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舆情治理中维权与维稳的法治统一

网络舆情生成源于公民基于自由价值诉求的维权意愿,其权利行使对互联网秩序的法治构建具有利弊两面性。网络舆情应对体现政府基于秩序价值指向的维稳期待,其权力运行对互联网自由的法治实现存在侵蚀性危险。网络舆情治理须兼及网络舆情生成中公民维权与网络舆情应对中政府维稳的双面需求,以正义价值引领并协调其自由价值诉求与秩序价值指向的冲突,突出多元治理理念,把握有限治理基准,确立正当治理宗旨,实现互联网空间维权与维稳的法治统一。     

从运动式治理到行政吸纳——对网络意见领袖专项整治的政治学反思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可以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动用行政资源,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弥补官僚系统常态治理的不足,但同时也容易带来破坏法治、助长投机、治乱循环的后果。由于网络谣言动机非常复杂、法律边界难以划清、网络意见领袖行为的摇摆不定性,对于网络谣言以及网络意见领袖,仅仅依靠运动式治理或法治将难以奏效。相比较而言,"行政吸纳"可以超越传统"运动式治理—法治"的二元分析框架,它更适合以中产者为主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性的网络意见领袖。行政吸纳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以获得网络意见领袖的理解、沟通和合作,最终使得网络管制真正向治理转变,实现"依网管网"的新局面。     

论人民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人民法院法官自由裁量权客观上具有双面刃作用。本文一方面论述了它客观存在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也论述了它的存在与行使极易被异化和滥用的表现及成因 ;并进而论述了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控制 ,趋利避害 ,最终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司法公正     

社交媒体信任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网络谣言自治行为的影响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以社交媒体信任为切入点,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考察公众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自治行为的心理机制。采用问卷方法对963名成年居民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公众对官方社交媒体的信任既能直接促进公众的辟谣行为,也能通过增强公众对战胜疫情的信心产生间接影响;(2)公众对官方社交媒体的信任影响公众对自媒体的信任,但自媒体信任不能独立于官媒信任影响辟谣行为。因此,我国社交媒体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且官方舆论占主导地位,及时、有效的官方报道不仅能提高公众对战胜疫情的信心,也能促进公众网络谣言自治,进而实现网络谣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基于不公平感的谣言对转基因风险评价的影响

谣言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但其传播过程的"心理黑箱"还是缺乏探索的问题。在情绪评价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对照实验,通过转基因食品情景模拟来考察不公平谣言及辟谣行为对风险认知评价及情绪的影响。结果表明:(1)转基因风险评价产生的情绪可分为后果型和伦理型;(2)不公平感会导致更强烈的伦理型及后果型情绪,并使得被试倾向于高估转基因风险;(3)辟谣对转基因风险评价能起到一定干预作用,但不能完全抵消谣言对情绪的影响。     

共享经济背景下顾客公民行为和不当行为：基于社会困境理论的视角

共享经济(个体供方对个体顾客的共享模式如小猪短租平台)中顾客公民行为的促进和不当行为的治理, 成为保证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然而, 现有顾客行为相关研究更多是在传统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探讨, 而涉及到共享经济背景下的研究难以体现共享经济的特色, 导致其未能很好地解决实践困境。上述顾客行为是在个人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的抉择, 即社会困境。社会困境理论可以帮助企业全面认识顾客公民行为和不当行为并有效解决困境问题。本研究拟基于社会困境理论, 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深入剖析共享经济中顾客公民行为和不当行为的概念、维度及其测量; (2) 揭示平台、供方和政府通过规则制定或社会影响策略来有效优化顾客行为的路径; (3) 阐明顾客公民和不当行为的差异性影响机制, 以及顾客社会价值导向和供方监督对顾客行为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拓展现有顾客公民和不当行为的研究, 为平台、供方和政府管理提供重要参考。     

论伊斯兰教传统刑法

本文主要按照伊斯兰教传统刑法的特点,就其"经定刑"、"同态复仇"和"酌定刑"作了较为全面且深入的讨论。认为伊斯兰教传统刑法虽是当时社会刑事法律的主要表现形式,自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对治理一个尚不成熟的社会来说,亦有让我们可理解之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古典刑法只在当今部分伊斯兰国家尚有保留和实施。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较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伊斯兰教传统刑法的两面性是有所帮助的。     

“无意之罪” 何以归责?——哲学与精神分析论域下的“无意识意愿”及其伦理意蕴

从古希腊以来,行为的自愿性或有意性便被视为道德归责的依据,而经过基督教哲学对意志及其自由决断的探讨,人的道德主体性开始被明确奠基于自由意志之上。在此过程中,作为相关理论学说的试金石,并非出于自觉的意愿而导致的罪过即"无意之罪"的问题一再以不同形式被提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不能自制"问题的分析,还是奥古斯丁对于情感最初波动之罪的考察,实际上都对意愿或意志活动的无意识维度及其伦理意蕴进行了揭示。时至现代,作为精神分析创立者的弗洛伊德通过对"无意识"的系统探究,深化了对于意志问题及其复杂性的理解,并正面勾勒出了某种"无意识意愿"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拉康在驳斥对欲望的自然主义解读并赋予欲望以特定伦理内涵的同时,也通过重新界定欲望、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并构想一种自愿为他者揽责而实现的自由,从而实现了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心理学与伦理观的创造性重构。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合作社的分配制度分析

企业网络的治理机制是保证网络间企业有序运作的前提。与科层组织的治理机制不同,企业网络的治理主要是靠非正式机制,即所谓的网络机制。本文从关系性嵌入、专用性投资以及联合制裁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阐释,并得出企业网络中特有的治理机制是导致企业网络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的结论。     

网络廉政监督的责任伦理探讨

在网络廉政监督中,责任伦理是对监督个体过度自由化、群体非理性化、治理碎片化的网络行为是否承担责任所进行的伦理诉求与追问,内涵监督主体自由性、监督地位平等性、监督目的正义性与监督行为诚信性等四个维度的伦理属性。从这四个维度进行考察,网络廉政监督主要存在网民监督自由性与网民人身非安全性、监督平等性与信息享有不平等性、监督目的正义性与监督手段非正义性、对不诚信行为进行监督与监督者行为不诚信等伦理困境。加强网络廉政监督需要从自由、平等、正义、诚信等四个维度倡导责任伦理精神,构建保护网民安全、消除信息鸿沟、保障人格权利、追究失信责任的长效机制。     

谣言传播的影响因素及动机机制研究述评

谣言是指一种据称真实但未经证实的普遍流传的说法。谣言会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而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既受到个体水平上的认知和情绪变量的影响,也受到群体变量及情境变量的影响。个体传播谣言的心理动机包括寻求事实、关系提升和自我提升。谣言在突发公共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中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在群体性事件中谣言的传播、扩散会使矛盾更加激化,冲突进一步升级。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查影响谣言传播的群体因素,从群体动力学的角度探究谣言传播的心理机制,并考虑谣言在突发社会事件中传播的特征。     

非法人体试验行为的刑法规制

非法人体试验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现行刑法又无法全面进行规制,致使该行为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影响了刑法预防犯罪目标的实现。根据犯罪化所应当具备的社会危害性、刑法谦让性原则等条件以及国际立法经验,建议刑法修正后增加非法人体试验罪,并参照非法行医罪的法定刑进行刑罚设置。     

青少年网络侵犯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的解读

当今的社会正步入网络社会时代,网络社会为人们开辟并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交往空间和交往手段。生活在网络社会的青少年在享受着网络社会的方便与快捷的同时,也在被互联网所改变．网络的开放性、隐蔽性与无约束性会导致青少年道德失范,网络侵犯行为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本分析了青少年网络侵犯行为的表现,并给出了网络侵犯的社会心理动因。进而提出了网络侵犯行为的治理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性质及其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的变迁和转型,实际上是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启蒙的延续和深化,是一种"再启蒙"。它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再评价",这也构成了与西方启蒙的核心区别。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实践展开"性质,使得中国价值观"再启蒙"具有强烈的阶段性特征,客观上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制度力量渗入到各种主体的行为领域,并行使价值引导的职能。     

在网络中“不可作假见证”

不久前一条新闻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秦火火”有期徒刑3年。公诉机关指控,秦××网名“秦火火”,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8月间,使用各类微博账户,捏造不实信息,或明知系捏造的事实而在网络上散布,其制造并传播的谣言有3000余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诽谤罪。     

简析奥尔波特的谣言心理研究

奥尔波特的《谣言心理学》是西方早期谣言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根据奥尔波特的谣言心理研究,可从谣言传播的主体——"人"这一方面解释谣言心理,从谣言传播的的客体——"谣言"这一方面解释谣言歪曲的基本模式。并剖析谣言传播的心理机制,分析谣言在社会中的传播与防治。     

灾难后谣言传播心理的定性分析——以“5·12汶川地震”谣言为例

本研究对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两个月内出现的网络谣言,使用内容分析和扎根理论的方法进行了定性研究。结果发现此类谣言除包含地震相关内容外,还出现了捐款谣言等与地震间接相关的内容。谣言中多数暗含对社会优势群体的谴责,通过表达震惊和愤怒情绪,使传播者获得控制感,并获得自我定位的相对安全感。谣言通过模糊发言人角色,提高文本本身的详尽性和科学性,利用情绪、道德批判等社会心理因素使其更容易被受众接受     

“网络读图”中壁画的公共性作用

<正>一、"读图时代"中壁画的公共性"公共艺术的要旨是人类的一切行为最终指向审美的境界,服务大众审美要求。壁画作为一种艺术语言直映社会情绪。综合反映了历史、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人文情况。壁画被称为环境艺术、大众艺术、实用艺术。""网络读图"的公共性是在它的传播功能上的公众性,与壁画艺术的公共性有区别,这里的公众性,即与个人私自相对立,是一种社会属性。是在网络社会的一种平等的,自由的,不受限     

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现实作用——基于道德作为“隐性制度”的分析

道德是一种有别于成文法规或"显性制度"的"隐性制度"。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道德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引导与规范,与其他"显性制度"交互影响,推进了社会制度的创新,参与了社会秩序的构建,维护了社会发展与稳定。在实践维度上,道德自身的时代性与在地性、治理机制的系统性及治理作用的有限性,制约和影响着道德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