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中国的三次传播

天主教在中国的三次传播□向杨●天主教是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传教士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１３世纪的元朝。１２８８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继位,他原是方济各会的总会长。他获知元朝有来自欧亚的基督教各派的教徒,于是就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若望·孟德高维诺作为...     

“礼仪之争”的由来及历史教训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的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引起了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传教士的反对,由此爆发了著名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进行了半个世纪,最后导致了中国清政府的“百年禁教”。其起因主要是： （一）利玛窦传教思想引起的争论“礼仪之争”的导因是从对“尊孔祭祖”和对中国文化中的“天主”与“上帝”等问题的争论开始的。但是,在当时的传教士中,并不是都如利玛窦那样对中国文化习俗给予应有的尊重,且一些人不愿下功夫学习中国文化,又带着欧洲文化至上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及习俗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对利玛窦…     

奉献的人生 快乐的人生——记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涂世华主教

从小立下报国志涂世华主教,1919年11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沔阳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很小便能够阅读小说。12岁那年,他被送到天主教汉口教区开办的柏泉小修院读书,1937年毕业后加入方济各会,并在柏泉初修院继续学习。当时的中国天主教会是一个殖民化的教会,教会权力掌握在外国传教士的手中。外国传教士瞧不起中国人,对中国学生进行的是奴化教育。日本侵略我国,修院里的外国主教、神父们在讲道时却说:“中国人管不了中国,日本人打进中国,是天主的圣意。”外国主教神父们的话,使年轻的涂世华感到非常愤慨!当时的修院院长是位意大利…     

天主教南京教区第一任国籍主教罗文藻

在苍松翠柏景色秀丽的南京雨花台附近任家花园的旧址——原天主教公墓安葬著南京教区第一任主教,也是中国天主教第一位国籍主教罗文藻。罗文藻,又名罗文照,字汝鼎,号我存,福建省福安县罗江里巷村人。其一生事迹多散记于西文史籍。据《罗化宗谱》记载:“罗文藻生于明万历卅九年(1611)。其家务农,父母俱以勤俭诚朴见重于乡人。”明崇祯六年(1633),教皇乌尔巴努八世发出诏书,积极动员西欧会籍的传教士来华,努力打开通向远东的道路。这样,欧洲各国的修会会士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的传教士遂纷至沓来,相继在福安一带传教。这年九月廿四日,出生在佛     

西方传教士在一九○○年

1990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义和团运动和残暴的八国联军入侵。至今一百年了，还值得我们从各方面追寻史实，以求明辨是非。那一年事儿多了，本文只追述一些基督教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以示一斑。不过，事情还得有个头，那就是西方传教士如何进入中国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清政府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订立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外国差会乘机派遣一批又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特别是1858年订立《天津条约》时，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WWilliam）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条约，传教士们更以征服者…     

同质化的经院哲学与儒学——以近代济南将军庙天主堂修院的异质宗教融合问题为例

本文以中国近代山东济南教区将军庙天主堂修院为例,讨论异质宗教融合问题。明朝中后期,天主教耶稣会于济南开教,并藉经院哲学与儒学在哲学属性、本原等级次序及超验性天论三方面的同质化,施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学术传教策略,"中国礼仪之争"爆发后,济南教区转由天主教方济各会接任牧职,并在济南府老城将军庙街购置土地建区牧养。通过分析方济各会在将军庙天主堂修院的建置选址及规划布局中秉承礼制苛规之史,探讨其是为传教士藉基督教神哲学辩证法论证基督教与儒学互融的客观物质载体,旨为异质宗教融合论的认知提供借鉴。     

从存有的层次性看儒学的宗教性

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儒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从１７世纪以来，至少有三次规模较大的讨论。第一次是１７—１８世纪的所谓“中国礼仪之争”。这次讨论规模很大，除中国学者外，还包括欧洲的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丁会、巴黎对外传教会，以及罗...     

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中的差会与教会关系概论

近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无法逃避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处理差会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本文主要对来华传教士以及中国教会在这方面的观点以及措施进行考察分析。基督新教入华的第一个百年,传教事业完全在差会和传教士的控制之下,但随着新一代中国教会领袖的成长和传教士“中国教会”意识的增强,到20世纪初期,主张差会向“中国教会”移交财产和治权,从“教会在中国”(ChurchinChina)逐渐过渡到“中国教会”(ChurchofChina),已成为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共同理念。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直到1950年代初,能完全做到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还是很少一部分。原因有多方面,包括传教士的不愿主动放权以及中国信徒自身能力的缺乏。     

从礼仪之争的政治向背看梵蒂冈“封圣”的政治图谋

这次梵蒂冈册封中国教会120位“圣人”涉及到福建教会的有6位。这6位都是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除刘方济各外都是在清代著名的礼仪之争中被清政府处死的。礼仪之争说穿了就是天主教会要不要尊重所在国的文化传统、要不要与所处的时代社会相适应的一场大争论。这在今天已经不成为问题，可是在17至18世纪，这个问题却困扰了中国教会100多年。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一)

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ClaudeL.Pickens,Jr.1900-1985)和妻子伊丽莎白·兹威默·毕敬士(ElizabethZwemerPickens)曾是“中国内地传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毕敬士夫妇及伊丽莎白的父亲塞缪尔·兹威默博士(D r.SamuelZwemer),以及英国传教士伊萨克·梅益盛(IsaacMason)等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中特别关注中国的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的情况,这是因为他们立志要让回族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愿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兴趣。梅益盛先生曾把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翻译成英文在上海出版。毕敬士先生的岳父兹威默是一位矢…     

“三自”是中国基督教本国化的重要经验

“三自”是中国基督教本国化的重要经验徐如雷按照我们的经验，基督教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简称“三自”）是本国化的重要途径。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的基督教虽然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可仍然是一个“洋教”。１９０７年，来华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百周年大会。...     

什么是“利玛窦规矩”

正16世纪,天主教自唐、元两代之后,再度传入中国。自明中叶起,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到达北京,他主张要适应中国国情,以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为传教策略。利玛窦自称"西儒",秉持儒家作风,引用儒家经典论证、诠释天主教教义,将天主教崇奉的"天主"(Deus)解释为儒家经     

圣方济各沙勿略为我等祈——庆祝上海教区董家渡天主堂建堂145周年开堂140周年

上海教区董家渡天主堂是一座历史悠久、闻名中外的圣堂,奉圣方济各沙勿略为主保。早在1847年11月21日罗伯济主教亲自给这座曾为“主教座堂”的教堂放上第一块基石,接着就破土动工,先由辅理修士马义谷,后由方济各会芒吉里神父督造。而芒神父所兴建的部分工程在1848年倒坍了。然后由罗礼思神父重新主持这     

台山县上川岛重修方济各·沙勿略墓地教堂

中国新闻社广州 月二日电坐落在广东台山县上川岛的方济各·沙勿略墓地教堂,经当地政府拨款重修,最近重新开放。目前己接待了数批前来参观的外国、香港及当地的神父和教徒。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是第一个来华传教的外国神父。一五五二年,他从马六甲来华,先抵上川岛,准备随后乘中国商船进入大陆。但因身染重病,于当年十二月在岛上逝世。一六二三年列为“圣品”,他在上川岛的墓地则被视为“圣山”。一七○○年此墓地由耶稣会建为教堂。从一六九八年到一九四九年,天主教会曾多次组织教徒到上川岛“朝     

犹耶圣号命名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探析

本文重点探讨犹耶在中国语境中圣号命名的差异性并分析成因。文章从比较的视角，通过文本分析的路径，分析犹太儒生与天主教传教士圣号汉译的异同，同时以《希伯来圣经》为对读文本，从犹太人对圣经传统承继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圣号汉译承继了《希伯来圣经》中数量多样、形式繁杂的特点，并以多种儒家概念对译圣号，而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圣号命名时则受《希伯来圣经》传统影响较少，他们固定“天主”为主要译名。犹耶圣号命名不同来自犹耶的宗教差异：犹太教是兼容“一神信仰”,而天主教为排异的“一神主义”;犹太教不是外传宗教，天主教有外传使命；犹太儒生在华认同于儒家文化，天主教传教士没有这种认同。     

连接中西文化 见证丝路交流 汤若望在西安北大核心CSSCI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an Bell, 1592-1666）,字“道未”,德国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是在中国宫职最高的传教士,是一位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天主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     

1911年后美国传教士对孙中山之态度

辛亥革命成功之初,美国在华传教士因这场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之基督徒身份而对其大加推崇,甚至将其视为君士坦丁大帝,期冀借其影响力使异教的中国人皈依耶稣基督.更有传教士预测,中国不仅会成为一个共和国家,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宗教国家.然而,1913年3月之后,随着几起重大政治事件的相继发生,尤其是孙中山决意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之后,美国在华传教士发现,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太过激进,充满民族主义色彩；其不顾大局发动之讨袁内战,不仅因动乱再起而危及基督福音之在华传播,而且有悖基督宗教之核心精神.故此,孙中山被传教士们视为中国和平的潜在破坏者、“不名誉”的人,其所作所为更被认为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构成严重威胁,最终,美国传教士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从"郊社之礼"看儒耶分歧

西方天主教初传中国,利玛窦奉行“补儒易佛”的策略。所谓“补儒”,就是要把儒学基督教化(本文所谓“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以及后来分化出的“新教”);所谓“易佛”,就是要排斥中国本土的佛、道等宗教。这一过程因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而中断,遂给中西文化交流铸成历史的遗憾。“礼仪之争”不仅发生在天主教的不同传教会(耶稣会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之间,而且发生在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内部(利玛窦与龙华民之间);更可注意者,它在利玛窦本人的传教著作中也潜存着。“礼仪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分歧,这种分…     

披羊皮的狼

帝国主义传教士过去在教徒中间经常散布这样一种谎言,说他们到中国来是“传教救灵”的,他们办的“慈善事业”是“救中国人”的,还说“传教经费”都是从外国来的,说他们自己是“弃绝世俗”、“神贫克苦”的,等等。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传教士自从来到中国以后,对中国人民包括天主教徒在内,进行了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思     

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

１０月１日，罗马教廷把所谓“在中国致命”的１２０名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册封为“圣人”。那么，这些所谓的“圣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梵蒂冈不顾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执意要把他们封为“圣人”呢？ 这１２０名所谓“圣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一类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一类是在由于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于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