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山西佛寺地理分布研究

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统治者因个人信仰及政治因素,极力推崇佛教。加之山西独特的自然条件,迎来了佛教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境内佛寺分布众多。这一时期,山西佛寺呈现出新建佛寺众多、分布广泛、分布不均及石窟寺较多的特点。     

金代山西佛寺地理分布研究

金代山西地区佛教寺院众多,影响此期山西地区佛教寺院分布的因素很多,具体说来,包括社会政治环境与民众信仰需要、社会经济条件、国家政策、历史渊源、自然地理环境等方面。金代山西地区寺院分布呈多点状等特点。通过分析山西地区这一时期的佛寺分布及其影响,可以加深对金代佛教的认识。     

唐代文人与佛教关系探究

唐代文人因诵读佛典、与高僧交往、游览佛寺,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仕途上的挫折,加深了一部分唐代文人对佛教的认知与信奉,但不同的文人所信仰的佛教宗派并不相同;另一部分文人认为佛教威胁朝廷的统治,因而强烈反对佛教.在信奉佛教的唐代文人思想中,儒家思想仍然是其主导思想,佛教思想是和儒家、道家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唐代文人对佛教...     

佛教寺院与佛像

汉地佛教寺院在汉代时主要按汉代的官署布局建造,不少官吏、贵族、富人舍宅为寺,由此沿袭下来,佛寺的格局总体上与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相似。院落重重,层层递进,回廊相绕,引人入胜。唐代以前,汉地佛寺主要有石窟寺、塔庙两种形式。北魏至唐代,相继开凿了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供奉石刻佛像,绘制精美壁画,并在石窟周围建立寺院。“天下名山僧占多”,随着佛教的传播,僧人在封建王朝的扶持下,在风景秀丽的名山建立了众多佛寺。塔庙,也称浮图寺,它以塔为中心,周围建以殿堂、僧舍。塔中供奉着舍利、佛像等,是寺院的中心…     

隋代山西佛寺地理分布

北周武帝灭佛,使魏晋时期迅速发展的佛教遭受重创。经过隋文帝、炀帝的努力,佛教迎来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山西的佛寺也在这一时期恢复并迅速发展。山西佛寺受当时政治、地理、交通、社会、统治者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呈现出分布广泛、分布均匀、各有特点且内部差异明显的特征。     

大理古城的佛教建筑--以崇圣寺为例

大理处于中国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口,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大理所遗留的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是人类文化遗产最密集和杰出的一个区域。唐代中期佛教传入大理地区,并成为南诏国的国教,佛教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自此成为大理地区盛行的宗教,佛教建筑盛行。大理佛寺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崇圣寺。以崇圣寺为例来介绍大理古城的佛教建筑。     

《唐五代佛寺辑考》再辑考——兼评《唐五代佛寺辑考》

从"唐代佛教寺院与文人及其创作的关联"入手,"按照地域区划,在尽可能地程度上呈现唐五代佛寺分布的历史风貌",是李芳民的<唐五代佛寺辑考>一书的旨趣所在."就这一课题的研究而言,其内容实际上已溢出了纯粹的文学研究的范围,而兼及历史、历史地理学乃至宗教史等内容"①.     

隋唐幽州城区佛寺考

隋唐时期，幽州佛教空前兴盛，而佛寺的发展是其重要标志。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幽州城郊佛寺计有上百座。由于时隔久远，这些佛寺大多湮没无闻，遗留于世者又寥寥无几。因此，考证这些寺庙的建时、建置十分重要和必要：不仅有助于了解当时幽州佛教的分布与发展情况，把握北京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脉络，同时对研究北京古都历史及其变迁亦大有裨益。     

唐代经济和佛教兴衰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唐代佛教本身又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过程。以往的史家一般都以为:唐代佛教的兴衰决定于帝王们的好恶,而帝王们对佛教的态度又为他们与佛、道、儒三放的不同关系所左右。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对唐代佛教兴衰的原因作出科学的解释。本文拟从考察唐代经济和佛教关系入手,略陈管见,就正大方。一、武德、贞观年间佛教的恢复和沙汰僧尼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到隋代已经相当繁兴。据《法苑珠林》记载,当时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300余人;造像110430躯;译经82部。但遭隋末兵乱又一度中衰,“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仆沟壑”。以致到唐初“天下寺庙遭隋季凋残,缁侣     

《戒坛图经》与佛寺建筑中国化

正《戒坛图经》作为中国佛教立坛传戒的概论性典籍得到广泛认可,对于规范后世中国佛教的传戒思想、仪式等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佛寺建筑的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唐代,佛寺在形制上已经基本定型。这种多院落的布局模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观念和特点。     

西双版纳南传上座部佛教佛寺建筑的文化特征探微

随着傣族地区人民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简称南传佛教)文化的认可度不断提高,南传佛教佛寺建筑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阶段。西双版纳南传佛教佛寺建筑造型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而层出不穷,但从整体上看,佛寺建筑造型仍然受到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同影响,佛寺建筑是傣族人民吸取中原汉族和东南亚泰国、缅甸等建筑技术、艺术,结合自己的特点,在布局、结构、用材和装饰等方面都体现了浓郁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显示了傣族人民的建筑技术、艺术的独创精神,是我国中华民族建筑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千秋妙相万古法身浅谈佛教寺庙中的造像

千秋妙相万古法身浅谈佛教寺庙中的造像卞允中在民族众多的云南，自古以来，半数以上的民族都信奉佛教，佛寺、佛塔遍于各州各县。佛寺里、佛塔上的诸佛菩萨的金身妙像各现异彩，有金、银、铜、锡铸造的，有彩塑、木雕、石刻、绘画的，众多的造像均严格遵照佛经中的记述严...     

论占卜与隋唐佛教的结合

佛教与占卜的关系到了隋唐时期,除强化了原有的诸形式之外,主要体现在佛教将业力因果说系统地注入占卜中,并且逐渐将其作用显凸到佛寺中流行的卜签上,形成了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占卜。“佛诫”在唐代禅宗继续得到发展。寺庙内求卜问签的普遍化,佛教与占卜在唐代的进一步结合,对佛教是相当有利的。在因果论的基础上,强化了人以道德改变命运的能动作用,加强了佛教在社会上劝善惩恶的道德功能,从而也增加了其自身的存在价值。     

千年尚存的辽代佛塔

公元9世纪，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契丹族崛起，占据北方大部分地区。公元947年，建立了大辽王朝。辽代各皇帝笃信佛教，在各京城与州城里建造佛寺，佛寺中建立佛塔，其数量之多，足以说明当时佛教发展的状态。辽代寺院规模比较大，有的建塔，有的不建塔。建塔是根据寺院的经济状况和各宗派主持人来决定的。凡在寺院内建塔，都将塔建在寺院中轴线上，大雄宝殿的前端或者山门外，完全是仿照唐代佛寺市局风格。辽代塔造型基本相似，从总体观察，各种塔具有基本的标准式样。辽塔平面呈八角形，有繁复的基座；第一层塔身特别高，自第二层起做密檐式，…     

西双版纳傣族佛教建筑艺术浅谈

数百年前,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很快成了傣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因而佛教建筑到处可见,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佛寺,有的佛寺旁边还建有佛塔。由于佛寺、佛塔是傣族群众活动的主要场所,所以傣族的建筑、雕刻和泥塑艺术集中体现在佛教寺塔方面。佛教建筑成了傣族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从中可以看到傣族人民的、聪明才智。西双版纳傣族佛寺建筑,以重檐多坡面平瓦建筑为主。佛寺大多成方形,座西朝东,屋顶坡面由三层相叠而成,中堂较高,东西两侧递减,交错起落。屋顶使用长方形     

北魏时期的佛寺建筑中国化 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的考察

<正>北魏时期是佛寺建筑中国化转变的重要时期。《洛阳伽蓝记》从建筑缘起、建筑布局、建筑特点、建筑装饰等多个方面，详细描写了北魏都城洛阳的众多极具代表性的著名寺院，生动展现了早期佛寺建筑中国化的历史。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天下。尤其是在北魏时期，佛教广泛传播，修建了大量的佛寺，这也正是佛寺建筑中国化转变的重要时期。     

隋大兴城佛寺考

隋唐佛教大兴,京城大兴城佛寺林立。迄今为止,对隋代大兴城佛教寺院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涉及者主要关注唐长安时期寺院情况。本文着眼在佛寺以及少量的佛堂,不涉及内道场,研究范围为皇城之外的坊区。通过综合考察研究,共得佛寺116座,其中僧寺91,尼寺25。同时,发现大兴城佛寺的分布很不平衡,北多南少、西多东少,有65坊的佛寺存在史料记载。寺院的建造集中在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炀帝大业七年(611)之后急剧衰落。同时与116座佛寺有关之重要佛教人事亦一并择要录出,以见当年大兴城佛学研习与佛教流传之概况。     

唐宋佛寺经营与佛律相悖之原因初探

佛教对劳动的排斥决定了僧团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世俗的供养和对佛寺的经营。从佛律对佛寺经营的诸多规定,可知早期佛寺经营即存在不合佛教精神的情况。本文结合具体戒条,联系唐宋佛寺经营状况,试探讨中土佛寺经营与佛律相悖的原因。     

西双版纳总佛寺举行聚缘楼落成典礼

本刊讯１１月１２日，西双版纳总佛寺（大吉佛寺）隆重举行新建僧寮“聚缘楼”落成典礼。全国政协常委召存信，西双版纳州州长岩庄、副州长刀林荫，景洪市市长岩甩及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云南省佛教协会等有关部门领导莅会致贺，来自泰国、缅甸、老挝佛教界的友人和国内三大语系佛教四众弟子参加了这一盛典。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刀述仁发来贺信。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总佛寺，原据傣文音译为巴姐佛寺，后改称大吉佛寺。大吉佛寺是我国上座部佛教在西双版纳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佛寺。该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除旧布新…     

《戒坛图经》与佛寺建筑中国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戒坛图经》作为中国佛教立坛传戒的概论性典籍得到广泛认可,对于规范后世中国佛教的传戒思想、仪式等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佛寺建筑的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唐代,佛寺在形制上已经基本定型。这种多院落的布局模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观念和特点。佛教戒坛是举行授受戒律仪式的场所。据《释氏要览》记载,戒坛始自天竺楼至菩萨请筑戒坛,为比丘授戒,得到佛陀同意,于是在祗园精舍外院建戒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