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伦理方式”诠释框架的道德哲学解读

当谈及媒介与伦理的关系时,人们常局限于将伦理作为媒介实践的价值指导。媒介与伦理的关系还有另一重要旨趣,即媒介作用于伦理。以"信息方式"解读媒介,以"伦理方式"阐释伦理,"信息方式—伦理方式"的诠释框架突破媒介能够作用于伦理的传播学问题,从道德哲学高度复原出媒介影响伦理建构的道德哲学图景。信息方式通过具体的语言构型和交往行动,影响伦理方式的意义结构与时空因素,进而影响伦理方式"个体"与"伦理实体"两大概念元素的存在性状,最终在信息方式的文明生态中生成具有特殊立场、价值特征以及存在形态的伦理方式。伦理方式的变革将进一步深刻影响精神世界、生活世界的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造就整个文明世界发展的基本走向。这是伦理方式对文明的影响,更是伦理方式对其自身的文明诠释。信息方式与伦理方式的耦合,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深刻的道德哲学意义。     

重大疫情中网络舆论公信力及其伦理构建——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研究

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暴发对网络舆论的公信力带来了巨大挑战,以实证调查和伦理思辨的方式探究并反思重大疫情中网络舆论的公信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流媒体、政府发布和自媒体是此次网络舆论传播的三类核心媒介,三类媒介在信用水平上呈现出集体性的信用焦虑,其根源在于"永远有待完成"的道德本性以及传播语境变革下诸媒介道德准则践行的不足,在信任度上则表现出差异性的信任困局,其症结在于诸媒介伦理信念在场状态的不同,"信用—信任"机制的生态失衡最终加剧了网络舆论的公信力风险."理念—行动"方案路径的提出将有助于重大疫情中网络舆论公信力的伦理构建.     

互联网宗教信息传播形态、风险及其治理

与当下互联网宗教研究聚焦信息技术如何改变宗教的功能主义范式不同，本文采取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从信息哲学出发，将信息视为宗教存在与传播的主要形态和媒介载体，深入剖析展示了互联网宗教信息传播的语音、文本、图像、视频、虚拟现实等形态结构，揭示互联网宗教信息传播中介化、智能化和个体化等特征及其蕴含的信息操纵、信息失控和信息极化等风险，提出强化主流声音、增强技术供给等治理方略。     

从审美体验层次看数据新闻可视化

媒介的形态是否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直接影响着信息传播的效果。"美"的媒介形态可以大大促进信息的传播,而不理想的媒介形态因在传播过程中与受众的审美需求不匹配,导致信息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从受众的审美体验层次出发,由浅入深分析受众审美需求,可以提升数据新闻传播效果,从而实现数据新闻的审美传播。     

公众理解中医:中医药新媒体传播伦理失范之研究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传播媒介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中医药事业在当代的传承与传播也应自觉接受新媒体时代的检验。从中医药新媒体传播现状看,存在信息污染与"把关人"缺失、学界自身"失语危机"、人文文化遮蔽科学文化、传播分化造成数字鸿沟等伦理失范现象。中医药新媒体传播实践应严格遵循医学伦理原则,符合传播伦理规范,在可信性、适用性和适度性原则的指导下,遵从"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从政府、行业、专家和受众四方面多管齐下,积极重构中医药新媒体传播伦理价值与规范。     

科技前沿的伦理挑战——第十一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综述

正2018年10月20—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和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十一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在苏州召开,主题为"科技前沿的伦理挑战"。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八十多名学者与会,就大数据与信息伦理、人类增强的伦理问题,以及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一、信息、大数据与隐私权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数据化和数据的资本化使得个人隐私为他者所获取和利用提供了成熟的技术条件和强大的内生     

“互联网+”环境下汉字视觉化探究

"互联网+"、大数据、大逻辑,这些概念的提出给整个社会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模式,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同时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每个个体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传播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汉字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不同的媒介渠道中表现得更为复杂。与原来的传统媒介形式比较,更加具有技术上的要求和特点。汉字在互联网环境下的表现是通过与屏幕、画面、甚至交互综合作用的,因此探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汉字的视觉化表现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自然意志到伦理秩序——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价值

墨子的政治伦理是先秦思想界的一种独特存在。他从自然哲学入手,最后又回到自然哲学。这是先秦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天志"和"明鬼"为自然哲学基础;以泛道德主义"兼爱"和"非攻"为社会道德规范;以"尚贤"和"尚同"为政治伦理制度保障原则。墨子的政治伦理一直强调无差别、无等级的功利主义,没有实现个体道德价值的突破,也没有实现政治伦理的超越,最终走向了式微和衰落。     

信息风险与“信息人”的伦理责任

信息风险,是信息由外部扩展并渗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因人们的非科学处理方式而引发的"客观风险",通常被称之为一种"必然存在"。信息风险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消解的逻辑起点是"信息人",即是具有一定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且形成基本信息素质的抽象存在。从责任到伦理责任,是"信息人"道德层面的提升,它不仅对消解信息风险有着重要的道德价值,而且还是"信息人"消解信息风险的道德诉求。     

艾滋病防控中获取患者信息的伦理问题刍议

当前艾滋病获取患者信息中,存在公私观念上的摩擦、相关规定与环节存在疏漏、对信息弱势群体关照不足的伦理难题。问题背后包含着患者为了公共健康的伦理目的却又失去伦理关系的风险,"失德"名声带来的耻感与歧视,遵守政策规范却缺少应有的尊重与保护等矛盾。问题的解决需要在文化背景和利益关系下思量个人身心秩序与社会整体秩序间如何权衡,结合历史、理论与现实维度提出路径。"信"的建立是关键所在,包括公共卫生部门公信力的树立和相应制度措施建设,同时在信息活动中需要给"私"以合理地位,并注重艾滋病治疗相关医学信息的宣传。     

虚拟现实伦理学中的“等价原则”及其局限

拉米雷兹等人认为,要界定"真正"由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首先需要对内容与媒介进行区分,聚焦于虚拟现实技术这一媒介,然后从该媒介的特征中导出它所特有的伦理问题。他们认为,虚拟现实具备"视角保真性"和"情境实在性",将导致主体在虚拟世界中的体验与现实世界中的体验趋同,因此我们在运用该技术时应采纳"等价原则":如果让主体在现实世界中承受某种体验是错的,那么让他在虚拟世界中承受类似的体验也是错的。但事实上,由于"等价原则"建立在"错觉主义"的基础上,而"错觉主义"只适用于不存在认知渗透的体验,因此"等价原则"本身也存在相应的局限。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哲学研究初探(下)

三、方法论视角的突破与"文化哲学"研究 综观目前与"全球化"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理论"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学术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和民族(特别是美国)极力推行"文化普遍主义"和"普适伦理",而欠发达国家和民族则出于某种"自卫情绪",大力倡导"文化特殊主义"和"特定伦理"[1].     

论多媒体艺术语言

多媒体一词译自英文Multimedia,顾名思义,多媒体是多种媒介信息的载体,信息借助这些载体得以交流传播。在信息领域中,多媒体是指文本、图形、图像、声音、影像等这些"单"媒体和计算机程序融合在一起形成的信息载体。勃兴于20世纪的多媒体艺术是多媒体技术与艺术的高度融合。多媒体艺术是综合运用声音、图像、文字,以数字模式来实现作品的艺术。多媒体艺术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到现时的必然产物。多媒体艺术依附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具有无限的生命力。首先,     

不同类型医患关系下的风险损失责任承担探讨

介绍了伦理-行为规范在协调信息不对称及不确定损失结果事务中的一般原理,阐述了风险损失与医患关系的伦理-行为规范及其相应的三种类型的医患关系,从医患交往双方风险损失责任承担的视角,探讨了传统熟人社会中的"民间自愿"规范、全社会科层体系化的单位归属等级规范以及匿名交易市场条件下的"知情同意"规范。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转型经济现状,分析了当下多元伦理-行为规范下,医患矛盾的根源——医患之间相互交往中各自所持的伦理-行为规范的不一致。     

“机器伦理”思想的价值与局限性

"机器伦理"是当前道德哲学与人工智能领域交叉的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如何在智能机器中嵌入符合伦理原则的程序,使其能在面对道德困境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机器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内在机制,一方面是由于道德行为对象发生了由"人"到"非人"的转变,另一方面以机器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由直接关系变为间接关系。机器伦理思想促进了技术设计伦理由隐性向显性的变化,引导技术产品"负责任"地为人类服务。同时,机器伦理思想存在着将道德行为数字化、道德行为主体模糊化以及信任机制不明确等局限性。     

“两微一端”传播路径下地方城市形象推广策略研究——以宜春市为例

以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的"两微一端",通过其多元化互动交融方式、多层次分众传播策略以及多角度消息整合推广等突出优势开辟出新媒体高速、高效、多能的信息传播途径。在这一途径影响下,以往运用形式单一的地方城市形象推广方式也可借此突破改变,充分利用"两微一端"媒体框架构建宣传推广平台,进行海量信息推送、跨媒介整合营销、互动体验式交流传播等,释放城市形象推广"话语权",寻求适合地方城市形象推广的有效策略,促进整体品牌形象建立及竞争实力的提升。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镜像、透视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引起了一定的伦理风险问题,诸如技术伦理风险、社会伦理风险和人类生存伦理风险等。这些伦理风险的背后是主体规范缺失和角色失准、情境变化中矛盾展现、人类关于实践意义认知差异和原则淡化、伦理形态的嬗变与重构等因素。规避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风险,须坚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最高伦理规范,在全面深化基本原则遵循的基础上,推进伦理制度建设和新型人机关系建构,不断提升人类应对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的伦理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新媒体环境下CIS展现出全新面貌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了一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形式——新媒体技术。所谓的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是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CIS是运用统一的视觉识别设计来传达企业特有的经营理念的活动,从而提升和凸显企业形象。CIS是企业的主要核心,是企业的无形资产。CIS一共分为MI、BI、VI三部分。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载体,为配合新形式,企业理念、定位和设计形式都产生了变化。     

生物医学研究的环境风险初探

生物医学研究的环境风险,因研究与人体密切相关,由医疗器械设备和研究实施过程以及病毒性传播等导致的环境破坏引起。传统医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医学模式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医学研究对象主要是从人的肉体、精神到社会,缺少生态视角。规避相关的环境风险,应秉承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思路,借鉴"生物-心理-社会-生态"模式。具体操作可加入环境风险评估内容;实行环境影响的空间排序机制及时间积累的环境风险评估机制;增强应急环境风险管控;对一定范围内的环境进行赋价。     

医疗人工智能科技异化及其伦理风险探析

医疗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现代医疗形式。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大大推动了人类医学的发展进程及诊疗模式。与此同时,医疗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并由此带来了人和社会的异化,诸如对人与类人机器的角色定位不清,人对技术的依赖性过度增强,医疗全生命周期中的责任伦理缺失,技术价值失衡等社会问题。以这些异化带来的伦理风险为进度,探析在医疗人工智能使用中的隐私安全与数据使用的边界问题,人在医疗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问题,"医生-人工智能-患者"的共同决策体系构建问题,构建医疗人工智能科技向善理念及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