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学气学传统的回归及走向——以“太虚”诠释为中心

明代学者对"太虚"的诠释,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气学的风格取向。具体而言,在"后理学"视野下,明代儒者批判性地继承了"太虚"概念,对太虚进行了本体论建构,表现出回归气学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又将"太虚"与"心"并论,呈现出以气论心性的学术路径,并最终将"太虚"作为伦理价值的归宿。从中可以看出,"太虚"内涵是一个逐渐深化丰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反映了明代儒学演进历程中对以往气学传统的继承。梳理这一过程,不仅为理解明代学术变迁及宋明儒学转承的内在理路提供一个视角,也可为解读儒学内部的气学传统及儒学史的演进开辟新的面向。     

朱、张思想异同及理学演变——《癸巳论语说》之辩与《四库提要》之误

张栻《论语解》是在与朱熹的切磋中反复修改而成,由此形成了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四库馆臣无见于此而得出的朱张意气之争、朱子之辩未足为据等观点不合事实。朱、张《论语》之辩反映出二者为学之别:南轩尚固守谢、杨之矩步,囿于以理学解经;朱子则突破洛学,会通汉学,着手建立融理学与经学、汉学与宋学为一体的经学新典范。朱、张之辩启示我们,应以历时动态的眼光来理解学者的思想演变,对理学思想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持有相应的认识,如朱张学术理念的差异即直接影响了理学思潮之消长演变,且于今日儒学之述作仍具参照意义。     

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明清之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显题和主线。“王学护法”毛奇龄积极介入和回应此全国性学术议题，成为转移一世学风的学者。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毛奇龄用力最勤、用心最笃、体例多样、诠释独到的《大学》注本切入，最能极致地显豁经典诠释与明清之际“朱、王之争”这一学术思潮的生成与互动。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从文本和义理两面介入“朱、王之争”,以拒斥朱子改本、提揭“诚意”地位和重释“知行合一”为旨趣，显豁出逆时代主流思潮“由王返朱”而动的“尊王斥朱”的鲜明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更新和挺立日益衰败的阳明心学，推动心学从脱略经典、一任本心向经典主义转进；二是拔擢方兴未艾的汉学，既纠补凌虚蹈空的阳明心学，亦为乾嘉汉学的崛起起到开山之功。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不仅展现出由经典诠释重构思想义理的“依经立言”之学术传统，也映照出时代思潮“朱、王之争”在经典诠释中的应用和落实，成为推究明清之际王学阵营应对“朱、王之争”学术思潮的典范个案。     

论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转轨的“内在理路”——以黄宗羲实学思想为例的说明

中国古代儒家哲学形态从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范式转换,不仅有对立性、断裂性的一面,亦有关联性、连续性的一面。从后者来看,这就意味着从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转轨有其"内在理路"可寻。作为理学与实学交融(虚实结合)的重要学术典范,黄宗羲实学思想十分明显地表现了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连续性发展。从"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本体论到读经穷理"会众合一"、"一本万殊"的方法论,再到"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的治学观,都反映出梨洲之学试图矫正宋明理学家"读书不多"亦或"多而不求之于心"的空疏之弊,力倡道德修养、读经穷理和治学追求上的"实心"、"实学"、"实功"的基本实学立场。可以说,梨洲之学既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性总结,又是对明清实学的创造性建构,这构成了黄宗羲实学思想特质的一体两面,由此也反映出了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凌廷堪倡导复归古代礼学思想新探

凌廷堪是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经学家。他提倡复归古代礼学,其礼学思想是在由清初至乾嘉学术思想领域理学与礼学之辨、尊孟与崇荀之争、以古礼正今俗的学术氛围中形成的。他采用了考据的方法研究礼学,辨析理礼字义,目的在于剥离宋儒在古代礼学研究中所加进的非儒学的"理"的性质,以维护儒学的纯正。他的礼学思想未能开辟出新的学术规模,反而要退回到原始的礼学那里,其学术气象亦可谓狭而小也。虽然他已越出了乾嘉纯汉学研究的藩篱,但是他对乾嘉新义理学所起的实际作用仍是有限的。     

井田制研究理学化典范的宋代生成

宋代的理学思潮重塑了由汉代郑玄以来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典范,进而形成了一个新典范,即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化典范。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典范困境和宋代理学思潮的冲击是井田制研究理学化开启的前提条件。宋代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化是一个过程,又可分为两期。前期为井田制研究的理学思潮化阶段。北宋欧阳修是井田制理学化的早期实践者,他将理学批判和理学形上论运用到井田制的研究中,这是井田制研究理学化的开端。其后,宋儒井田制研究的重点是批判汉儒的方法和观点,但忽视形而上的研究,破而不立,并没有建立新典范的意识。后期是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典范化阶段。南宋朱熹的研究扭转了两宋以来重批判轻形上的风气,将典范所依据的经典由《周礼》转向《孟子》;将所要诠释的井田制模式由《周礼》井田制沟洫制转为《孟子》九夫为井制;确立了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观念为制度阐释的原则。朱熹的相关研究标志着井田制理学化典范的形成。井田制研究理学化过程是理学思潮重塑汉唐以来经学研究的面貌的过程,也是理学思潮自身调适和转向的过程。通过对井田制研究理学化过程的考察,可以丰富理学思潮如何成为典范的认知,也可以为汉学转向宋学的内在理路提供新的解释。     

略论明代易学的形成、演变及意义

明代易学在理学、心学、佛学三者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学术背景下形成,反映了此一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理路与特色。明代定理学于一尊,易学以程朱之说为正宗。然程朱易学在明代盛行之时,又出现了完全不同于程朱易学乃至反对程朱易学的势力:一是心学视域下的易学,一是以恢复汉学考辨传统为宗旨的象学。明代易学经历了由独尊程朱到修正批判程朱即以心学和佛学解《易》,继而转向调和理学与心学、融通儒学与佛学的演进历程,故往往表现出融合象数与义理、心学与理学、道家与儒学的鲜明特点。明代易学的价值在于确立了程朱易学在明清时期的法定权威地位,承传整合了以程朱为主流的宋代易学,在某些方面修正了宋代易学的缺陷,推动了易学的发展,是易学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尽管清人对明代经学水平多有非议,我们仍不宜一味抹杀明代易学的学术贡献。     

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气学视野——以黄宗羲《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为中心

明清之际"自性理转向经史"的哲学转型是中国哲学史的重大事件之一。其中,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开展出心学向经史之学转型的思想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黄氏在其名著《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中提出一条独特的明代哲学发展脉络,亦即心学的气学视野建构,由此建立了以"理为气之理"与"事的本体工夫论"为主要内容的气学形上学,使得作为知识学的经史之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性理之学开展的一部分,展现出逸出传统理学思想藩篱的新意义。     

乾嘉汉学再评价─—兼评方东树对汉学的回应

一、“汉学”名目及学风特点汉学、宋学的概念是由清人江藩提出的,他著有两部传记式的小书,名为《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是分别记述清代的考据学家和理学家的。对乾嘉时期所盛行的考据学,不名为“经学”,也不名为“考据学”,又不名为“清学”,而名为“汉学”,江藩本人显然有其道理。乾嘉时期的学术以惠栋、戴震两家为大宗,前者称为吴派,后者称为皖派。江藩为惠栋的再传弟子,他之所议标榜“汉学”的名目,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惠栋方可称得上乾嘉学术的典范。《汉学师承记》卷二说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遂于易,…     

罗钦顺的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

在明代理学中,罗钦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与理学、心学和气学都有较深的瓜葛,但又是三方都难以完全认可的人物。本文通过对罗钦顺在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中具体主张的分析,揭示出其对理学的继承与转向、对心学的抗辩与纠偏以及对气学之开规模、定纲维的作用,并以此对其在明代理学中的地位与影响作了初步的衡定。     

论顾炎武的思维方法──兼论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

一在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中,顾炎武是唯一被后世公推为清代朴学之开山祖的大家,毫无疑问,这位继往开来的学术领路人,是我们由以揭开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之谜的关键人物。《四库全书提要》论明清学术之异曰：“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四库全书提要》卷十六经部,诗类二《毛诗稽古编》,第一册）此中“明代说经”云云乃显指明代理学（主要是心学）而言,“征实之学”则指清代朴学。据其所云,明代理学与清代朴学的根本区别是在于其学风的不同──前者“虚…     

《慎独与诚意——刘蕺山哲学思想研究》

正三联书店,2016年,44万字。本书指出,从宋代到明代,理学存在一个从二元论到一元论转化的倾向。刘蕺山站在心学的立场上,广泛吸收理学、气学的资源,创造了一个以慎独、诚意为核心的心学体系,对宋明理学以来的诸多二元性概念给予了一元性的解决,对阳明后学流弊进行了修正。     

试论王阳明心学的圣凡平等观

阳明学针对程朱理学的流弊所兴起的道学革新运动,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曾掀起波澜,形成了主导明代学术思想的心学潮流。阳明心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不仅对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重建具有历史导向作用,而且波及到从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到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儒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说,阳明心学是中国儒学从巅峰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我们对它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宋明理学内部的学派分歧和流变,而应放开视野,从时代转换、历史文化发展和学术潮流演变的实质关系来认识。本文即欲通过从陆九渊到王阳明“心…     

戴震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评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

明清时期的王夫之与戴震的哲学终结了宋明理学,开辟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王夫之、戴震哲学的巨大价值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发展中没有得到合理的绍述与发扬。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一书第一次从哲学的角度对戴震和乾嘉学术做总结研究,其价值有四:一是系统总结分析了20世纪以来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的大体上的四种范式或曰四种路径;二是肯定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时代的哲学是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三是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新视角重新认识、评价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语言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四是阐明"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术方法的"活的精神"。     

李二曲是如何兼取朱子陆王的——与王昌伟先生商榷

关于二曲与朱子陆王的关系 ,自其形成以来一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二曲对朱子陆王双谴双取的比较 ,揭示出其对双方实际上都是批判地继承或拓展性地择取 ,并通过明清巨变对二曲影响的分析 ,认为其对朱子陆王的综合与兼取实际上正代表着理学的自我反思 ,从而对二曲的思想性质形成了一种新的定位。     

乾嘉汉学思想的东传与升华——以金正喜《实事求是说》为中心

19世纪韩国学术文化宗匠金正喜与清代乾嘉学界名流联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乾嘉学者桴鼓相应,且具有独特之处的学术思想,《实事求是说》是反映其接受、发扬乾嘉学者经学思想的精要文献.清儒标举的“实事求是”,以汉儒训诂为典范,认为这是学者应当恪守的原则,舍此不能探求儒学真谛,在这方面,金正喜是乾嘉汉学的忠实追随者.金正喜尊信汉学家先通训诂、再明义理的路径,认为这是推求圣道的正途.他还着眼于以学经世,并赋予“实事求是”思想更博赡的涵义.     

顾炎武与清代学术之转向

本文对清初至乾嘉时期的学术走向进行了重新考察,试图表明明清之际的学术实质一直存在着学术以"为道"这一本原性价值追求与以博文为形式的单纯"为学"之间的内在紧张.作者首先对明末清初学术之大势进行了概要性叙述,对梁启超关于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乾嘉"汉学"实不足以承续顾氏的学术精神,推顾氏为"清学"开山,也未足以推崇顾氏.文字训诂名物典制的考证之学,本质上是疏离于甚至逸出于"明道"的学术传统的,不仅未能上接顾氏学术的根本义旨,而且也为戴震学术的某种质变形式.而"宋学"的重新张扬与"今文学派"的重登舞台,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则表明学术以"明道"这一本原性价值取向在现实性上的重新挺立,所以将"汉宋之争"以及"今古文之争"仅视为"门户之争"并不恰当,是忽略了其思想史意义的."宋学"与"今文学"的合流,既导致以考证为特征的"汉学"衰微,也使"明道"再次成为学术主题,并由此而转向于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国学术正由此而进入于近代.     

岳麓书院简介

<正>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历经宋、元、明、清,一直绵延办学,历时千年,弦歌不绝,世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典范和儒家文化的重镇,早在北宋,就得到宋真宗皇帝颁书赐额,名闻天下。南宋又成为最有影响的理学学术基地之一,张拭、朱熹会讲,书院盛极一时,其后,明代又成为明代心学与清代汉学的重镇,各个儒学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曾在此传习和     

戴震哲学启蒙意义发微

戴震是清中叶最具卓异品格的学者,他虽生逢乾嘉汉学的盛世,其汉学成就也为世人所瞩目,但戴震并未依凭考据功夫攀龙附凤或俯拾青紫,相反,他却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穷究义理、痛底程朱理学,乾隆三十七年(1772),戴震告知亲朋好友,他要“发狂     

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范式——《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论题及其延伸性讨论

在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新范式的道路上,《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在充分总结和评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有力探索,特别是在某些重要方面突破前人之见并形成比较系统的观点。该书论明,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有其哲学形上学方面的追求,且这种追求以"气化即道"的新道论为基础。与此相应,乾嘉学术内在地包含了一套哲学方法论即"人文实证主义"。"气化即道"以及"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揭示出乾嘉学术、思想的独特性,并展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性价值和通向现代学术的可能性。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和话语的支配下,该书体现了宏阔的思想视野和知识视野,但其主题不够突出,这限制了讨论的力度以及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