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义的形态和功能

<正>义是在人类的现实处境下,处理现实利益关系的政治智慧,其实质是人类运用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能力,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目标,在现实的利益协调和分配关系中所把握的一个"度"。由此可见,"正义"形式的背后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的利益关系,抽象的正义理念需要通过把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形态来予以揭示。我们把正义的现实形态区分为普遍正义、具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普遍正义是社会合作的伦理基础,具体正义通过"求同存异"维护公共利益,保护个体利益,程序正义则是追求社会治理工程中的价值。     

“关怀”与“正义”优先性的道德反思

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伦理形态在传统上一直由正义理论所主导。弗吉尼亚·海尔德作为当代西方关怀伦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怀伦理从人类伦理生活的实践维度,对正义理论支配人类道德生活的正当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一是揭露正义理论对人所作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虚假性,二是反对正义理论所依赖的普遍道德规则的绝对优先权。关怀伦理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主张人是相关且相互依赖的,处于关系之中并依赖关怀关系。当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与基于普遍道德规则的道德选择相冲突时,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具有优先性,在关怀关系中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应被优先考虑。由此,海尔德重新界定了关怀与正义的关系:关怀是比正义更根本的道德价值,关怀关系提供更广的道德框架,正义包含于其中并仅在有限领域具有优先性。为了更清楚地界定两者的关系,海尔德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社会各领域之间关系的模糊性,这也是正义理论仍待解决的难题。     

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考察

厘清马克思正义思想"普洛透斯似的脸",市民社会是一个关键的范畴。马克思认识市民社会的思想逻辑链条是:"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促使马克思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继而转向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从中发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规律,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随着对市民社会的深入思考,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不断从先验正义转向现实正义,从理性正义转向实践正义,从正义批判转向正义建构,从"什么是正义"转向"怎样才能正义",从市民社会的交换正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实质正义。在市民社会的考察进程中,马克思正义观从革命的人本主义经过对正义理解的深化,最终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正义的客观分析、科学说明和实践推动,形成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正义思想。     

开放的正义域、否定性标准与个人自由——哈耶克的正义观析论

哈耶克主张规则正义,反对结果正义,反对假“社会正义”之名行“分配正义”之实,进而导向平均分配的泥沼。正义的作用仅在于它为个人行动提供了否定性价值标准。正义只能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而不能指示人们必须做什么,特别是它不能成为人类认识未知领域的行动准则,这就在逻辑上为个人自由行动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正义域。他反对把正义作为行为的价值观念,因为对个体行为的正义性施以道德判断会束缚人的自由。     

依赖性、社会契约论与能力进路——以残障的正义问题为讨论域

依赖性是一种人类生存状况,在人的生命历程中不可逃避,因此,应该考虑把依赖性作为正义的起点。社会契约理论的两个显著特征,即契约主体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和所有公民以互惠互利为目标,是阻碍其解决残障问题的主要原因。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契约论,由于对"大致平等""互惠互利"和"基本益品"理念的社会契约式信奉,也无助于解决这一正义理论的当代难题。针对这一问题,纳斯鲍姆提出了能力进路,并基于核心人类能力、人类尊严和关怀,为解决残疾人问题提供了一种富有洞见的正义路径。     

论政治社会的共享目的——以罗尔斯为视角

罗尔斯一方面恪守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另一方面又拒斥霍布斯式的"私人社会",认为良序社会的正义原则及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内在善,是公民应为之奋斗的共享的终极目的,两者形成了紧张关系。为了解释其张力,罗尔斯援引奥克肖特关于事业联合体和公民联合体的区分指出,有着共享目的的政治社会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而只是实践联合体(公民联合体),它相容于中立原则。但事实上,对于罗尔斯而言,中立原则和共享目的的和解依赖于更深层次的共享——对自由及其相关价值的共享。正是奠基于这两个层次的共享目的,政治认同得以确立,"稳定性论证"才得以完成。     

地利共享的正义逻辑与制度安排

分配正义是一个社会历史性概念,而土地红利分配则是当代中国现实的分配正义课题。从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观出发,我国土地制度基础之上的土地增值分配只能遵循地利共享的原则。作为基础性生存资源,土地及其增值关乎人的自由与发展权益,有着财产权之外的逻辑,能否实现土地红利正义分配,关涉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制度正义乃至发展正义等深层次问题。地利共享仰赖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坚持土地公有,构建权责统一、程序正义的分配过程与制度体系,完善"颗粒归仓"的土地财政与支出体系,形成土地红利反哺的"补偿正义"制度,对于实现地利共享的正义价值具有重要的制度保障意义。     

道德价值与真理

一般认为,价值概念的基础是人的需要和利益,而真理概念的基础是人的认识能力;前者与人的情感密切相关,而后者则拒斥情感、诉诸于理性;前者主要与人的主观世界相关联,而后者则主要涉及客观世界;前者是非认知的,不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而后者则是认知的,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由此产生了所谓“有无价值真理”、“价值真理是否是客观的”、“价值与真理的关系”、“价值能否被认知”、“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一、价值与认识一个人远远不止是一个认识论上的主体,他同时还是一个实践主体或价值主体,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体…     

什么是真正的社会正义——从诺奇克与罗尔斯之争谈起

<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是维系社会秩序、塑造社会风尚的伦理智慧。新自由主义者诺奇克与罗尔斯的正义观在自由问题上无实质分歧,二人争论焦点在于如何看待平等,具体表现在正义基石—权利VS公正、政府角色—最低限度的国家VS多功能国家,以及分配正义—资格理论VS背景制度三方面。分析这些争论对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群体价值取向和大同理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等思想渊源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可借鉴"最大最小值"规则,从尊重公民基本权利,平等优先于善;合理把握市场机制与国家调控之张力,发挥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健全社会扶贫体系,增进百姓福祉等路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期做好扶贫工作,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孟子思想的"共享"指向及其当代启示

孟子思想中有鲜明的"共享"指向:在"与民同乐"的主张中,孟子将"快乐"视为君民共享的重点,反对君王独享快乐,倡导恩赐的共享和无主体差异的共享;在富民政策中,孟子试图通过赋权、救济、减免税赋三种方式实现君民财富的共享;在教育主张中,孟子认为伦理教育和成圣的机会不应当被某个社会阶层所独占,而应当被所有人共享。孟子的共享观念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启示在于:为论证共享的道德正当性提供了基于恻隐的理由;在共享主体上,笼统地谈论"人民共享",容易让社会弱势群体沦为共享的边缘群体,共享不仅是民与民共享,更是国与民共享;在共享客体上,对一切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应当以有助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普遍实现为价值指向和最终目标。     

诚信道德正当性的理论辩护——从德性论、义务论、功利论的诚信伦理思想谈起

人的理性、意识、思想等特征,使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行动的价值理由,人的生活和行为需要某种价值的支撑和文化的归属。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中的价值特性,决定了其对行为规则正当性的诉求。毋庸置疑,社会倡导人们遵守和信奉诚信道德以及诚信要获得社会成员忠诚地遵守,首先需要解决诚信道德的正当性问题,以增强社会成员对诚实信用这一道德价值原则的诚服和践行的动力。本文拟从德性论、义务论、功利论的伦理思想的三个维度为诚信道德的正当性作出理论的辩护。     

论分配正义的“场域”——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有限辩护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中,新近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分配正义的"场域"问题,即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是什么。罗尔斯指出,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罗尔斯的这一论断遭到柯亨和墨菲等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不仅包括社会基本制度,还应包括非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如家庭和市场)、个人行为意向和行为选择、社会风尚等。针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批评与辩护关系,彰显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同以柯亨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厘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当代的分配正义理论至关重要。     

平等的道德基础论证

在常识的意义上,人们能够就什么是平等形成相似甚或相同的认识,但人们并不去追问形成"共识"的那个自明的基础。而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而言,这个基础却是必须优先加以确证和证明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以追问和追寻平等为目的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之合理性的程度和广度,同时也决定着政策与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诸种关于平等之正当性基础的证明中,道德的证明方式或许是最坚实的,也是最普遍的。虽然这个基础先天地存在于人们的理念中,但作为一种可以实践和实现的法则,则是需要证明的。     

功利主义的问题:真正的和所谓的

功利主义哲学在当代哲学和实践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规则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哲学中最古老也最有吸引力的形式.规则功利主义认为正确的行为是被道德准则所允许的,这种道德准则对行为者所处的社会来说是最优的.虽然这种规则功利主义可能会在确定如何接受一种道德规范、功利本身的内涵是什么、以及它的道德规范可以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什么样的指导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难题,但是,这并不能驳倒规则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可以基于其自身的理论资源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合理的道德规范,并且可以为经济平等和惩罚正义等社会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持.     

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卢梭与罗尔斯契约正义观之比较

卢梭的契约正义观与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在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正义观的价值内核、论证方式及其实现途径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卢梭的契约正义观到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的嬗变代表了西方正义论从实体正义向程序正义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的趋向及其内在精神实质,对于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大有裨益的。     

共享经济背景下顾客公民行为和不当行为：基于社会困境理论的视角

共享经济(个体供方对个体顾客的共享模式如小猪短租平台)中顾客公民行为的促进和不当行为的治理, 成为保证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然而, 现有顾客行为相关研究更多是在传统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探讨, 而涉及到共享经济背景下的研究难以体现共享经济的特色, 导致其未能很好地解决实践困境。上述顾客行为是在个人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的抉择, 即社会困境。社会困境理论可以帮助企业全面认识顾客公民行为和不当行为并有效解决困境问题。本研究拟基于社会困境理论, 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深入剖析共享经济中顾客公民行为和不当行为的概念、维度及其测量; (2) 揭示平台、供方和政府通过规则制定或社会影响策略来有效优化顾客行为的路径; (3) 阐明顾客公民和不当行为的差异性影响机制, 以及顾客社会价值导向和供方监督对顾客行为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拓展现有顾客公民和不当行为的研究, 为平台、供方和政府管理提供重要参考。     

高校管理育人应体现人文精神

面对当代教育实践中科学教育主宰和人文精神流失所带来的种种教育悲剧和危机状况,"人文精神"一词在近来的素质教育研究中频繁见诸报端.有的学者在教育实践中给予了深切的关注,更多的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拯救或建构的积极倾向与行为.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阐述得十分深刻:"人文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告诉人们,人类的文明是怎样产生的;人类社会是怎样组成和发展的;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人对别人,人对自己应该有什么态度;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     

正义能否从“幸福”出发

正义理论通常被认为不应该涉及"至善"领域,"正义问题"与"幸福问题"应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伦理学家很少用"幸福"论证正义制度和说明个体的正义行为,而多是从"利益"和"尊严"出发论证正义理论的合理性。但在理论结构上,从"利益"出发的"财产中心正义观"存在着不可自洽的缺陷,从"尊严"出发的"主体中心正义观"通过扩充前者的信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弥补,但"尊严"概念本身对社会合作和正义动机的解释力都稍显不足。赵汀阳教授用"可能生活"重新诠释了"幸福"概念,认为"幸福"的实现在于"可能生活"的多寡,借用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充"主体中心正义观"的信息基础,一方面可以使得正义理论的结构更为自洽,另一方面也在社会"正义"和人们"幸福"之间搭建了可能性桥梁。     

医疗界与法律界的关系问题——中国医疗秩序重构中的重要课题

医疗秩序是指各医疗要素的合理配置、医疗关系中各主体的有规则的有序互动所形成的整齐规则状态。当今中国医疗失序的本质是医疗正义的缺失。医疗秩序重构和恢复的实质在于医疗正义的彰显。在彰显医疗正义的过程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如何处理作为医疗实践者的医疗界与作为正义实践者的法律界之间的关系。     

论伦理秩序

实存的伦理关系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历史性统一,伦理关系本质上是现实合理性秩序中的关系,是有主体精神渗透其中并通过道德、法律、习俗等规则体系维系的关系,它的首要问题是秩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研究伦理秩序应把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伦理秩序的顺畅和谐在于道德的有效调节,也在于法律的有效控制。伦理秩序在社会变革中经过必然与自由的辩证运动,使矛盾化解,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和谐社会应当是以公正支撑的合理的伦理秩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