公民社会”民众之普遍的“公共理性”精神为根本追求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彰显。就学理性意义而言,在文化多元与一元并存、价值的差异与共识同在等已成为显在现实的当代中国社会,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公共权力、法治与社会资本的积累

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样态,但究竟是人际合作促进了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还是相反,在逻辑上存在着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这样一种可能性.为此,在思考社会资本的积累机制问题时,有必要将理论思维的视野拓展到社会结构的秩序化所必须的法治状态这个基本的维度.从这个角度看,专制的公共权力是社会资本积累的腐蚀剂,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则是社会资本的积累机制.     

公民资格论——政府公共性视界中的公民公共感能力探究

政府公共性意义上的公民,分享着两项公共权利,承担着两项公共义务。他们不仅能够感知和理解公共权利和公共义务,而且具有把它们化为现实的公共感能力。用公共感能力确定公民的资格,为公民的概念提供了规范的标准,从而与国籍描述的公民资格区分开来,把公民定义为与市民不同的公共角色。公民作为公共的角色,应该积极地从正反两面培养自己的公共感能力,不断创造自己作为公民的价值。     

论政治领袖的公共示范效应

政治领袖是由其追随者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核心,是公共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力的灵魂式人物。由于人们遵纪守法的行为在动机上具有交互性,他们对制度和规范的理解与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领袖之言谈与行为方式的影响,因此,政治领袖在公共生活中具有示范效应。这种公共示范作用不仅制约着政策制度运作的效率,而且影响着民主法制的进程。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当正视政治领袖的示范效应,发挥其正面推动作用。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问题探究

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问题本质上是关于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基本准则、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以及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的制度建构三个方面的问题.如何权衡在危机状态下政府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既保持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又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公共制度正义与社会道德进步

制度作为一定社会或共同体的正式规范体系,规范和调节着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是公共理性的凝结形式和表达方式。在一个快速转型的社会中,道德水平的提升决不简单地只是一个舆论宣传教育的问题,更是一个生活实践、制度化了的规范力量引导的问题,是一个价值引导与通过制度安排所     

伦理意义上的"公共文明"浅探

"公共文明"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特指公共生活领域的非野蛮秩序状态,属于秩序文明范畴。这个概念的出现反映了中国人对社会结构变化的敏锐把握与道德建设的自觉。从伦理类型角度看,公共文明属于行为论伦理范畴而非品德论伦理范畴。它的价值原则是正义,形式原则是法治,本质则是对他人的、自己的尊严与权利的平等尊重与维护。     

公民品格与公共生活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公民性是公共性与个体性的张力性存在。现代公民是公共性与个体性的双重统一,这种双重性也体现在公民品格上。公民品格是公民性在公民个体身上的体现,包括个体性品格和公共性品格。公民品格不是先验的,而是在公共生活中形成的,公共生活塑造了公民品格;公共生活是公民的生活,公民品格促进了公共生活的自觉建构。公共生活是公民品格生长的温床,因此,培育公民品格,必须建构公共生活。公民品格教育是基于公共生活,通过公共生活,为了公共生活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公共人"。     

公共政府:"二源"基础、异化及其回归

对于"公共政府",主权在民的"权源"与公民纳税的"物源"构成了它的"二源"基础,否则,它就不是公共政府."二源"是公共政府的逻辑设定与现实支持.但是,现实中的政府常常会违背这两个基础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异化".对此,必须寻找回归之路,而回归之路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在当今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就是公共权力的"多维控制"与公共财政"制度体系"的建立.     

尊重——公共生活的基础性道德价值

尊重是公共生活中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诉求.康德伦理学揭示出了属于现代公共生活的尊重类型,它不仅与私域生活中以情感为基础的尊重有区别,更与传统社会的等级性尊重不一样.尊重作为公共生活的道德价值,既需要通过制度的安排去实现,又要在人们平等的相互对待行为中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