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汽车的伦理困境 ——危急时刻到底该救谁

实验伦理学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赞同通过程序设定使自动驾驶汽车对人的总体伤害程度降到最低,即使牺牲车上乘客的生命。在危急时刻,自动驾驶车辆将以更大的社会利益作为抉择标准。然而,人们可能并不愿意乘坐或购买预置功利主义算法的自动驾驶汽车,这最终将导致功利主义设定的汽车在实际推广和应用上面临困难。这一困境背后隐藏的亟待解答的问题是,究竟该由谁来决定智能机器的道德决策?通过对制造者、使用者、集体和其他智能机器的分析考察,一种可行的方案是数据驱动的混合进路,它支持我们将道德问题划归为智能问题来解决。     

自动驾驶汽车的罗尔斯式算法——“最大化最小值”原则能否作为“电车难题”的道德决策原则

自动驾驶汽车必须拥有应对"电车难题"的道德决策程序。为此,人们援引伦理理论构想了不同的算法,如功利主义的、康德式的。雷本深受罗尔斯道德理论的启发,借用厚实的"无知之幕"和"最大化最小值"原则,设计了一套可操作的罗尔斯式算法,并给予相当程度的辩护。但罗尔斯式算法因其误解了罗尔斯的意图而错误地适用了"最大化最小值"原则,导致其产生了无法解决的困境。     

全球生态伦理建构的两难

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深切地认识到,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一种全球性的生态道德价值观,以便人类采取一致的行动。全球生态伦理是一种进步的全球规范伦理。然而,在现实中,全球生态伦理又往往陷入"公用地悲剧"、"逐鹿困境"、责任困境中。超越全球生态伦理建构的两难,需要在理性主义的指引下在道德与现实之间达成妥协。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是相对主义吗?

道德相对主义可以分为描述的相对主义、规范的相对主义和元伦理的相对主义。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中包含了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群的道德相对性或多样性的描述,因此是一种描述的相对主义。它否认个人或者社群的意志能够决定什么是道德上的"正确"或者"错误",并且事实上也对资本主义展开过道德批判,就此而言,这不是一种规范的相对主义。它虽然否认在不同道德主体之间存在普遍有效的、超历史的道德标准来解决道德分歧的问题,但是又认为道德分歧可以通过物质手段得以解决,同时它还承认一种"道德进步"的观念,因此在其究竟是否是元伦理的相对主义的问题上,答案应该也是否定的。     

个人权利与共同善:公共卫生政策中的伦理冲突及其解决

个人权利与共同善在公共卫生中的冲突有四个方面:预防免疫、强制隔离、知情同意和信息公开。个人权利优先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所谓的共同善之名来干预个人权利;而共同善的优先论认为,以共同善之名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或干预能够得到伦理辩护。但是"优先论"不是解决伦理冲突的有效方式,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情景主义的思路,运用反思的平衡法进行伦理辩护,提供公共卫生措施的可辩护性条件。公共卫生以共同善为基本价值导向,但同时必须谨慎对待个人权利,防止公权力的无限扩大而有损个人利益。     

性伦理三问

性伦理的研究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其一,性是否有关善恶?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性行为能否成为道德价值的客体。显然,我们认为人的性行为是有意识、有目的且具有社会利害关系的行为,理应受到道德的评判。其二,对性行为是否有特殊的道德要求,即性道德是否必要?我们认为性行为不只是要受到一般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还要受到以"爱"和"忠贞"为基本内容的性道德的要求,这是基于人格完善和社会和谐的道德需要而提出的道德要求。其三,性道德需要法律强制吗?我们认为,当性行为损害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法律当然可以强制实施性道德,但由于法律强制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太大,所以动用法律强制需要特别谨慎。     

德性伦理果真遭遇公共化困境吗?——现代社会语境下德性伦理公共化问题的思索与应答

面对日渐公共化的现代社会,占据现代道德理论主流的规范伦理学是否为德性伦理预留空间?德性伦理在现代社会必然将遭遇公共化困境?文章从"德性伦理公共化困境"说法入手,通过梳理、分析当代伦理学界出现的几种化解德性伦理公共化困境之方案,并依据德性与人的生存之间关系论证德性伦理的现代价值。由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德性伦理是否遭遇公共化困境,而是揭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德性伦理类型、寻求现代人生存实践活动所需要的多样化德目清单。     

伦理咨商的方法论探析

伦理咨商是为了化解人们的伦理困惑而进行的一种思想关怀活动。伦理咨商活动可以按照"情境呈现—方案构想—智慧抉择—自我调适"等步骤开展,并遵循不伤害、道德导向、沟通协商和情理交融等咨商原则。伦理咨商的目的是要引导人们理性认识并智慧处理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难题,在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上,消解伦理困惑,走出道德困境,开启新的道德生活。     

“傻子”困境与“服从”难题 —— 博弈困境中的合作与服从问题的伦理学探究

博弈困境为探究社会合作秩序和道德(正义)准则从一种缺乏伦理引导的状态中缘起,提供了一种富有启示性的类比。而与博弈论通过重复博弈的实验来解释合作演化的机制所不同的是,伦理学家们在分享"博弈玩具"兴趣的同时,通过对博弈境遇中人类互动合作的条件以及道德(正义)原则的获得和服从问题的诠释,力图为这一困境提供某种"道德解"。     

现代社会的"道德迷宫"及其伦理出路

伦理作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存在,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并帮助人们应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现代社会转型导致了人类道德活动空间的变化,传统道德哲学提供的理论及其原则已无法解释和应对现代社会复杂的道德状况,伦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成员生活在无所适从的"道德迷宫"之中。在伦理危机四起、"道德迷宫"叠出的现实社会,根据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实现相应的伦理建设成为我们当前亟须解决的迫切任务。组织伦理是帮助社会摆脱现代性伦理危机,走出"道德迷宫"的关键。     

全球气候问题领域的普遍伦理与道德金律

气候问题的伦理困境越来越突出,这一伦理困境呼唤普遍伦理的重建。道德金律在普遍伦理的重建中被寄予了厚望。在全球气候问题领域内道德金律面临着从理解转向接受,从接受导向行动以及从"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迈向"国所不欲,勿施于国"的困境。但是道德金律体现出的德性练习与正义原则有助于破解这一困境,并逐步促使人们采取新的行动。     

霍耐特多元正义构想的道德基础与方法论前提

对霍耐特而言,型构一种正义理论需要解决正义的道德基础以及方法论问题。他主要通过三项理论探索完成了这一工作:首先,对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进行揭示,阐释了蔑视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情感反应如何导致反抗的行动,进而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其次,正面阐发了后现代社会的伦理要求,即通过法权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与价值共同体必备的道德关怀来满足"美好生活"的伦理目标,由此充分阐明了"承认"所应具有的道德意涵和维度,这构成了其多元正义构想的道德基础;最后,对资本主义社会"悖论"病态与"物化"现象这些非正义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它们都是已经出现的承认需要与实际的承认效果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个体自我实现的困境。对社会非正义进行病理诊断,进而提出合理的治疗方案,这构成了霍耐特分析正义问题的方法论。     

斯洛特移情关怀伦理学的价值内涵及其局限

斯洛特试图超越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立足性别差异的道德视界,从英国情感主义道德传统和近年来道德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一种基于人类普遍"移情"的关怀伦理,由此探索一种可兼具解释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的总体伦理学方法。他确立起"移情"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普遍价值,试图证明无论行为者的道德义务或公共道德事务均应以"移情"为基础。基于此,斯洛特将移情关怀伦理视为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适合道德领域的新道德情感主义。尽管这种移情关怀伦理的确在道德领域具有普遍性,但本文认为,这种普遍性并不表示它可以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亦难以兼及所有行为规范,更不足以取代理性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     

自由伦理的重构——论黑格尔对合法性与道德性之分离的克服

现代世界的基本特质是合法性与道德性的分离,但这种分离也导致了所谓的“博肯福德困境”:现代国家失去了内在的结合力,从而沦为一个外在的强制机制。在黑格尔看来,康德-费希特的政治哲学以一种标准的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所谓的“魔鬼民族”构想。在他们看来,国家只需要以强制的心理学机制就可自行运转,但是这样的国家模式最终会导致一种权力的无度。青年黑格尔追随古典的共和主义理想,期望回归一种古典的崇高共同体,但是这种理想无法把握现代社会的现实,最终只能沦为一种无差别的狂热主义。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在个体的认识和行动之中有其信念之根,作为主观的实体性,现代公民的意向与伦理的客观制度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的自由现实。     

主体道德观与社会道德观——俄罗斯伦理学两种道德概念之争

俄罗斯伦理学界近年来在对道德的理解上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道德的根本在于道德主体的个人行为,因此认为应当从"行为哲学"出发重新确立伦理学的哲学基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道德主要是人与他人的关系,因此认为对道德问题的研究不仅应当注重个人责任,还应当看到他者、他人、行为的社会条件等因素。因为现代社会中的道德不是通过动机表现出来的,而是从事件、活动、政治方面表现出来的。     

波特模式的实践启示与反思——行为伦理决定模式中道德推理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波特模式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道德困境中行为伦理决定的道德正当性的分析模式,波特模式的分析包括境遇定义、价值、原则、忠诚四个板块,其分析拟确保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都奠基于理性的伦理分析.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把波特模式的运用看作是一种社会伦理方面的练习,它试图让人们在伦理分析的练习中养成一种价值自觉,以引导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在合理的伦理原则的指导下实施自己的行动方案.波特模式主要应用于传媒伦理领域,在公共关系领域及相关的职业分析中也多有应用.     

伦理认同的现代形态及其发展路向

当前,道德冷漠、道德怨恨等社会现象的频繁讨论,使得"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认同问题成为现代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在现代道德哲学家的探究中,认同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于一种现代社会新自我观的形成与盛行。而诸道德哲学家为之提出的解决方案虽异彩纷呈,但归纳起来主要源自两大思想传统即康德与黑格尔。在泰勒、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代表性的现代认同理论形态的辩驳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如何对待形而上学这一问题的态度上的分歧,生发出伦理型认同与道德型认同方式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其实质展现出现代性道德难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当前社会所需要的,到底是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尽管辩驳仍在行进,但对于处在现实伦理生活场域中的道德自我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过一种属人的精神生活,那么,对伦理认同问题的未来思考就必须舍弃非此即彼的对立式思维模式,开创一种有关"我们"的全新和解式思维模式,以此来迎接伦理道德发展的新世界。     

“公共的”与“存在于公共空间的”——大数据的伦理进路

大数据的伦理治理,显然需要回应隐私权利的保护与实现问题,但它远不止于此。从大数据的生产属性和技术特性出发,大数据时代需要适应性的伦理治理体系,这覆盖大数据的生产、处理与应用等各个阶段。在数据生产阶段,隐私权利的内涵确证与边界界定,要求处理好"公共的"与"存在于公共空间的"之张力关系,它是大数据伦理治理的第一步。在数据处理与应用阶段,算法伦理和应用伦理构成大数据伦理治理的主要议题。大数据的伦理实现,需要明确"从数据生产阶段的共有属性,到数据处理阶段的共治结构,再到数据应用阶段的共享结果"这一完整伦理链条。其中,共有伦理观通过前置性权限设定(技术手段)来实现,共治和共享伦理观依托嵌入性权责设定(制度规范和伦理约束)来完成。在此基础上,大数据时代适应性的伦理治理体系才能被确立。     

道德的博弈:一种伦理学的诠释

当人们借用博弈模型来分析人类活动时,所隐喻的是博弈境遇中凸现出来的人类行为及其合作秩序出现的伦理问题.从霍布斯的"傻子"到休谟的"农夫困境",无不体现伦理语境中对博弈问题的关注,而以协定道德来诠释合作秩序的实现,却又存在着理论上的症结.面对诚实不足和伪装难题,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诚实不只是作为一种合作性实践的最优策略,更是一种人们意愿践行正义的美德.     

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

国际保护责任,以其深刻的伦理意蕴为国际政治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国际保护责任在实践上陷入价值选择的两难情景:为实现一种善而采取的道德行为,必然损害另一种善。这种道德行为的悖论构成了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它在本质上是道德意识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系因国际社会"康德型伦理文化"和"黑格尔型伦理文化"之间的冲突而生成。两种国际伦理文化都植根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国际体系。要消解这一伦理困境,存在两种可能路径:一是渐进路径,即国际伦理文化的涵化;二是激进路径,现有世界秩序的重构。就短时期而言,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