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文化难题——说我的文化见解兼答牟钟鉴

这是一个早产的胎儿。我决计把这篇并不成熟的文字抛到学术界,是因着两个不无衷曲的考虑:(一) 牟钟鉴①在他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以下简称《命运》)一文中,对我的《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及其时代特质》(载《光明日报》1986年5月26日,以下简称《特质》)一文提出诘难后,经由我的答难(见《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文章《答牟钟鉴》),再次向我提出了诘难(见《哲学研究》1988年第9期文章《澄清与探讨》,以     

澄清与探讨——答黄克剑同志

黄克剑同志的《我是在什么意义上“借用马克思的话”的?》(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一文,就我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一文的某些涉及他的批评意见提出反批评,我表示欢迎。我觉得其中有些是双方行文不     

关于哲学“量”范畴的理解——同孙宏安同志商榷

近读《哲学研究》1986年第10期载孙宏安同志《关于哲学著述中“量”的表述的一点注记》一文(下称《注记》),引起了我对哲学“量”范畴的进一步思考。多年来,在教学中,每讲到辩证法关于质量互变规律时,总觉得     

“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评一种“新”哲学观

哲学的当代际遇,再一次使人们追问哲学的合法性。但究竟以什么作为哲学合法性的判据,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理解。近年来,赵汀阳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著,试图对已有哲学进行“一种整体性的改变”（赵汀阳：《自述》,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亦即“把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变成另一种东西”（赵汀阳：《存在就是做事》,载《天涯｝）1997年第1期）,从而结束一切旧哲学。在他看来,“旧概念的哲学”或“经典哲学”的缺陷主要有二：一是“无用”,即“旧哲学（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为思维模式的哲学）一直未能成为真正有用的思想”以…     

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图景:“增殖”

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看作以“增殖原理”为核心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甚至有人用“增殖原理”来概括费氏的思想。(吴忠:《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增生原则”述评》,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12期)这似乎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注意到费氏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其实,费氏虽然有一段时间倡导过“增殖原理”,但不久之后又明确宣布放弃了它,然     

《“市民社会”辨析》的辨析

沈越同志的《“市民社会”辨析》(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以下简称《辨析》)是他就同一问题写的第三篇文章。在此之前,他曾写过一篇《马克思市民经济思想初探》(载《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评〈马克思市民经济思想初探〉》的文章加以评论(载《经济研究》1989年第1期)。最近还了解到,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资产阶级权利”应译为“市民     

评国家经济职能的“弱化”说

当前的体制改革,直接涉及到如何认识国家经济职能问题。杜海燕同志的文章《论国家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杜文),对改革中的国家经济职能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阐明了某些合理的思想,读后颇受教益。但是我不赞成该文所得出的体制改革标志着国家经济职能弱化这一结论。为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杜海燕同志和其他同志。     

“辩证唯物主义”术语的源流及其实质

何畏同志在《马克思创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哲学》(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为了论证这一见解,何畏同志考察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列宁、狄慈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的使用情况。通过考察认为,不但马克思     

谈“一个辩证命题的形式化”

刘永川同志的《一个辩证命题的形式化》(简称《化》文,载《哲学研究》1981年第6期),对我的《“矛盾”命题的无矛盾形式》(简称《矛》文,载《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进行商榷。《矛》、《化》二文均以将辩证命题“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Ω)”形式化为宗旨。围绕此宗     

再谈“自由自觉的活动”

周穗明同志在《也谈“自由自觉的活动”》(载《国内哲学动态》1983年第10期)一文中,对我曾经论及同一问题时阐发的观点(参看拙文《应当怎样理解“自由自觉的活动”》,载《国内哲学动态》1983年第1期)提出了商榷。读后,觉得有必要对提出商榷的问题再作一番研讨。一、“自由自觉的活动”与“对象化劳动”周穗明同志在文章中说,我的失误的“关键”在于:“把‘自由自觉的活动’与‘对象     

从“天人感应”到“人天感应”──“天人合一”的古今命运管窥

1989年初,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曾说：“能不能建立新的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一是我们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其含义是丰富的、多种多样的。……从天人合一的传统中汲取有价值的成分,把它熔铸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框架中,或许能构筑起既有民族特点又富时代色彩的哲学体系。”（《当代哲学主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9年第2期）当时,讨论天人合一思想价值的文章还不多。如今,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天人合一的正面意义受到了重视和…     

关于庄子的哲学性质及其评价

怎样评价庄子及其哲学思想,建国以后曾经过几次讨论,到目前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束景南的《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11期),严北溟的《应对庄子重新评价》(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1期),对庄子的阶级属性和哲学性质,提出了新的论断,从而把讨论引向了深入。《哲学研究》1980年第8期,特辟“庄子哲学研究”专栏,发表了四     

必须科学地评价相对论时空理论

相对论时空理论(亦称相对论时空观)包括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时空理论。多年来,我国哲学界在相对论时空理论评价方面存在着若干不妥观点。我曾针对三种较普遍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发表了《相对论时空理论评价探讨》(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10期,以下简称《探讨》。此后,文兴吾同志发表了《相对论时空理论及其评价再探讨》(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12期,以下简称《再探讨》),对我在《探讨》中的看法提出了若干诘难和批评。本文拟对文兴     

喧嚣与骚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和“现实性”问题

“学术性”和“现实性”理念,自上世纪末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在对这两个理念的不断诉求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着研究范式和价值观念的双重转变。《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对目前流行的“学术性”和“现实性”观念进行反思,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值得深思并必须解决的问题。表面看来,该文是针对“学术性”和“现实性”理念的庸俗化倾向的一个批评,但实际上却是对如何阐发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一种深沉忧虑。这个批评所蕴含的重要性及其紧迫性尚待具体地历史地展开。     

“新技术革命、改革和社会规律”学术讨论会在温州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哲学研究》编辑部、温州市委党校、温州师院和浙江省中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五单位发起,在温州市委的大力协助下,于1986年12月     

语言意义的赋予与理解

语言是一种最常见、最复杂的社会现象,按照李先焜教授的观点,语言具有符号性、指谓性和交际性三个最重要特征。(参见李先焜:《语言、逻辑和语言逻辑》,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8期)与此相应,现代语言问题的研究涉及到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的问题。传统语言问题研究的重点是语形问题,特别是语法问题。本世纪以     

“现代科学与反映论”讨论会侧记

由《哲学研究》编辑部、西北大学哲学系、陕西省哲学学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联合发起召开的“现代科学与反映论”小型讨论会于1986年11月21—24日在西安举行。与会者认为,这是一次气氛宽松、探讨深入、学术水准较高的会     

再论经济制度的双重属性

《哲学研究》1987年第6期上刊登了毕志国同志对我们《论经济制度的双重属性》(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4期)一文中的学术观点提出质疑的文章《经济制度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吗?》(以下简称“毕文”)。这一质疑促使我们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不同角度的反思,深感分歧不仅关系到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密切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对唯物史观基本范畴、原理理解和运用的方法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再论“进化唯物主义”——兼答《“进化唯物主义”献疑》

“进化唯物主义”,是我们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主要表现形态的一种概括。近读袁伟时、黎红雷《“进化唯物主义”献疑》一文(见《哲学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献疑》),感到还有商榷的必要,现再将我的观点作如下说明,敬请广大读者和袁、黎二位同志指正。     

选择论的方法论意义

哲学界关于认识的本质的讨论,把哲学研究的视角转向了主体自身的认识。拙作《认识定义新探》(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4期)发表之后,不少同志针对我的看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目前在认识的本质问题讨论中,出现的多种观点并存的态势,应该说是我国哲学认识论研究的一个好现象。因为它开辟了从多角度、多方位研究认识论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