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与德性中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当代伦理学自然主义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在其古典伦理学中讨论了作为制作活动的技艺与作为实践活动的德性以及二者所依赖的实践智慧的联系与区别。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这一类比研究延续到当代自然主义伦理学及其反思中。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技艺与德性及其实践智慧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关系,源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辩护者则主张技艺行为与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在诸多方面存在区别。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技艺行为和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应当有效地整合,即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可能使人们对整体生活目标的反思更为正确,同时,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也同时应当遵从基于"好的人类生活"的更高规范标准。     

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

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的关系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理智主义立场只是一般地坚持并主张了理智德性在道德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和积极作用,但是,却很少讨论到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之间的具体关系,尤其是理智德性中五个主要的环节在道德选择过程中各自所承担的不同的功能和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深入而具体的论证。从这一理论需要出发,通过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文本的深入分析和诠释,可以论证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各环节之间的体系性的关联,尤其是明智在沟通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一般和具体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荣誉与自我认识:亚里士多德论豪迈

在亚里士多德讨论的所有伦理德性中,"豪迈"(megalopsychia)是引发争论最多的一个。本文从《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豪迈作为定义统一性问题的例子入手,讨论亚里士多德在两部主要伦理学著作中界定豪迈的尝试。在《欧德谟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以荣誉为核心的豪迈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引发了荣誉的地位问题、豪迈的独立性问题、豪迈的依赖性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关于小荣誉及其自我认识的问题。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转变了论述的重点,提出了以自我认识为核心的豪迈定义,以此来统一豪迈者对荣誉的态度,同时提出了一种涉及较小荣誉的无名德性,这样就成功地解决了《欧德谟伦理学》中遗留下来的困难。这一讨论有助于我们厘清两部伦理学著作的关系,以及围绕豪迈的诸多争论。     

德性是否可教?——兼解柏拉图的《美诺篇》

在《美诺篇》中,柏拉图试图放弃他承自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信念,以彻底与智者决裂.但囿于定义论思维方式的固有局限,混淆了道德德性和技艺德性.只有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厘清技艺德性、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才能辨明柏拉图在《美诺篇》中陷入的困局,并合理解答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结构问题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结构问题由来已久,争议主要围绕各卷的排序问题、写作时间问题和观点的统一性等方面展开。耶格尔提出的发展论假说认为,论述最佳政体的第七、八卷与第四到第六卷分属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早期和后期,分别是理念论和经验性方法的代表,因此处于前后矛盾和替代的关系。本文从六个方面讨论了发展论论证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没能认识到《政治学》的实践品格,一个以属人的善、幸福、德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必然走向对最佳政体的追寻。《政治学》全书的确体现了一贯的意图和有组织的结构,并通过第七、八卷关于最佳政体的讨论得以最终完成。     

公正何以为"一切德性的总括"——亚里士多德公正观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既是道德德性的一个类型,分有道德德性产生及其演变过程的显性特征,也是一切德性的总括;其中,总体的公正通过对法的遵守在规范的来源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具体的公正通过对外在善的适度标准的把握从判断标准和目标追求两个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亚里士多德对公正与道德德性、公正与适度以及作为守法的公正与作为平等的公正等关系问题的讨论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贯穿其中的是基于幸福生活为目的的德性统一性原则,厘清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的内在理路是呈现该原则的基本途径.     

自然本性与理性选择——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及其问题

现当代关于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了重要的资源,亚里士多德本人的伦理学概念系统则在现当代的讨论中得到了继承与重构。但其中很多细节问题却无法在讨论时被完全兼顾。对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中本性与理性这两个重要要素做出考察,可以一方面展示它们在思想史上的传承和推进,另一方面探讨其中蕴含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德性复兴与道德教育——兼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对德性伦理复兴的启示要求

德性伦理学复兴的要旨在于对规则伦理学的拒斥,通过对后者的行为评价体系进行一种德性论的"还原",以给行为评价提供一种前道德的评价依据;当代代表性的德性伦理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对亚里士多德的带有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德性论具有排斥倾向;建立一种基于人性、德性和自然三者走向同一以及人生的意义与自然的意义走向同一之上的德性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德性论对德性复兴运动深刻的启示要求,可能为伦理学研究的不利现状指出一个崭新的前进方向;德性伦理的复兴对我们的道德教育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机,为道德教育提供了真实的理论依据和正确方向。     

谁之正义?何种自然?——《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七章的自然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著名的自然正义。本文试图探讨这里所谈的自然正义究竟是谁之正义、到底是何种自然。本文认为,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更进一步,自然正义作为公民的正义的一种,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再经过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述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自然正义之所以自然,因为它是人生而具有的、并且是由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完善而来的。     

不可公度性、真理和儒家及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关于德性的对话

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儒家思想提出了在很大程度上对立不容的德性理论。发现一种可能建基于某种人性解释基础之上的中立标准，以此在两种竞争的主张间作出裁断的企图将无法克服这样一种困难：即亚氏主义和儒学各有一种与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人性概念，也不存在任何充分而适当的中立概念。这两种道德理论是不可公度的。本文的主要问题是：不可公度的理论如何能够进入理性的讨论？如果这种讨论可能，须预设何种真理理解？以及对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来说，更具普遍意义的意涵又是什么？     

从感觉、经验到技艺、科学与智慧——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知识论的阐释

围绕亚里士多德技艺的美德的性质问题,学界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技艺自身就是美德。第二种观点认为技艺的美德是明智。海德格尔持有第三种观点,他认为技艺的美德是智慧,而技艺又来自感觉经验的上升,如此亚里士多德才能建构从感觉、经验到技艺、科学与智慧的知识阶梯。笔者认同第三种阐释并试图循此初步展示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图景。首先,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技艺,是把握了原因或本原。其次,从技艺到科学,追溯技艺的本原必然会走向科学。再次,科学是从一个本原开始进行证明,而科学的本原是由理智把握的,科学与理智的结合就是智慧。最后,这条科学之路造成了一些现代后果。     

亚里士多德论血气的德性

血气是古希腊文化的核心观念,荷马史诗和柏拉图的《理想国》都对血气进行了详尽的呈现:就本质而言,血气是一种在高度竞争性的政治生活中树立自尊、寻求共同体的认可、追求个人卓越和与之相配的荣誉、争取和分配外在善的欲望。本文试图论证,虽然亚里士多德并未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系统论述血气这个概念,但是从他关于血气的多处零散讨论来看,亚氏不仅有一套完整的血气观念,而且在其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大度和正义这两个德性,就是属于血气这种人类情感的伦理德性:大度和正义都是实践理性对血气进行规范和完善的结果,而这两个德性之间的张力也根源于血气的复杂性。     

亚里士多德的技艺概念:图景与问题

一技艺、技术、艺术与同时代的许多其他希腊哲学家一样,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同技术有关的概念是技艺(t′εχνη),这个概念包含着技术与艺术,两者在其中未加分别。他的这种理解方式来自柏拉图。柏拉图把工匠的制作活动和诗文、绘画的创作活动都作为运用技艺的活动来谈论。对柏拉图来说,理解技艺的重要之点在于,它是一种善,一种能力,但不是自然给予人的装备,而是人通过经验的学习获得的能力;因此也不是人人均享的,而是只为一部分人具有的;同时,运用这种能力的活动同理论的活动和实践的活动都不同。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特别加深了对运…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四因说”:从方法到存在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哲学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是:从对于我们说来较为易知和明白的东西进到就自然说来较为明白和易知的东西。技艺与自然的类比就是这种方法论的一种体现。所以,亚里士多德通过技艺与自然的类比来解说"四因"。但是亚里士多德仍然严格地从"存在论"上区分了"自然事物"和"人工制品",没有因为这个类比而以己度物,他的哲学也不是人类学。     

形而上学的原初“制作”——西方哲学诞生的技术现象学考察

探讨形而上学的原初制作,意味着要从技艺的角度去追问原初形而上学的构造。本文拟从语言技艺的技术现象学视域,来尝试探索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之原初形而上学制作的隐秘。一、原初形而上学与语言技艺一般认为,形而上学的形成以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为其开端,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初步完成。(张志伟等,第16页)这个观点并非没有争议。譬如,     

论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学中“好人”的景象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人应选取最好的生活(或幸福),至于如何实现最好的生活,亚氏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着重从德性阐释和理想政体的建构两个不同的方面给出解答。这两个不同方面的解答其实包含了同一种"好人"的两种景象。在伦理学中,"好人"是以理想的道德人身份出场的,但在政治学中,"好人"是以理想城邦的统治者(或立法者)身份出场的。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好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推知好人需要满足"知""情""意"和"品质"四个条件,或者以"明智"德性作为充分必要条件。伦理学中"好人"的景象,为在政治学中"好人"作为理想政体的立法者或政治家的出场做了铺垫。     

亚里士多德论幸福：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之后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以下简称《伦理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幸福观:涵盖论(inclusive notion)认为幸福是各种德性与外部善的复合体,理智论(intellectualist notion)将幸福完全等同于思辨。已有大量的笔墨用于辩论亚里士多德究竟同意哪种观念以及这两种观念是否和怎样能够调和起来。相关的一个争论是《伦理学》是否以及如何是一个统一的、延续的作品。因为许多注释家支持这种观点: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第1     

亚里士多德论民主

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论述正在重新成为当代政治哲学重要的思想资源。民主制被亚里士多德归类为由多数人统治的变态政体,其所依据的正义原则偏离了城邦追求德性的正当目的,其所秉持的自由观念蕴含着挣脱任何政体和法律约束的意图。但与此同时,基于多数人德性相加的论证和城邦安全的要求,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支持公民集体对于城邦政治事务的有限参与,另一方面又坚持有德性与实践智慧的政治家的必要性,从而为一种兼有民主和德性要素的混合政体提供了辩护。亚里士多德正视了城邦发展进程越来越趋于极端民主制的可能性,并呼唤立法家们承担起不断改良现有政体的职责。     

马克思道德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把马克思道德理论解读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总体上看,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道德立场在何种意义上追问"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德性论的核心问题;二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道德概念是否奠基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功能论证"以实现人性向道德的过渡;三是历史唯物主义以何种不同于亚氏德性论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有效辨析亚氏德性论与马克思道德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视阈中道德理论的实质内容,即以制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方式消除私有财产,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区别于亚氏德性论式的独特的道德理论。     

德性与平等——论亚里士多德最佳政体的性质

最佳政体概念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划分为六种:王制、贵族制和公民制为正当政体,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为变态政体。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也有人把最佳政体分别解释为这六种政体中的某一种。然而,只有在最佳政体中公民们才有可能实现德性基础上的平等,共同追求有德性的生活。最佳政体与六种政体的差异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独特品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