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是新石器时代的星图

河图、洛书是新石器时代的星图曾祥委一、河图、洛书与星图河图是由连线的黑点和圆圈组成的图案,数字自一至十,圈、点分别其偶数,中间方框是十包围着五,周边是六、一;八、三;七、二;九、四;顺数流行,奇偶数分别由内圈上下端向外发散,形成有两条旋臂的左旋旋涡图...     

太极图、河图、洛书、八卦四位一体论

太极图、河图、洛书、八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四个千古之谜。作为“易学”之源，它们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易传》始，古代“易学”家们早就把它们四者拴在一起了。可这种必然的内在关系究竟表现在哪里？古往今来，谁也没有说清楚。笔...     

关于河图、洛书问题─—答李申兄

关于河图、洛书问题─—答李申兄萧汉明我在《医易会通之我见》（载本刊１９９４年第４期）一文中,曾约略提到对河图洛书的一些见解,李申兄认为推论太多。由于至今谁也找不到一个标有河图或洛书名称且为考古学界经鉴定而公认的实物来,那么所有谈论河图洛书的人,实际使...     

谶纬“河图”、“洛书”中神话意象诠释

谶纬“河图”、“洛书”神话,是在原始思维的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发挥玄想,以象立意.根据受众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政治、民生两类.从诠释发生的角度、诠释方式和诠释功能而言,谶纬“河图”、“洛书”与《周易》有异曲同工之妙.谶纬“河图”、“洛书”中的神话意象和意境,看似为非理性的构思,实为理性智慧的阐发,它阐释的重点是儒家仁政学说和民本思想,展现了汉儒的普世精神和政治诉求.     

退溪易学的《河图》《洛书》观

本文主要从道家、道教、儒学的《周易》思想同源这一观点出发,结合朱熹的《河图》《洛书》观,比较全面地阐发了朝鲜李朝时期的“朱子学”大师李退溪的《河图》《洛书》观。作者在文中指出,李退溪的《河图》《洛书》观,虽然直接来源于朱熹的《易学启蒙》等著作,但亦受北宋初年道教大师陈抟《龙图序》的影响。退溪的易学思想同道教的《河图》《洛书》观有密切的理论渊源     

朱熹哲学与自然科学

中国古代哲学并不轻视自然科学,朱熹对宇宙、天文、气象等自然学说都有贡献。一、宇宙论。朱熹哲学是本体论和宇宙论的结合,体现了中国哲学特色。他把整个宇宙设想为动态结构。在宇宙演化论方面,受道家影响,且强调阴阳二气的磨擦、运转、产生了物体的重新组合,构成天地万物。二、天文论。朱熹对于回归年的计算、闰月的安排,以及由对日、月、地三者发光原理及运动关系的探讨,破除神学以天象比附灾异的思想,且认识到观测的积累以及观测工具的改进可使历法精密。三、气象论。朱熹吸取前人的科学成果,加以发展,对于雷电、霜雪、雹虹、潮汐和季节更迭作了解释。朱熹之重视自然科学,首先是由于他讲求实理、实学,排斥佛、老的虚理、虚学,故他自称“实学”、“实理之学”他还讲求实际调查观测,乃至亲制仪器;此外,他还讲求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以反对神秘主义。朱熹在科学技术昌明的宋代,广泛吸取前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对诸多学科进行钻研,并从事教学,持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对明清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问题,不能片面地归咎于朱熹的思想。     

朱熹哲学余论

近年学界关于朱熹哲学,新著续出,辨析毫芒,几无剩义,捧读诸贤之作,颇有后来者无可置喙之感,墨翟夫子曾说:“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抬粟也。”然获后拾穗,含而咀之,仍觉有深味者,今集成篇章,题为“余论”,聊备一说。     

朱熹哲学中的欲望与秩序

为建设理想社会,儒家一直集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哪种社会秩序是更为合理的?它合理的依据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并维持这种社会秩序?同时,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怎么去定义人的欲望,怎么去解决秩序与欲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关于这些问题,朱熹用天理之节文定义了礼,认为在公的价值观视角上,礼是具体而现实的表现天理之节文的秩序体系。他把公和理同天理结合起来,在为这些概念提供存在论背景的同时,又赋予了其不可违背的绝对的道德权威。恰恰与之相反,朱熹又把人欲望中与公对立的私、与礼对立的欲,定义为私欲,认为私及私欲是为了维护社会公的秩序,强调为了保存天理一定要克服私及私欲。朱熹认为,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作为礼的主要构成内容,它们依据于天理,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私与公、人欲与礼的关系以及天理的特点,不是以社会秩序的重组为中心,而是通过礼所表现的社会秩序,寻求构建社会秩序的正确方向。     

朱熹政治哲学略论

以南宋政治面貌为背景,朱熹提出了以兰代文化价值理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希冀建立一个既有上下之秩序,又有整体之和谐的国家。他以天理为最高准绳,要求君主和臣下顺应天理,各尽其职,上下互动。力求达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和谐有序。朱熹把这种政治理念,扩大到宇宙万物的普遍性加以说明,确立了一个理一分殊的本体论体系,在此之下朱熹从易学阴阳对待、交易往来的角度对事物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作出了理论说明。     

洛书与哥德巴赫猜想

启发我们考虑两个问题 10=1 9=2 8(?)3 7=4 6=5 5。换句话说,在线段x y=10,0≤x,y≤10上恰有十一个整点: (0,10),(1,9),(2,8),(3,7),(4,6),(5,5); (10,0),(9,1),(8,2),(7,3),(6,4)。其中坐标为奇素数的点(奇素点)恰有在三个: (3,7) (5,5) (7,3) 一般地,在线段x y=2n,0≤x,y≤2n上恰有2n 1个整点:(0,2n),(1,2n-1),(2,2n-2),…(n-1,n 1),(n,n)     

“河洛”批评与自觉——基于黄宗羲、黄宗炎的《河图》《洛书》批评及再研究

“河洛”问题是黄宗羲、黄宗炎兄弟易学、图书学批评的首要内容,也是以此形成儒学、历史文化批评的重要落脚点。他们以经书为本,求证“河洛”的真实面貌,梳理“河洛”与儒学发展的学术史脉络,驳斥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河洛”学说。黄氏兄弟的“河洛”检讨,反映了“河洛”问题的复杂性。对垒各方均面对考证、解释的难题,并于解构与建构上各显其能。二人的锐意批评及反思、反抗意识,颇受近世学者青睐,但当下之研究则将“河洛”置于尴尬之境地,几乎视同糟粕,须当再行反思。“河洛”批评及其再研究,是涉及图书易学、哲学、历史、考据、辨伪等诸多方面的重要研究议题,同时也是以此探讨文化自觉、传统重建等宏大问题的具体切入点。     

朱熹与孟子理气、性情观:比较哲学的观点

理与气、性与情的矛盾是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孟子思想中并不存在。朱熹甚许程子"论气不论性不明,论性不论气不备"之语,认为孟子之论,仅说本原处的性善,忽略了孟子"志""气"对扬,以"志"统"气"的理论内涵。伊川、朱熹构建起一双层的理气思想架构,开辟出一区别于先秦诸子绵延纵贯的空间横摄体系。在成德之境、实践理性的"应然如是"中,"志""气"对决,此消彼长,故孟子强调"志"的主宰与动力精神,绝非形而上学人为构设的理气二分思想体系中,一凝定静止、徒具空间化概念理论义的"理"之虚体可以承担。     

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朱熹心性哲学的范畴定位

<正> 对理学心性哲学的偏见,由来已久。清代许多儒者直斥之为“心性空谈”,这种观点一直影响于许多现代学者。而近40年来我们写中国哲学史,习惯于将其分成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伦理学、政治观、历史观等几大块,其中人性论是一个较窄的观念,我们通常冠以“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抽象的人性论”等等予以否定。而历史上所说的心性论是一个涵盖很宽的观念,它涉及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伦理学等许多方面,其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本文侧重从广义的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朱熹心性哲学的范畴定位,这对心性问题的深入思考,或许会有所帮助。     

朱熹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读孔令宏《儒道关系视野中的朱熹哲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儒、释、道三教既相冲突又相兼容,从不同侧面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心态、价值取向、民族性格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基于对古圣先哲的同情与敬意、对现代文明的关切与悲悯,本着正本清源、恢复朱熹哲学历史真面目的学术精神,孔令宏博士后积数年研究之功推出《儒道关系视野中的朱熹哲学》（台湾中华大道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哲学,在儒释道三者的比较中,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该书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视角新颖别致…     

注经与哲学——朱熹经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

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冯友兰先生当年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先秦,     

朱熹易学太极观的哲学内涵

朱熹从象数和义理两个方面所展开的对"太极"的诠释,贯穿着一个基本的理念:太极为本体之理。在理论上,朱熹的太极观超越了汉代以元气为宇宙之初的生成论视阈,将太极看成是与卦爻象数不可分割,与阴阳五行万物不可分割的本体之理。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论朱熹哲学在王夫之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清朝经学家唐鉴在谈到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时曾说过:“其为学也,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先生之学宗程、朱于是可见矣。”(《清学案小识》)此语虽并不全面,但却从一个方面道出了王夫之哲学与张载哲学及朱熹哲学的学术渊源关系。这就是:王夫之哲学虽是在继承、发展张载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然王夫之所以能继承、发展张载的哲学思想,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最高峰,则与朱熹哲学在其中所起的中间环节的历史作用是分不开的。     

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看朱熹经典诠释学

伽达默尔是西方诠释学顶峰时期的代表人物,朱熹的经典诠释学也达到了中国经典诠释的高峰。两者在理论上有着相似性,如哲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的本体、伽达默尔的前见理论与朱熹关于理解之蔽的论述、实践智慧等。由此分析并比较两位大师的诠释理论,从中找出共同之处与互补之处,可以促进中西方诠释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