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的奠基关系再论——从儒家心学与现象学的角度看“未发”与“已发”的关系

近年来,笔者在现象学与唯识学关于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关系的讨论方面,曾做过初步思考。(参见倪梁康,2008年,第80 -87页)最近在翻译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一书时,受其讨论的心性现象学诸问题之启示,试图对该书中相关论述的脉络做一大致的梳理和可能的补充,同时也尝试着继续在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关系的标题下做另一方向的展开,即发掘和探讨在儒家心学中蕴含的对意识结构的分析把握与在心识发生方面的解释说明。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发覆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孔子论礼的重要命题,它讨论的是学习礼经书本和践行礼容威仪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君子的品德修养问题。经过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不断阐释,该命题的文本面貌与微言大义均发生变化,并对汉初今文礼学思想分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末,刘歆对该命题加以利用,在《七略》礼类小序中将"礼经"概念由《仪礼》改换成《周礼》,郑玄、孔颖达相继坐实,终成学术史上一段公案。     

“静观”与针灸“治神”

“静观”与针灸“治神”南京中医药大学（２１００２９）赵京生“治神”的概念是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静观”在医学中的体现和运用。所谓“静观”（静心），指排除杂念、专心致志、客观冷静地观察事物。是道家所强调的观察事物的方法、认为观察要从事物的本来面貌出发，大致...     

恭喜发“才”

每逢新春佳节,亲朋好友相聚,总要互道一句吉利的话:“恭喜发财！”以我个人之见,把这句话改为“恭喜发‘才’”,用以表达新春祝愿,岂不更合时宜?！ 恭喜发“才”,顾名思义,乃是希望在新春伊始,更好地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充分发挥各种人才在全国基督教第六届会议常务工     

病毒“致”癌与“治”癌

癌症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几乎有15％～20％的癌症是由病毒感染导致。研究病毒与癌症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阐明癌症的病因学之外，更有助于发现和分析癌症发生、发展的机制，从而为人类最终战胜癌症这一病魔奠定了基础。     

病毒“致”癌与“治”癌

癌症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几乎有15％～20％的癌症是由病毒感染导致。研究病毒与癌症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阐明癌症的病因学之外,更有助于发现和分析癌症发生、发展的机制,从而为人类最终战胜癌症这一病魔奠定了基础。     

中国政学传统中的治体论:基于历史脉络的考察

作为经世思想传统的中心范畴,治体论显示出对于秩序形态和政治构造的一种整体意识与体系自觉,蕴含了对政治秩序之关键要素及其组合演进的认知和评判。以三代经典体系及诸子学为渊源,治体论经汉唐儒学之培植,在近世政学传统中得到充足发展,形成了理学和事功学代表的分别以心性与事理为主干的理路类型。近世治体论尤其体现出中国传统对于治道、治法和治人等要素及其关联的丰富思考,构成重整与推进政治自我理解的重要基础。     

“义”·“人情”·“礼乐器数”——朱熹论“礼”的传承与修订

朱熹几乎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宋代新礼学的建构与实践,而"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则是其中的核心命题。在朱熹看来,"礼"、"理"一体,然亦需"义"作为"礼"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和实践天理的枢机与准则,因此,"以义起"便构成了"礼"的传承与修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此外,强调礼乐实践主体的情感元素在"礼"的传承与修订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对"礼乐器数"的物质化传承功能的重视,亦同样构成了朱熹对"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的基本认识。在宋学背景下,朱熹在"礼"的传承与修订实践及相关的理论探讨中,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性和务实的理论面向,对传统礼学的现代转换与传播也有较高的理论借鉴价值。     

梁漱溟论“见体”与“一体”

梁漱溟受熊十力的启发寻求“见体”,肯认熊十力曾实有过见体经验，并对他的见体论予以充分的肯定。“见体”意味着超越能所、内外的分别，是本心性体的呈现。熊十力认为“见体”为儒佛两家学问的根本，但其差别在于佛家否认凡夫能够“见体”。对此，梁漱溟认为儒者能够在凡夫位上“见体”,因为一体性是一种先天本性，人通过理智超越了动物性本能、破除局限之后，人心就能恢复其先天的一体性。梁漱溟把熊十力的“见体”置入自己的一体论哲学当中。就儒佛在“见体”上的异同而言，梁漱溟认为佛家讲“圆复一体”,是在“体”上复归于一体；儒家讲“情同一体”,是在“用”的层面达到一体。两家达到一体性的层次不同。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佛家力求通过极深的修行破除“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而儒家则不要求破除“俱生我执”这一人类先天本能，但主张以心主导形体并超越形体的束缚。儒家立足于现有生命的最高可能，去求“彻达宇宙生命的一体性”。从功夫上说，佛家以实证本体为功夫修行的结果，儒家则以“见体”为为学和功夫的开端。     

“和”与礼学的本体论意义

儒家礼学以"和"为根本精神,"和"分别体现在礼学的本体与功用两个方面,两者应该一体一用,相互贯通,前者是后者的本体支撑,后者则是前者的自然呈现,因而"知和而和"。但是,"和"在以用显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往往将作为历史存在的礼仪规范绝对化而遗忘了礼学本体的根本指向性,故而倡导"和"的本体论意义,以此展现儒家礼学的内在批判性。     

论王阳明“治世”“治心”“治天”的逻辑统一

在哲学理论上,王阳明以良知释知行本体,从知行合一走向致良知,同时将万物一体思想的根基诉诸致良知之学,即是说,他用致良知作为其心学思想之核心,通贯知行合一与万物一体。这种理论的架构及推演与王阳明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一体相连、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治天"的关键在于"治心""治世",其中"治世"又可以转化为"治心",由"治心"可以达到对自然、社会的治理。三者之中,"治心"是核心和主导。     

儒家“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

礼是生活的规则体系,也是儒家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礼文化在儒家的理想中可分为乐、义、仪、俗、制、教六种正义,而礼的精神是倡导道德与文明;宋代以后儒家礼学从重视“国家”取向转变为重视“社会”取向;儒家礼文化以“秩序”为首出的文化模式,可以成为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文化资源。     

“心性之学”与无神论

中华民族具有无神论的文化传统,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性之学"。它产生于我们对人的"天命"的追求;要想实现人的"天命",人们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对"天命"的追求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我们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则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所以就应当继续坚持儒学所开辟的正确方向,深入认识并实现人的"天命"。     

禅宗与宋明理学的“光景”说发微

“光景”是佛教和宋明儒学的工夫实践中值得重视的工夫阶段和心灵景象。本文以儒佛比较的视域，探讨不同论域中的光景义理与实践问题。禅宗中的浅层光景属于未离前六识的昭灵禅，深层光景属于破除第六识的明心禅。彻底打破光景，方能离识见性。在宋明理学中，朱子对光景的批判具有中肯之论，他全然否定光景的原因在于，主敬穷理的工夫进路难以与立根心体的工夫方式及体认内容相应。阳明学的光景说按体认层次分为三种：情识冒认的感性心态、心体初步呈现的“光景”、静中深层心体呈露的“端倪”。本文尝试阐述后两者的内涵、正面意义及局限，以期厘清学术史上对光景说的含混解释。     

阳明学与袁宗道的“四书”诠释

公安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袁宗道诠释“四书” ,显示了学宗阳明的取向 ,具有与儒林学人论学不尽相同的特色。袁宗道诠释“四书”与王门主意派形似而与王门现成派实同。宗道诠释“四书”是公安派中惟一系统解说儒家经典的著作。宗道通过提升意念 ,为公安派自然抒写性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凭。     

种树治“匪”

正被奸臣所害,将军被贬到边疆。边疆治安状况混乱,很多当地土匪打家劫舍,老百姓怨声载道。将军一来,老百姓夹道欢迎,希望将军出重拳、下狠招,治治那些土匪。将军戎马一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立下汗马功劳。国家安定后,将军没有升职,反而被贬,他没有怨言,不带一兵一卒,只带家眷,舟车劳顿,到了这块边陲之地。当地条件很差,县衙的房子摇摇欲坠。将军简单收拾后,     

以“行”体“信”

经文:雅2:14-26 什么是犹太律法传统呢?较笼统地讲,就是以色列的历史。这历史显示了以色列得救和称义的来源和背景。因此,雅各在此注重追溯犹太人的历史根源,以色列的传统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呼召,且信到底,他的信心以他的行为体现出来,他的信心是没有动摇过,他被称为义。从他产生以色列民,从以色列民经过出埃及的蒙拯救,这就是最初以色列民得救与称义的来源与背景。     

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

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在批评牟宗三用存在论取代了熊十力的体用论后,丁耘提出了存有与活动之外的道体新义:虚静。但是牟宗三的思想并非不涉及体用论与虚静问题,而是将其统摄于圣人之道与实践工夫之中。首先,牟宗三通过乾道各正性命的“善终”义来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实德成物之流行,肯定了个体终成意义上的目的因,以此与玄学以“乾元”为主的体用论相区分;在《易经》诠释中,牟宗三提出兼赅“静正”与“沛然”的“寂感真幾”的概念,主张通过圣人精诚感应的德性生命呈现道体;在主静问题上,牟宗三以具有德性内容的圣人之道为第一序,并将其作为区分儒道的义理骨干,从而将主静限定在“静复以立体”的儒家工夫论上。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与丁耘的道体学之根本差异是前者侧重“心性对扬”而非对道体自身之体悟,时刻突出道德实践的警策义,其着重呈现的是道德、形上学与宗教的源初交互境界。     

试谈孔子的“人治”与“礼治”思想

当初儒家虽然倡导“人治”与“礼治”,但并非轻视“法”的作用;法家虽然倡导“法治”,但并非不重视“人”的作用。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孔子确实十分重视“人治”,即注意发挥人的作用;同时也重视以法度治国,孔子提倡的“礼治”实为以法度治国。孔子的“人治”、“礼治”思想为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法治”与“人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示、借鉴与发展的基础;并为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     

“恕发冲冠”也伤心

如果现在给你出道选择题:“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喜欢愉快,还是喜欢愤怒?”那么,你也许会毫不犹豫地选答前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尴尬之境,无奈之举,烦恼之事时有发生,甚至使你怒火中烧。不是吗?你虽意识到上班可能迟到,但在骑车快速前行之时,偏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