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士相见礼》“众”“终”今古文辨

据当前所见出土文献材料,今本《仪礼.士相见礼》之“凡与大人言,始视面,中视抱,卒视面,毋改,众皆若是”一句中的“众”当据郑玄注“今文”,以及《武威汉简.仪礼》校改作“终”。此句郑玄注所说的古文作“众”实为汉人用字习惯,并非真正的战国“古文”。     

《礼记》与《仪礼·丧服》经、传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

本文对《礼记》论礼诸篇与《仪礼·丧服》经、传中有关丧服制度的同、异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并从《仪礼·丧服》经、传与《礼记》论礼诸篇三者的性质及撰作时代入手推究了形成三者内容同、异的原因。文章认为 ,《丧服传》之所以与经义偶有不合之处 ,而多与《礼记》一致 ,其原因就在于《丧服传》与《礼记》论礼诸篇的有关内容基本上同源于孔子当年的讲学 ,而《丧服经》却是孔子及其弟子依据宗周丧服礼俗遗制整理而成的仪节单子 ,孔子的讲学内容与宗周丧服遗制偶有不同之处是不难理解的     

为学重《仪礼》与为术重《周礼》——扬雄与王莽古文经学

扬雄与王莽的思想史纠葛集中在<剧秦美新>一文.围绕它,后人产生了扬雄是"仕莽"还是"刺莽"的争议,至今"贬扬派"和"褒扬派"对扬雄"定罪"与"平反"的笔墨战依然没有定论.如果把研究视域拓展到西汉末年今古文转向的大背景中,探究扬雄与王莽古文经学的差异,就会发现扬雄的"好古乐道"、"反对伪诈"、"注重<仪礼>"与王莽的"托...     

《仪礼·昏礼》“问名”诸经说探赜——兼议礼教观念对于经说之影响

《仪礼·士昏礼》“六礼”有“问名”一节。郑玄认为“问名”目的在于询问女方姓名，归而占卜吉凶，唐代孔颖达、贾公彦等学者的疏解均不同于郑玄。清代大部分学者则将矛头直指郑玄，认为郑注有误。继郑玄之后，学者们的不同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之多。实际上，在如此纷繁的解说中，包括郑玄在内的学者们都受限于礼法名教，故此对“问名”衍生出多种认识。后世学者基于“妇讳不出门”的礼教观念，对郑玄注有不同程度上的误会，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     

郑玄《仪礼注》“礼不必”发微

"礼不必"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儒家礼义思想而总结提出的礼学理论。该理论阐释了行礼过程中的一些"毋必"原则,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主人接待客人,不必知道客人必为某事而来,也不必期待客人必行某种相应的礼仪,主人首先谦恭行礼,即使内心对此已经晓明,仍然执礼询问,以示恭己敬人之意。第二,教授者示范礼仪程式,不必期待被教习者必须要统一学会,即使已知大家能够掌握,也依然保持预为示范的姿态,以备尚未知者。第三,臣下侍奉国君,虽知按礼规程当为如此,也不敢期待国君必行某事,而是跟随国君指令行事,以示不敢自明自专之意。如此做的目的,在于让对方充分感受到自己的恭敬与谦虚,愿将主动权交给对方,根据对方的指示而沟通交流或协商谋事。这一套礼仪做法及其内含的礼义精神,郑玄将其提炼概括为"礼不必"的原则。     

郑玄注《仪礼》形讹古文新证九则

《仪礼》有今古文之分,郑玄注《仪礼》时兼采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郑注中这些古文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古文经的一些重要线索,所以前修时贤对此均较为重视。本文主要是利用当今所见出土文献材料,着重对郑玄注《仪礼》九则形讹古文作一新证,重点对这类古文讹混的时代层次做了考察,文末还顺带对郑玄注《仪礼》时所据古文本的真实面貌作一补述。     

试论《仪礼》的作者与撰作时代

《仪礼》十七篇与周公和孔子均有一定的关系。说《仪礼》与周公有关 ,并不是像古文学派那样认为周公是《仪礼》的作者 ,而是认为《仪礼》中的部分篇章反映了宗周的典章制度、风俗人情 ,也就是说《仪礼》所载的内容肯定有一部分属于周公当年“制礼作乐”所制定和实施的遗制。说《仪礼》与孔子有关 ,也并非如今文学派那样认为《仪礼》十七篇完全是由孔子圣心独断而创作出来的 ,而是认为《仪礼》当主要是由孔子根据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礼仪规制加以编订整理而纂辑成书。当然 ,这并不是说现存的《仪礼》十七篇都是孔子整理后的原书 ,因为现存的《仪礼》十七篇除了孔子整理过的内容外 ,可能还包括七十子后学所编订和增补的内容。     

《仪礼·丧服》所蕴含的“三纲”、“五伦”观念

本文对《仪礼·丧服》中所蕴含的“三纲”、“五伦”观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作者不同意“三纲”观念始于《韩非子》的观念,而认为《仪礼·丧服》中关于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不对等的服制规定,实际上已蕴含了萌芽状态的“三纲”观念。另外。作者还认为《中庸》所提出的“五达道”与《孟子》所总结的“五伦”说的内容其实早已蕴含在《仪礼·丧服》的服制条例之中。而且这种“五伦”观念是在《尚书》、《左传》等所载尧舜时代以体现血缘亲属关系为基本内容的旧“五伦”说的基础上增加“君臣”、“朋友”两伦而成。     

佛教的饮食习俗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将近两千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对中国各民族饮食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佛教宣传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力戒杀生。由于教规的缘故,形成了佛教徒们独具特色的饮食习俗。在中国,除藏、蒙古及傣族的佛教徒不茹素外,其他民族的佛教徒都坚持素食。素食,民间俗称“吃斋”,“素”是洁白、粗略之义。     

综参古《易》:《太玄》的易学渊源

沿着班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的思路,后人就会寻求《太玄》与《周易》的对应关系,结果却发现二者有诸多不合。以此回溯汉代《易》经存在的实际情况:三《易》并存、《周易》尚未定型,说明《太玄》不仅仅是模仿《周易》,而是综合参照了当时存在的古《易》。本文通过分析《太玄》与《连山》、《河图》、《洛书》的具体关系,揭示《说卦》是《太玄》与古《易》联结的纽带,明晰三《易》发展的实际线索。     

从文本表达看易、老、孔、医的同源性

《老子》、《论语》和《内经》等经典的文本表达呈现出共性:篇与篇、段与段甚至句与句之间看似缺乏逻辑衔接但却是一个有机整体。这种表达方式受到《易经》卦与卦、爻与爻排列方式的直接影响。其文本特征为:指点、叙述(呈现)和互文见义。共同的文本表达方式是易、老、孔、医同源性的又一重要表现。     

《韩诗外传》与《周易》

《韩诗外传》融合了多家思想,其中,与《周易》更是密切相关,在强调行有所止、卑己虚怀、简朴平夷、迁善改过、推己及人、损盈益谦、困用贤人、穷变通达、恒守其德、慎始有终、反求诸己、颐养安命的思想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荀子》对《天作》《我将》篇的解读及其意义

以《天作》篇与《我将》篇为例,《诗经》中的"天"是可以给有德的为政者带来幸运、给无德的为政者带来灾祸的。"天"是具有善的意识的人格神,是一种宗教性的存在。《荀子》以其天人分离的思想理论为基础,排除了"天"的人格神的要素,强调其自然性的一面。《荀子》否定了到孟子为止世代沿袭继承下来的"天"的宗教性,开始以一种新的自然的天道观念来诠释《诗经》。     

《国语》名称演变探源

《国语》本为先秦时期“事语”类文献的汇编,自西汉末刘歆始视其为《春秋》之“外传”,后人又多因之,称其为《春秋外传国语》、《春秋外传》、《春秋国语》,亦有简称《外传》,或直呼为《春秋》者。目录分类上《国语》亦多入经部“春秋类”当中,直至《四库全书》方黜《国语》出经部,而入于史部“杂史类”。本文搜集诸史材料,引述前贤之论,对《国语》名称之来源、演变及其缘由略作浅析。     

《吕氏春秋》之《上农》四篇的思想渊源新论

《吕氏春秋》之《上农》四篇是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农学著作。对于《上农》四篇的思想渊源问题，农史学界充满争议。其实《上农》四篇的思想渊源并不局限于某家某派，而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荀子》与《易·文言》之比较

荀子为传经之儒,他与《诗》、《书》、《礼》、《乐》、《春秋》的关系,经前人与时贤考释,都已略见端倪。然而,他与《周易》的关系仍朴朔迷离,其论《易》、用《易》、阐《易》、传《易》之功,尚未得到彰扬。 荀子,自刘向起就被称为“善为易者”。汪中的《荀卿子通论》和胡元仪的《荀卿别传》在彰显荀子传授《毛诗》、《鲁诗》、《韩诗》、《春秋三传》及《礼》之功后,都曾致力于考证荀子与《周易》的关系,然除重申刘向的结论外,于实证上并无多大进展。     

校园开心豆

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神笔马良的故事。当讲到马良那支神笔的妙处时,市长的儿子小虎不以为然地说道：“那算什么神奇,我爸爸手中那支笔更绝,只需画个圈圈,就能要什么有什么。”     

《韩诗》学派习《易》学者考——论《韩诗》学派与《易》学的关系之一

《韩诗》学派的学者大多《诗》、《易》兼修,这对于完善《韩诗》的学术体系,提高其学术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考载籍,得两汉、魏晋时期兼习《诗》、《易》的《韩诗》学者共计26人,其中习《韩氏易》者3人,《梁丘易》者2人,《孟氏易》者7人,《京氏易》者8人,兼习《孟氏易》、《京氏易》者1人,习《易》家数不明者5人。     

汉晋《论语》注的援《易》解经特色

在《论语》注释史上,援引《易》之经传以注解《论语》,是汉晋时期《论语》注释的突出特色。本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援《易》注经的必要性、可能性、分类及其各自特征,并通过考察援《易》解《论语》中的孔子形象进一步加以补证。深人探讨汉晋《论语》注中的援《易》注经及其所彰显的时代风貌,并从中管窥孔子形象及其流变,既能显微出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学术传承及其转向,更可对后者的中心问题——圣人观及其玄学家所发挥之玄学新义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