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乡村?何种发展?——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探究

农民是乡村的主体。乡村是身处其中的农民之乡村,乡村发展始终应当是体现居于其中的农民主体性的发展。探讨乡村发展问题,应当首先确立以农民为本的发展伦理,并在价值目标、伦理根基和道德评价三个层面给予体现。农民的"美好生活",是确定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指引;农民的主体性及其发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伦理根基;农民的全面发展,则是对乡村发展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原则。只有构建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才能保证作为乡村主体的全体农民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真正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和乡村社会的不断进步。     

治术变革与治道重建:资源流变背景下乡村治理困境及出路

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与地方资源资本化使乡村社会因此成为新的"利益场",干群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农民的机会主义与基层组织的策略主义相互型塑,使得基层治理陷入博弈困境。这一困境主要源于国家通过弱化乡村治权推动乡村治理从整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的意外结果。技术治理虽在乡村社会中建立了密集的制度网络,但在对接多元、复杂乡村社会时,却遭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重结构性治理困境,造成乡村治理的有"术"无"道"。如此一来,基层组织便以引进更多的地方社会势力来维持一个脆弱的、病态的秩序平衡,并在资源流变的背景下形成分利秩序。当前,国家政权建设应当将基层治理的"治道"这一"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上日程,并以"治道"为基础通过政治社会化和人心秩序的重建,进而达成"道"与"术"的契合,形成有灵魂、有规则的乡村秩序。     

毛泽东基于“组织起来”的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的考察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乡村振兴的战略性规划文件,蕴含着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目标,是在合作化高潮基础上制定的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的全面布局,也是将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建设和计划体系之中的重要步骤。这种以"组织起来"为核心、农业生产发展为基础的战略布局包括三方面:1.传统农业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改造;2.属地合作式的农村全面治理;3.农民生活方式的改进。毛泽东乡村振兴战略的特质在于以合作社为载体实现农村的属地全面治理,《纲要》的内容体现了毛泽东全面振兴中国乡村的目标、途径和总体布局。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价值满足缺失及伦理对策

当前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农村生态环境逐渐得到改善但农民却不断逃离乡村的怪象。这使得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因主体流失而面临瓶颈。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以自豪感为核心的本体性价值满足和以成就感为核心的社会性价值满足发生了严重缺失,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主体不能为作为农民感到自豪,不能为作为农民而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道德尊严。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必须转变"农民落后"的伦理观念,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收入。当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获得较高本体性价值满足和社会性价值满足之后,就不会再逃离家园而热衷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以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为表述对象

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运作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本文选取近代中国这一历史断面,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对土地权力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嵌入性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乡村治理场域当中,作为一种经济资本的土地决定了进入到乡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土地有效维系了各类组织的运作和公共救济的开展,而当土地通过其象征意义的铺陈与乡村权力再生产联系起来时,体现的则是其象征资本特性。研究呈现和确证了一种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即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成为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基础性要件。     

要素整合视角下少数民族村落的景区化开发研究——以浙江省W市龙井畲族民族村为例

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体要求。基于这个建设目标,一些具有独特优势的乡村,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了一些特色化的实践探索。浙江省W市龙井村以畲族民族村为文化背景依托,按照上位规划的定位要求,从文化、产业、协同化发展三个角度,整合乡村各类现状资源和要素,坚持"三产融合"的产业发展原则,规划具有"景区化"功能的美丽乡村,扎实有效的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美好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研究——以铜陵市义安区为例

"美好乡村"是安徽省政府为响应"美丽中国"而提出的以建设生态宜居村庄为目标的伟大规划,重点任务在于整治农村生态环境,而农村生活垃圾由于对人类健康危害重大,是其中最需要治理的部分。此外,铜陵市是安徽省生活垃圾治理最具成效的地区。为此,选择铜陵市义安区作为调研地,在了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找出其不完善之处,尝试着提出更加合理的生活垃圾治理模式,更好地治理农村生活垃圾。     

徐勇、徐增阳著:《流动中的乡村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3年10月,9 2 81页　　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着九亿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密切关联。《流动中的乡村治理》一书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农民流动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乡村的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而现     

多中心体制下的公共预算决策及预算民主

作为公共财政活动的核心环节,公共预算决策应积极顺应多中心体制的客观要求,确立公共性、法治性和硬约束的基本目标,并在程序上依照公共选择原理进行.在中国,作为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执政党在国家权力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是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需要坚持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考察当前中国的公共预算改革,注重推进预算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尤其要发挥在公共预算决策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质性控制作用,切实转变立法机构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被动局面,为建设"预算国家"、实现国家治理转型寻求突破口.     

乡村水利的组织基础--以荆门农田水利调查为例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于粮食产区特别是水稻产区来说 ,农田水利及农业用水是最为重要的生产性公共物品 (准公共物品 ) ,对于农民收入和农业收成 ,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农田水利作为公共物品 ,因为难以克服外部性 ,而容易出现严重的供给不足。且传统的以人民公社体制为基础的大型水利设施与目前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户承包制经济模式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农田水利和农业用水作为生产性公共物品 ,是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 ,农民的合作能力 ,乡村关系状况及以此为依托的国家任务 ,构成了目前农田水利供给的主…     

社会公正的复杂性与当前中国社会公正的特殊性——国家治理的科学依据与合理路径

本文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对"社会公正"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社会公正是人类价值体系中最重要、最复杂和最具悖论性的价值追求,而当前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正具有特殊的复杂性背景——价值多元化,必须在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指引下探寻国家治理的科学依据与合理途径,以最大公约数或最大合理度建立一个相对公正平等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实现社会公正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     

现代性·正义性·主体性——乡村发展伦理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

现代性选择、正义性建构和主体性批判是乡村发展伦理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对应解决乡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乡村性"消解、城乡关系断裂和乡村发展异化三大基本问题。其中,现代性选择维度以"乡村性"觉醒为基础,致力于实现不同乡村性和多样现代性之间的互融共进,从而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乡村提供可选择的现代性实践形式;正义性建构维度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致力于推动城乡发展关系的正义转向及其共生平等发展,并以此为乡村自主发展创造条件;主体性批判维度以乡村发展异化为对象,致力于开展农民抽象主体性和虚假主体性的双重批判,并以此为乡村发展进行合理的价值选择。三个维度的研究内容紧密联结、交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乡村发展伦理研究的基本框架。     

台湾地区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融合发展研究——以台湾地区新港乡为例

妈祖信俗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本文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简要梳理了台湾地区新港乡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的发展概况,并对新港奉天宫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进行了分析,进而阐明台湾地区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促进大陆地区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融合发展。     

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概念分析及回溯表明,在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中,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理论已经形成.在这一理论中,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基础上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它以信任-合作机制的生成为基本特征,具有"服务-信任-合作"三位一体的关系图式.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基于乡村文化振兴的农村学校美术实践研究——以中江县美术学科为例

乡村文化的振兴既承载着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乡村文化资源流失,文化"空心化",已无法满足对学生的教育及广大老百姓的新期望。文章以乡村文化振兴为主题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践要求,传承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的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乡风文明,深入挖掘"三苏"等文化内涵,学习和传承中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创新美育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美术素养及文化自信,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式微与转型——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

本文从现代性的冲击与内生机制僵化两方面因素分析了传统乡村伦理文化式微的原因,从农民生活、农村稳定、农业发展三方面阐述了传统乡村伦理文化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传承意义,并提出在现代乡村治理中,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创新路径应当建立在与现代乡村结构的区域差异相适应、与现代乡村代际关系更迭变化相适应的基础之上。     

乡村振兴视域下毛泽东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思想探析——读《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思考

巩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本质要求。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收录了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鲜活案例,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战略思想:发挥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农牧群众主动性,奠定乡村社会改革治理群众基础;发展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提升乡村改革治理的组织化成效;强化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支部建设,夯实乡村改革治理人才组织基础等内容。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视域来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与实践对新时代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