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甲骨刻辞与《周易》

陕西省扶风县黄堆公社云塘大队齐家村出土的西周甲骨刻辞中，有些内容与《周易》有关。（H3[2]·1）是一版龟腹甲，上端刻有“思即于休命”、“思即于永冬（终）”。“休命”与“永终”相当于《易》学中的“两仪”，二者相合，就是见于《礼记·曲礼》中的“假尔泰龟有常”。该版上的另外两条刻辞，内容同于《周易·讼》九四和九二。（T1[4]·1）是一块牛胛骨，上有一行刻辞，命辞占卜“有言”与“毋有言”，“有言”屡见于《周易》卦爻辞，都取象于坎卦。该版上的另外两条刻辞，内容近于《周易·讼》初六和六三。     

论出组甲骨文贞人与刻手之间的关系

甲骨文契刻风格面貌多变,董作宾从书风的角度将甲骨文分为五期,然五期书风并不能将各类甲骨风格细致描述。世人言甲骨文,或论卜辞,或释字,或探方国等,然对甲骨文之刻手所言甚少。正如摩崖石刻《石门颂》,对刻手为王戒一事尚未有定论。隐藏于甲骨文的刻手亦与此有几分相似,虽有线索,却难以探寻。     

吐鲁番墓砖书迹对魏碑书法教学的意义

吐鲁番墓砖是魏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吐鲁番文书有着同等的艺术价值。通过对吐鲁番墓砖书迹的书体分析和砖刻与书丹梳理研究,进一步研究其在魏碑书法教学中的内在价值,为魏碑书法学习提供正确途径。     

论殷周甲骨文化中的钻凿现象

我国历史上的殷周时期,天命神权论极度盛行,在这种宗教世界观的指导下,殷周奴隶制统治王朝,对一切事情都要通过龟甲问卜于“上帝”,从而形成了殷周独具特色的甲骨文化。本文将对甲骨文化研究中的钻凿现象,加以阐述。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与商周祭祀观念——从凤雏庙祭甲骨谈起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可谓凤雏庙祭甲骨属性问题中的一个研究瓶颈。国家构成的多血缘性及统治方式,促使商王朝建立了以王祖先为首、包括其他部族祖先在内的国家神系统,以增强族群认同,维系统治。但商王祖先地位优越,具有国家神的特征,可以超越族群接受其他部族祭祀。殷墟卜辞与传世文献一致表明,商族存在跨血缘祭祀。文武时代周族祭礼与商族近似,而与成王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的情况有较大不同。当时商周二族恐怕皆不使用"姓"这一血缘标识符号,祭祀中族类观念似未被突出强调。"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祭祀原则在商周之际也许尚未形成,极有可能与成王、周公"命祀"有关,与宗法分封、赐姓命氏等对血缘的强调相一致。在有关凤雏庙祭甲骨族属来源的讨论中,"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不应成为预设前提。     

“缘迹造象”--浅析迹之象的调整对水墨画创作的启发

水墨画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在现代中国绘画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解读《绘画迹象论》一书中,对于“缘迹造象”的概念,我提出了自己的一种理解。通过以如何调整“迹之象”为突破口,着力研究水墨画中“迹”、“象”、“境”与画面的重要关系,发现“迹象”的本意,进而理性认识“变象”艺术。     

记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是一个佛教文化学术机构,清末安徽石埭杨仁山居士(1837—1911)创办。他学佛以后,感到当时的明刻书本藏经《嘉兴藏》版已毁于兵火,无书流通,乃发起组织金陵刻经处,重刻新版,以飨读者。1866年创刻了第一部书《净土四经》。刻经处的今址淮海路35号,原是他自建的住宅,1897年施舍给刻经处,只是当时的大门在延龄巷,现改在淮海路。我国佛教到了清末,宗风衰歇,义学消沉。杨仁山创办刻经处,注重学术,提倡研究,门下人才济济,谭嗣同善华严,黎端甫善三论,桂伯华善密宗,法相唯识之学有欧阳竟无、     

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

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吕建福一、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的创立杨仁山，名文会，生于１８３７年，安徽石埭人。十岁受读，十四岁能文，聪明颖悟，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颐，韫之于心。”①大约二十七岁左右接触佛学，最...     

篆书精神:中国人的文化品格

甲骨金石所承载的篆书,是中国汉字五种书体篆隶草行楷中最古老的一种,是汉字的源头。从古都安阳殷墟发掘出的甲骨文是自成体系的成熟汉字。甲骨文隶属于大篆的体系,属于篆书的一种。而"篆书精神"是将篆书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审视研究而抽象出来的一个书学命题。对篆书之美,篆书价值,以及篆书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发掘探讨,便可发现篆书精神就是能够代表中国人文化品格中一个较高境界,是一把衡量艺术格调和人格品质的标尺。     

金陵刻经处与近现代佛教义学

晚清之际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佛教,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阴影之中,救亡图存成为许多爱国爱教人士的重大使命。在此背景下,杨仁山居士于1866年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刻经弘法、办学育人、振兴义学,成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重要奠基人。本文详细回顾了金陵刻经处创办150年以来的曲折历程与卓异成果,展现了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欧阳竟无、赵朴初居士等著名佛教人士为全面复兴中国佛教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同时,清晰梳理了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典翻译及义学研究的嬗变脉络,尤为翔实地阐述了金陵刻经处对近现代佛教义学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文中引用大量文献资料,真实再现了金陵刻经处从出版、教育、研究到统一佛教组织、创办佛教刊物,从博搜广弘大乘经典、重兴义学研究热潮到启迪社会革新思想,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坚守到世界弘法的国际视野等多方面历史贡献,为当代中国佛教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世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启迪。     

谈圣体奥迹

最近教廷公布将在今年底发表新的“圣体奥迹”通谕,其原因是要强调耶稣基督确实存在圣体中,更因为敬礼圣体的习惯在很多国家都已见式微,故此教宗极愿借此机会,重新鼓舞、振作信友们恢复敬礼耶稣圣体的良好习惯。     

金陵刻经处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

本刊讯创办于1866年的金陵刻经处,至今已有140年历史。9月22日,金陵刻经处将举办140周年纪念活动。值此即将举办金陵刻经处14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金陵刻经处至今一直保存使用的传统木刻雕版印刷工艺,作为“金陵刻经印刷技艺”项目,于今年5月20日,又被国务院授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中央电视台专题宣传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系列节目“中国记忆”,对金陵刻经处进行了实地拍摄。金陵刻经处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肖永明     

金陵刻经处与金陵刻经印刷技艺保护

正金陵刻经处是海内外著名的佛教文化机构,由杨仁山居士于清同治五年(1866)创办,作为居士道场及经籍刻印、流通之场所,杨仁山居士在此讲学刻经40余年,刻印流通佛教经典百余万卷,印刷佛像十余万张,设立"癨洹精舍"、"佛学研究会"等佛教讲学和研究机构,造就了众多佛学人才,开中国近代佛学教育新风,对后来的佛学研究和佛教教育影响深远。杨仁山居士之后,欧阳竟无及吕贗先生等,复创支那内学院,精研法相,影响广泛,为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复兴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也为中国     

日僧奝然在台州模刻的旃檀佛像

日本入华僧奝然(938年-1016年)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八月入宋,巡礼天台山、五台山、洛阳等佛迹,于雍熙三年(986年)返回日本。将在台州雇张延皎、张延袭兄弟模刻的旃檀瑞像请回日本后,因其典故深远,式样新奇,人人争睹礼拜,一时间日本诸寺多有仿刻。因旃檀像供奉在京都嵯峨清凉寺,故称为清凉寺式。奝然的入宋和请回的檀像,在日中佛教交流史和佛像雕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奝然俗姓秦,族籍可远溯自古代朝鲜归化日本的所谓归化人豪族秦氏,生于京都,幼入东大寺从观理习三论宗,又从石山寺元杲习真言密教。为弘佛法,在克服了诸僧的反对,在老母的…     

人生求“刻”

正作家刘恒,素以蘸水笔写作,在文坛堪称独一无二。他说,用蘸水笔写作,在纸上总有一种"刻"的感觉,很舒服,文思也顺畅。金石可镂,刻,是刻度,是时刻;是记忆,是劲头……细琢磨,刻的意境很多。自然有"刻",四季轮回分秒不差;生活有"刻","点点滴滴在心头";行走有"刻",一步一个脚印;做事有"刻",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诸多的刻,是一种境界,没有恪守之心,缺乏刻苦之力,轻飘飘,水过地皮湿,充其量留下些蛛丝马     

晚清民国镇江清真寺伊斯兰教刻经述论

晚清民国镇江清真寺刻经是中国回族出版史上的重要一页。出版的伊斯兰经书尚保存至今的至少有17种,刊刻工作始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终于民国八年(1919年);刻经地点则是镇江两所历史最悠久也是最主要的清真寺——剪子巷清真寺和山巷清真寺;多数为新刻,也有汇集已有经板重印的;刻经资金的最主要来源是教民捐资;所选书籍则多为价值最大也最为流行的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经的繁荣和镇江当地伊斯兰教学者的参与、镇江邻近江南伊斯兰学术中心南京、刻经中充分的准备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地方宗教事业的恢复等因素有关。而刻经的衰微,则主要和刻经作为一种出版事业没有能够跟上近代中国的时代潮流有关。     

浅谈书法物质载体的演变与特征

<正>物质载体是书法艺术流传的直接表现物,同时也影响着书法艺术风格的演变。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多种表现文字的载体形式,如：甲骨契刻、青铜铸刻、碑版石刻、简牍缣帛、纸质墨迹等形制,这些不同的物质形态所呈现出来的书法风格也各不相同,给我们的审美感受也大不相同,本文从甲骨至纸一一进行论述书写物质载体并与其带来的不同的书风特征。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而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我们中华民族延续传统的主要手段。汉字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字之一,     

金陵刻经处创办一百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金陵刻经处创办一百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吕建福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著名的佛教文化机构，由杨仁山居士于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创办。作为居士道场及刻印流通经籍之场所，金陵刻经处曾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巨大贡献。金陵刻经处以佛学研究为基础，以印经、讲学为事业...     

论汉画像石刻的光影构成

汉画像石刻以它那深沉雄大、粗犷豪迈的绘画风格,震撼着所有观看它的人们.与同时期的其它画种相比,如帛画、漆画和青铜器上的雕刻,汉画像石刻造型简练,概括力极强,以独特的视觉效果发挥着审美效应.它不仅在内容上主题突出、易懂,而且制作形式成功地运用了凸凹不平的点、线、面构成,并和色彩有机组合.这种组合在光线的照耀下,呈现出强烈的立体感和明暗调子.可以说,汉画像石刻以它特有的表现语言,进行完美的视觉构成表达.     

释迦世尊应化示迹

此二图出自山西崇善寺珍藏之绢画《释迦世尊应化示迹》。明代的崇善寺,大雄宝殿外的长廊上,原绘有八十四幅《释迦世尊应化示迹》及五十三幅《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真迹已于清代焚寺时燃尽。所幸的是,明代成化年间,有画师依原画临摹,成精工绢画,留存至今。画中服饰、背景、风俗均依汉制,与一般佛祖生平画全然不同。原画色彩用矿物质颜料绘制,历经五百余年,仍鲜艳如初,后世以“宝石画”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