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中的方法论意识

注重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哲学现代化的核 心内容之一就是哲学方法论的现代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现代哲学家如胡适、贺麟、冯友 兰、金岳霖等人都很重视对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胡适可以说是首先在国内介绍实验主义方法论的 学者,贺麟则提出了将直觉方法和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论系统。在中国现代哲学中讨论哲学方法 论最多的是冯友兰,他提出了关于“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相结合的哲学方法论系统。在中国现 代哲学界中真正对于现代逻辑有了解,并把它首先介绍到中国的是金岳霖,他对逻辑分析方法有 着独到深入的了解,是逻辑分析方法的积极提倡者。通过上述哲学家的努力,中国现代哲学已经 有了系统的哲学方法论。     

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在21世纪的价值

面对各种挑战,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仍需要作切实的严肃的思考。儒学已不可能恢复其历史上的“独尊”地位,但它要恢复其活力,成为现代社会多元哲学中的“一元”,就必须完成其现代转型,成为一种现代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承担起“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这一哲学使命。新儒学需要与其他学说进行积极的对话和良性的互动,不仅在“正德”方面突出其价值,而且在“利用”(经济)、“厚生”(生活)、“致知”(科学)和“立制”(政治)等方面与其他学说逐渐达成“重叠的共识”。人类在21世纪将更加提升“交往理性”,更加重视“正德”．儒学在2l世纪将彰显其价值。     

现代世界观中的意识及其哲学难题从《太玄》看量子计算数制问题的两难境遇

数制体系是描述计算过程的基础工具,传统的二进制体系在经典计算机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面对新型的量子计算,如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数制体制,却成为一个疑难问题。本文主要从中国古代以《太玄》为代表的三性思想出发,对量子计算建立数制的两难境遇进行了分析,结果指出,量子计算在本质上与经典计算不同的根本差别是量子纠缠性,其刻画的不仅仅是物质不可分别的波粒二象本性,也同样刻画了逻辑不可描述的真假同显本性。这样一来,要建立量子计算数制描述体系,就必然落入这样一种两难境遇:要么借用经典数制体系来模拟量子计算过程的描述,但不可能真正把握量子纠缠性的本性;要么就根本找不到可以描述这种具有和合性特点的数制体系。     

孔子的和谐意识及其现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是一种不散的精神,孔子又是“和”理念的集大成者。他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个人身心关系方面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对孔子思想中的和谐意识进行认真地梳理、审视,自觉汲取其精华,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与现代中国哲学

西方的冲击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遭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精神事件。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方案必须在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历程、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一精神层面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直言之,现代中国哲学诞生于“承认的斗争”,诞生于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如果说“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主义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怀疑论阶段,那么,作为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发展,现代新儒家基本上超越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阶段,但仍不免在苦恼意识中挣扎。中国文化要真正克服苦恼意识,必须直面西方文化的理智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诠释方案是极有价值的。     

作为此在生存边界的身体——由海德格尔哲学中的“现身情态”中的“身体”问题说起

本文试图通过对海德格尔相关文本的梳理,说明在海氏哲学中谈论身体问题的可能性,并通过与胡塞尔、亨利等哲学家的对比以及对弗兰克等学者的回应来论证:一方面,此在的情绪是一种具身性的情感,在"现身情态"中现出的"自身"是此在情感性的身体;另一方面,此在的现出自身也是世界的展开。此在的身体不是广延的躯体,也不是单纯的动物机体,而是此在生存的边界,其一方面将此在限定为是属我的,另一方面又与非我处在一种交互运动中,使此在能够得以通达世界。本文与其说是一种对海德格尔的解读,不如说是经由海德格尔的启发进而探究身体的"实事"本身:身体是情绪与领会,存在与存在者、本真与非本真状态、自身与世界的交界之处。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无产阶级要求什么样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议题。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它同无产阶级要求的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从现代国家到国家完全消亡的历史演进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或“(半资产阶级)国家”、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四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以彻底打碎传统国家机器为首要条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推动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在狭义上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的制度形式,在广义上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形式。《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历史方位和制度特征,以及充分发挥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所有制上的优势特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王恩洋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及其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

上一世纪40年代,王恩洋曾撰<新理学评论>一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气与真际、阴阳与天道、道德观与圣人观诸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二人的分歧既是佛学与儒学的分歧,也是宋明以来心学与理学的分歧的继续;既预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心理合一的发展方向,也表明了道学和哲学在方法论和学术指向上的差异.冯友兰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使道学或者广义地说儒学、传统哲学转型为以西方哲学为典范的现代哲学,王恩洋缺乏这种意识.但是,儒学转型后也失去了它的成圣指向,欲纳成圣于哲学之中,便不可避免地形成矛盾;成圣的儒学和思维的哲学各行其是,或许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可取的方向.     

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魏晋南北朝士阶层社会担当意识的弱化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学是一种带有强烈入世色彩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系统,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强调整体至上,公利优先的价值取向,使儒家士大夫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但是,这种社会担当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时代氛围中弱化了。关注自我、及时行乐,成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的风尚。这一风尚对于促进个体意识的觉醒具有积极意识,但对于社会秩序的整合与重建来说,却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影响。     

Near-Death Experience,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A New Concept about the Continuity of Our Consciousness Based on Recent Scientific Research on Near-Death Experience in Survivors of Cardiac Arrest

In this article first some general aspects of near-death experience will be discussed, followed by questions about consciousness and its relation to brain function. Details will be described from our prospective study on near-death experience in survivors of cardiac arrest in the Netherlands,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Lancet in 2001. In this study it could not be shown that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or pharmacological factors caused these experiences after cardiac arrest. Neurophysiology in cardiac arrest and in a normal functioning brain will be explained. Finally, implications for consciousness studies will be discussed, and how it could be possible to explain the continuity of our consciousness. Scientific study of NDE pushes us to the limits of our medical and neurophysiologic ideas about the range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mind–brain relation.     

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博士生的时代意识

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成就表明,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作为肩负国家重任的高层次人才的博士生更要转变观念,增强时代意识,发展（科技）战略意识、科技前沿意识,创新意识,市场意识,协作意识。其中尤以发展（科技）战略意识最为重要,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Coherence,Brain Evolution,and the Unity of Consciousness: The evolution of Planetary Consciousness in the Light of Brain Coherence Research

The law of coherence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physical force behi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quanta, to cells, to self-awareness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e coherent electromagnetic field is the inner glue of every system, the “intelligent” energy–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hat assures a cooperative and synergic behavior to all the components of the system, as a whole, allowing harmonious evolution and unity of consciousness. Neuro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t brain areas communicate with more or less coherenc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high values are correlated with states of psychophysical integrity and well-being, whereas low values with states of conflict and depression. If we expand isomorphically these brain discoveries, we will have four main general states of coherence: from disgregation to unity, which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General System Theory,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inanimate and animate system, and to understand how billions cells become a single living organism, and then how billions of human beings could eventually generate planetary consciousness. In this light the resolution of the global ecosystem crisis implicates human transformation from a low to a highly coherent state of consciousness. The key to the entire process seems to be the coherent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中的接受机制

大学生三观形成过程是与接受对象和接受环境互动的过程。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意志品格决定着其三观接受倾向及信念内化的过程。三观信息反映现实的深度 ,与接受者内在认知结构和观念的契合程度 ,影响着其被接受的程度。而接受环境具有验证、巩固或修正、改变原有的三观观念的作用。应赋予三观以更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内涵 ,增强其理论创新和与现实的贯通性。     

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心理学科的早期发展

1918年至1937年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科早期发展时期,该文论述了留学生在中国现代心理学科产生和早期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留学生群体特征启动中国现代心理学科发展,“教育救国”观推动中国现代心理学科发展,躬身实践带动了中国现代心理学科的发展。留学生在中国现代心理学科的产生与早期发展中起到观念更新者、理论传播者、实践耕耘者的作用。     

肿瘤防治的自然观与适度治疗

近年来,科技的进步未能阻止世界范围内肿瘤死亡率的攀升。自然稳态失衡在肿瘤防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肿瘤作为自然存在的一种生物学现象,传统根治性的肿瘤治疗思路与策略客易造成肿瘤的过度治疗、引起机体免疫的崩溃与生存质量的低下。严峻的现实已为我们敲响警钟,肿瘤治疗思维须从对抗转向和谐。本文从自然观的角度去探究肿瘤与机体、肿瘤与自身微环境的关系,反思肿瘤研究思路和治疗手段,以为进一步肿瘤的防治提供一个更为广泛的、确切的思路。     

论《易经》作者的主体意识与道德内求思想

《易经》作者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道德内求思想,这典型地表现在《谦》、《节》、《中孚》、《遁》等集中论述道德修养的专卦之中,亦散见于《乾》、《履》、《同人》、《恒》、《随》、《升》、《萃》、《既济》诸卦之中。《易经》作者之所以对主体意识和道德内求思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是因为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主体意识和道德伦理对于古老社会共同体内各种关系的协调和稳定,对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活动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管子》荣辱观的基本内涵和体系特征

《管子》社会伦理道德思想中蕴含有以"四维"为核心的丰富的荣辱思想,其基本内涵包括热爱祖国、爱民护民、重诚尚信、团结同德、节俭去奢、遵纪守法等方面。《法禁》篇也对《管子》荣辱观基本内涵有所折射。《管子》荣辱观带有鲜明的齐文化"经世致用"的理论色彩。     

《管子》宏观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及现代价值

《管子》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突出特点是宏观经济思想极为丰富。本文从轻重论、财政收支理论及对外贸的宏观调控等三个方面简单剖析了其宏观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并结合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力图阐明其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