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视阈下公益慈善的伦理诉求

伦理诉求是对道德动机和行为价值目标的综合判断,是理解公益慈善活动的内涵及意义的关键所在.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实践内容,公益慈善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呈现出不同的范式,其伦理诉求是其文化内在伦理精神的体现.相较于西方旨在“公共领域之善”的社会改造诉求,传统中国公益慈善的价值目标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伦理秩序,构筑“伦理共同体”.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仁生：儒家“生生之学”的伦理情怀

“生生”彰显了儒家之伦理情怀,这种伦理情怀集中体现于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仁”中,我们不妨将此种“伦理情怀”称为“仁生”.“仁生”可追溯到远古神话之传说以及《尚书》对“生生”的认知,而《周易》奠定了“仁生”伦理情怀之基调.此“仁生”伦理情怀体现在儒家看待生命本原、生命境界、生命历程的一系列观点之中,展现出根本性、共生性、积极性等特质,其对当今社会人之生命观、生态观和生活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精神分析伦理学中的善与恶北大核心

拉康的精神分析伦理学将传统伦理学中的“善”视为一种“伪科学”,视为律法和权力关系的伪装，这种“善”恰如商品一样是被制造和再生产出来的。对“善”的追逐将产生出“康德即萨德”的倒错形式，并使主体自身的欲望受阻。拉康试图通过萨德的原乐伦理学来把康德伦理学中缺失的欲望维度寻找回来。这一欲望产生于律法的内在分裂之处，并以“恶”的形式展现出来。由此，“恶”揭示了伦理实体的内在匮乏，它使被律法质询的主体形成了重复性的驱力，并以本体论上的否定性姿态为伦理实体的匮乏进行揽责。在精神分析伦理学中，“善”与“恶”处于视差辩证法中，善恶的差异是一个本体论上的差异，善恶的调停呼唤一个采取伦理行动的主体。精神分析伦理学最终赋予主体深刻的伦理责任，它鲜明地展现了驱力的否定性功能及其历史维度，并通过驱力因素在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了内在连接，为社会斗争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驱力维度。     

《论语》中的“孝”:亲情本位的伦理精神

《论语》中,作为古代儒家伦理情感基础的“孝”,包含“孝”的道德本原性、孝与“父之道”、孝与“礼”、孝与体察父母之心、孝与“养”、孝与“直”及亲亲相隐等方面的义理.批判扬弃《论语》中的“孝”思想,对推进当今养老、敬老道德教育有重要借鉴意义.     

商业广告的伦理缺失及其反思

在以经济利益为本质特征的市场中,商业广告问题频发是“道德伦理”向“经济利益”俯首称臣的必然结果.事实上,经济市场中不存在无道德的经济,也不存在无经济的道德.利益与道义是商业广告中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各自体现,二者之间有着内在必然联系.因此,商业广告的本质应是“义”与“利”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论吉藏所依于谛与迷教于谛之差别

吉藏讨论二谛义时有于谛和教谛两种二谛，于谛中又分为所依于谛和迷教于谛。清楚辨析两种于谛差别对准确理解吉藏二谛义具有重要意义。今结合日僧实敏等人文献，对吉藏所言两种于谛“得失”“通别”“能所”“前后”四种差别进行梳理辨析。通过分析，两种于谛最大的差别即是所依于谛比迷教于谛多出了但得非失且为能化的因果位大圣于谛。以此结论为依据，对过往学者认为所依于谛中不包含佛于谛，并且同迷教于谛一样面对教谛二谛皆失的观点进行商榷。     

自我与他者

引语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伦理性品德”是与人的精神素质相关的品德。在各种品德之中,伦理上优秀、并与城邦生活相关而又最具概括性的品德,可以说就是“正义”和“友爱”。 完全的正义仍然需要友爱,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完全的友爱索性是不需要正义的。所以说,从伦理学的原型上来看,可以认为友爱是最基本的品德。“对一个善的人来说,和朋友的关系就等于和自身的关系。因为友人就是另一个自我”(《尼各马科伦理学》1170b5-7)。这种友爱方式,也就是说自我与他人为同等主体的关系方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应当置之于城邦生活的最基础部位的。这是“与他人同生者”的最基本的伦理性品德。     

《老子想尔注》的“神治”思想及其在天师道中的实现

长生信仰原属私人福享,本与政治性的公共善好无关,《老子想尔注》却将国家治理建立在每个人宗教性的长生信仰基础上。背后的原因在于,它的“道”是具有强烈伦理色彩的至上神“老上老君”,老君及其神界职官通过气的同构共感对世人实施以生赏善,以死罚恶的“神治”管理,以确保好人长生无恙、恶人短命遭殃。世人想要长生,必须遵循神诫,多行善举。在这个过程中,长生带有伦理性,实现了其在宗教政治中的重新定位。这解释了早期天师道以宗教治病为主要救赎内容,以组织管理道民的“命籍”“命信”来安排教区活动的原因。疾病、“命籍”(生死簿)、“命信”(与神相盟的信物)皆是涉及人的生死之具,是神管理人的重要途径。这就是道教借助长生信仰进行“神治”,以安排公共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师道教团以政教合一的“神治”方式,同样实现了世俗政府“治理民物”的目的。     

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第15次中韩伦理学国际讨论会"述要

在中韩建交15周年、中韩交流年开启之际,由中国伦理学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和陕西省伦理学研究会承办的“第15次中韩伦理学国际讨论会”于2007年4月14～16日在古城西安召开。来自韩国、日本以及国内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伦理学者近150人参加会议,提交学术论文13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的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一、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关于弘扬传统伦理文化的方法论。有学者认为,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文化的生命结构是“形”与“神”的统一。文化其“神”是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核心价值,文化其“形”是文化所生长和依…     

从“揭谛”词义演变看揭谛信仰的发展

“揭谛”是佛经咒语翻译中产生的音译词，最早见于中古汉译佛经；入唐后“揭谛”表示广义上的揭谛信仰，用于表示多种信仰形式，这种用法反映了本土揭谛信仰的形成与盛行；明清时期，“揭谛”可以用于表示佛道文献中的神明，这是揭谛信仰人格化的具体表现。语言所指只是表层形式，其内在所代表的宗教信仰的发展才是推动词义演变的根本原因，“揭谛”词义演变反映了中国本土密宗的形成、盛行以及孕育于此的揭谛信仰的形成与发展。     

科技伦理:真与善的价值融合

科技伦理最重要的特征 ,是真与善的价值融合。在科技伦理中 ,善以真为依托 ,真以善为归宿。科技伦理不是以善伤真 ,而是以善导真 ;不是否定或抹杀真的价值 ,而是在承认真的价值的基础上 ,将其引向善的目标。科技伦理虽然并非科学技术自身所固有 ,它是科学技术外部的一种控制手段 ,但科技伦理却可以通过内化于科技工作者的途径 ,成为科学技术活动中的一种内在力量     

儒家伦理美学如何可能CSSCI

在现代性美学视域下,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显性形态的儒家美学因其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美学。事实上,儒家美学对道德善的注重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当代美学观。在文艺观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内在价值存在于作品中的;在美感论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自然价值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在形而上学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本体价值存在于审美境界中的。因此,儒家伦理美学实质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是有着美好价值担当的生活之道。     

西方近代正当与善的分离及其伦理学后果

正当与善的关系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表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形.古代伦理思想基本上是以善来规导正当,而伦理学的近代转型则表现在确立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在近代,正当的标准是通过理智抽象来赋予个人以自由和平等权利,这使得正当获得了一个从善中分离出来的独立标准.其直接后果是:社会正义成为政治伦理的首要价值,作为心灵品质之好(善)的美德则只有依附于正义原则的地位.现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就是试图恢复对美德自身的整体思考.     

儒家伦理美学如何可能

在现代性美学视域下,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显性形态的儒家美学因其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美学。事实上,儒家美学对道德善的注重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当代美学观。在文艺观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内在价值存在于作品中的;在美感论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自然价值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在形而上学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本体价值存在于审美境界中的。因此,儒家伦理美学实质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是有着美好价值担当的生活之道。     

家内关系的伦理辩证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下的家内关系就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而言,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家庭法哲学中“爱的辩证法”的个体与实体相统一的伦理关系。在这种家内伦理关系中,“实体性的同一”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法则。在夫妻关系中表现为由“别”而“合”“不同而一”的伦理结合,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呈现出生身养育、报本反始的伦理施报结构,在兄弟姐妹关系中达成了友爱平等的伦理平衡。然而,夫妻关系中的“别”“异”、父母子女关系的“异形离质”、兄弟姐妹关系的“分形连气”都表明家庭伦理精神的“实体性的同一”内在地存在着“伦理性的裂解”的结构特征与现实可能。这种家内伦理关系所体现的个体与实体的辩证运动为家庭精神及其现实形态的历史演绎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动力支撑。     

“后政治”时代政治与道德关系的反思——论墨菲的民主思想

尚塔尔·墨菲的民主思想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和人之间如何共存、如何处理相互对立的问题.它试图以多元对抗取代理性共识,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结合起来,以“公共关心”和“公民身份”等政治的“善”取代实质性的“共同善”,探寻与现代民主价值相适应的权力形式.墨菲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并没有割裂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而是将它们重新“链接”,借用精神分析伦理学拆解政治价值与西方现存权威话语之间的联系,保留政治与伦理之间的互动张力,把政治伦理主体的生成视为多元主体的多样化集体认同过程.这种民主方案呈现出共同的“政治善”与多元的“道德善”相结合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政治与道德区别和联系的独特视角,但墨菲的研究视野停留在民主的政治想象维度,且具有夸大对抗、差异、多元作用的倾向,从而使其理论建构性不足,局限于话语分析,难以深入到社会现实本质.     

人际和谐的伦理探源

人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关键.神义论进路以神灵为中心强调爱人如己、博爱众生,但人际友爱只是神灵意旨的体现.契约论在守信尚法基础上结成法权关系,但其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进路使得人际关系的调节陷入过度计算性、效用性与经济化的道德困境.墨家的兼爱伦理主张爱无差等,义利并行,但过度的理想化使其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的恕道伦理秉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观念,是以仁为主旨的尚礼和谐.     

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吗——关于环境伦理的争论

一、自然保护的伦理性根据是什么? 在日本和中国的关于价值的讨论中,视价值独立存在于人之外的朴素的价值实在论正在不断得到克服。事物的价值若没有相对于此的人(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是不可能有的。但是在关于环境伦理的国际争论中,提出了自然物独立于人的评价之外、其自身具有“内在(intrinstic)价值”或者“固有(inherent)价值”的主张。自然中心主义者把自然的内在价值作为保护自然的最重要的伦理性根据。他们为了前后一贯地彻底地进行自然保护,主张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担心自然若不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的价值就会依     

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