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精神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和根本

伦理精神自信是伦理精神对自身意义和价值的高度肯定,它既代表着伦理精神的纵深跃进和境界提升之自我确证,又标志着伦理精神对其方向性和深刻性的自我肯定和赞许。文化自信源于并依存于伦理精神自信,伦理精神自信支撑和挺立文化自信。伦理精神自信源于人自身的精神自信特别是对自己所形成和涵养的伦理精神的自信,成于人自身的社会实践并必然表现为在文化观念和精神境界上的自信,进而催促和激励人们不断地创造文化、发展文化乃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去保护和拱卫文化。     

论当代中国价值虚无主义精神状况及其超越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价值虚无主义精神危机,它侵蚀着社会的精神基础。价值虚无主义在心灵结构中表现为终极价值的贬损、规范价值的逃遁和功利价值的独尊。公共精神、制度伦理的匮乏是导致伦理环境恶化的重要现实根源。因此,重建良性价值秩序的路径只能是公正社会秩序的构建与公共理性的培育,并辅之以意识形态的信念重塑。     

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伦理价值基础思考

医药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生命健康,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同时也有着深刻的伦理内涵,体现着不同伦理主体的价值诉求和道德水准.在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中,理应有深刻的伦理价值基础.本文旨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对于新的医改意见作出伦理评价,指出其伦理挑战,进而试图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构建伦理价值的精神基础,即如何在生态伦理的视域中完善充满责任、正义和爱的精神的医药卫生体制,以实现其对于人之生命的敬畏、保健和幸福的价值旨归.     

论和谐伦理精神

和谐伦理精神是和谐伦理的高度凝练,它对伦理关系、伦理行为和制度伦理的和谐程度和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和谐伦理关系是和谐伦理精神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和谐伦理行为是和谐伦理精神的"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是和谐伦理精神在人们行为方式上的体现.和谐的制度伦理不仅对和谐伦理精神的实现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而且是和谐伦理精神转化为现实行为的价值导向和评价体系.     

中国伦理精神历史性建构的致思之路——管窥樊浩教授之《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

樊浩教授基于"现实的伦理"和"伦理的现实"之双重动机,以"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性建构"为"一以贯之"的主题,在历史地还原性建构中国古代伦理精神基础上,求证中国伦理精神现代建构的必然性,由此开辟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历史到现实的三维认知路向,并构建以心理学探本、形而上学辩证和决疑论解决为基本构成的"价值生态"方法,然后以此来解决中国伦理精神历史性建构中的决疑论问题,完成对中国传统伦理及精神的逻辑还原,以为现代社会伦理的建构提供传统资源,也为其打开一种认知视野并开辟出一种认知路径。     

儒家伦理美学如何可能CSSCI

在现代性美学视域下,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显性形态的儒家美学因其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美学。事实上,儒家美学对道德善的注重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当代美学观。在文艺观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内在价值存在于作品中的;在美感论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自然价值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在形而上学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本体价值存在于审美境界中的。因此,儒家伦理美学实质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是有着美好价值担当的生活之道。     

人格、人伦与风尚——儒家“贵”观念的伦理维度论析

儒家之"贵",不限于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权贵、贵族等范畴。"良贵"才是儒家之"贵"的精神内核,孟子将其预设为人们应该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普遍、广义的"好"。由个体人格的培育而言,"贵"有趋向于美善的品质,实为理想人格的价值存在样态;从人伦关系的建构中看,"贵"以"礼"、"义"、"仁"等核心道德范畴为支撑,并涵括了以尊礼、行义、辅仁等为中心的伦理考量;就道德风尚的形成来讲,"贵"因人们的崇尚而构成积极的、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有价值引领和道德导向作用。儒家之"贵",以伦理道德为首要价值,物质利益为次要价值,其根核在于精神,且注重典范性意义。"良贵"作为儒家之"贵"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底线,与宗法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之"贵"存在明显的分殊。     

儒家伦理美学如何可能

在现代性美学视域下,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显性形态的儒家美学因其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美学。事实上,儒家美学对道德善的注重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当代美学观。在文艺观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内在价值存在于作品中的;在美感论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自然价值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在形而上学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本体价值存在于审美境界中的。因此,儒家伦理美学实质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是有着美好价值担当的生活之道。     

"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答邓晓芒先生对儒家"亲亲"伦理的质询

“亲亲相隐”是儒家“亲亲”思想在有结构性限制或过失的亲属间贯彻仁爱精神,进而促使人格成长的文化与伦理选择。“亲亲”之仁在君统与宗统存在矛盾的宗法社会,是方法与价值相统一的,是人们正当的权利,本身具有增德向善的功能,并不逊色于苏格拉底所从事的哲学“批判”事业。相反,“逻辑”作为方法虽可有利于分析和澄清问题,表述思想,但因本身无价值方向、忽略人格成长过程,不能取代作为终极关怀的“仁道”的地位。如果单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抽去了人格成长和修养的内容,可能会得出“亲亲相隐”有腐败倾向的结论,但其也并不足以支持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否定。今天对于象征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伦理更需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     

论“忠”与“信”的政治伦理意蕴与当代转换

“忠”与“信”作为传统的政治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特定的内涵 ,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信”作为一种道德之德 ,在古代的道德体系中 ,从属于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要实现二者的当代转换 ,根本的途径是既要保持二者的核心价值 ,同时将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转换为个体的道德之德 ,而将作为道德之德的“信”普遍化、制度化为全社会的伦理之德 ,赋予“忠”、“信”新的内涵从而使其具有恒久的道德价值。     

“圣约”观念与现代婚姻家庭伦理

源于《圣经》的圣约观念之不同于契约之处,在于圣约强调持续性且带有恩典性的"关系",它不只是相互的义务,更是彼此相爱的委身和彼此忠诚的誓约,其目的在于相互的给予而不是相互的索取。无论在《圣经》里还是在神学历史中,婚姻都带有神圣的盟约性质,体现恩典和相互给予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在婚姻家庭的功能日消、婚姻家庭伦理危机日显的时代,回溯古老的圣约传统,重温婚姻家庭天然之"灵性存在",以及对相互委身和忠诚的倚赖,仍然具有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意义。     

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的伦理考量

信息安全逻辑上包括隐私保护,因为当代隐私保护主要是指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如果 将信息安全置于道德评价的视野,其也会展现出伦理价值的一面,且信息安全之伦理价值不 是纯粹主观的,而是在信息安全之客观属性与人们的道德需要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信息安 全的伦理考量包括对信息安全之技术保障、法律保障的伦理辩护,而论证信息安全的伦理价 值,即是对信息安全之技术保障、法律保障的一种正当性辩护,因为至少要具备一定的伦理 价值,才可能给出技术保障、法律保障的正当性理由。但对于信息安全的伦理考量不限于对 技术保障、法律保障的正当性论证,还应当阐明信息安全的伦理保障,以作为技术保障、法 律保障的重要补充,行使技术保障、法律保障所鞭长莫及的独特功能。     

清末民国时期刑法典建设中亲属伦理关系的传承与变革

清末民国时期刑法典建设中对于亲属伦理关系的传承与变革主要表现在亲属容隐从宽处理、亲属相奸从严治罪、亲属相害区别对待、亲属侵财宽免处罚等方面.这种传承与变革首先是由巨大的传统惯性和特定的历史境遇造成的,亲属伦理关系的固有特质也预示了这种传承与变革的某种必然性.另外,这种亲属伦理关系在近代刑法中的传承与变革也为当代刑法的完善提供了历史镜鉴.     

中西比较视阈下公益慈善的伦理诉求

伦理诉求是对道德动机和行为价值目标的综合判断,是理解公益慈善活动的内涵及意义的关键所在.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实践内容,公益慈善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呈现出不同的范式,其伦理诉求是其文化内在伦理精神的体现.相较于西方旨在“公共领域之善”的社会改造诉求,传统中国公益慈善的价值目标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伦理秩序,构筑“伦理共同体”.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论《周易》中的生命伦理意蕴

《周易》哲学本质上就是有关"生命"的道德哲学。《周易》以"生"为体,从伦理本体论的角度揭示了生命的本源、意义与价值,从而确证了"顺天"之于人之当为的根本意义。"顺天"也即"顺性命之理",因为"性"与"命"皆是天道在不同向度上的表现或要求。因此"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人的生命存在之应然,也是人之生命最完美的终极表现。而其途径即"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也即顺应天道之"正"。"养正则吉"可视为《周易》生命伦理的工夫原则,它不同于现代物理与精神"养生",这是一种涉及养万物之生、万民之生、个体身心兼养的全面的"养生"。《周易》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在改造自然和处理人工干预生命进程等生命伦理问题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

唐君毅的伦理思想至少具有自我伦理、文化伦理、境界伦理三重向度。在自我伦理中，唐君毅以“道德自我”之建立来抵抗内外诸恶，销解“自我中心”主义；以儒家的心性修养论作为自我疗愈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伦理中，唐君毅为人类各种文化活动奠定一道德基础，同时强调应以仁、义、礼、智之伦理原则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会通。在境界伦理中，一方面人之精神、心灵境界随九境之转呈升进最终成就一真实之生命存在；一方面“心灵九境”框架本身具有重要的伦理判教功能和方法论意义。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之间通过“道德自我”来贯通，它们在逻辑上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并且都分别指向了儒家的精神及价值立场。     

我国当代医药文化的伦理精神及其建构

当代医药文化是科技、经济与人文一体的复杂系统,其伦理精神应当集焦点于人,以实现医药科技为人的基本价值和目的;伦理精神是医药文化内在制度的核心,医药行业的良好秩序依赖于伦理精神及基于它的合理制度。在“现代性”的背景下,面临被“解构”的医药文化伦理精神建构更应侧重伦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制度与德性共行,共同促进我国当代医药文化伦理精神的建构。     

“以现代精神为妻的鳏夫”——从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看宗教现代性与现代伦理问题（上）

现代伦理是在传统德性伦理衰落、基督教神学信仰式微情况下,依据各种理性的形而上学为基础而奠基的.在此过程中,基督教神学以世俗化为代价,不断改变自身的形态,以适应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变.但已经彻底转变了的世俗精神,有其自身的大地之根,它宁可单凭强大的外在立法来规范公正生活(政治)的秩序,也无法真正接受道德的内在强制而按灵魂的高贵法则提升自身的存在层次.因为现代人的心,不在灵魂之内,而在外在价值物中.结果,原本属灵的基督教虽然自愿适应现代精神,自愿现代化,但最终发现,它与现代精神根本格格不入,使得它与现代的"结合"完全是"同床异梦".于是,解决现代伦理危机的途径,不能寄希望于一个本身世俗化了的宗教,而是要从存在的根基上发现人身上的神性力量;人类的自由伦理不能靠外在于它的神圣精神来范导,而是需要人类去挖掘和明察自身存在根基中的神性力量,继而呵护它、培植它,最终使之成为与伦理真正结缘的既尊贵又有范导性的规范力量.在这种理念下,作者考察了西方精神的灵魂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所展示出来的伦理问题,以此来定位马丁·路德、康德、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和谢林他们在宗教现代性和现代伦理变迁中的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