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修辞学传统

葛兰西实践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理解。它不仅重视政治修辞,继承了自柏拉图以来的修辞与政治相关联的传统,而且还把修辞与哲学结合在一起,通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阐明霸权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文化哲学传统。从文化哲学视角考察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修辞学传统,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认识·图式·客观性

这里发表的三篇论文,所论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学科背景也不尽相同,但都涉及到理解和解释的问题。把它们编在一起,并由此为契机开设“关于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探讨”这个专栏,主要是考虑到:从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趋势看,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出现的共同性问题,往往正是哲学寻求新的突破的关节点。象理解和解释这样的问题,是当代不少哲学流派和各有关科学部门已经在研究或正在探讨的问题,而我们的研究却很不够。它涉及到哲学自身发展的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如怎样理解文化传统在认识和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如何科学地评价解释学、文艺上的“接受理论”等学说的方法论意义,如何科学地解决理解和解释中的客观性问题以避免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怀疑论等等的歧途,以及关于语言、符号的哲学问题(如符号、意义和对象三者关系)等等。实际上,不同哲学流派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都或明或暗地有自己的哲学立场和前提。密切联系当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新趋向、新特点,科学地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使之更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此,本刊欢迎大家充分利用这个专栏展开深入的探讨。     

旁观者何以转化为行动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在此,我们尤其需要进一步认真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中一些未能得以深度理论分析的问题。我们看到,后康德哲学家对旁观理性与行动实践关系的解读是对康德实践理性的进一步发展,但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处理旁观与行动关系中的高度。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一解读模式没有突破主客统一的哲学范式,更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观与方法论层面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在主客体直接统一的基础上理解"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关系,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关系展开历史发生学的解读。这一方面终结了近代德国哲学传统从非现实历史性视角探讨旁观理性与行动实践关系的解读范式,另一方面从方法论层面提升了处理旁观理性与行动实践关系的哲学理论格局。     

客体主体化与价值的哲学本质

价值问题,本是科学历史观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过程中,对价值理论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然而,有关这方面的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还不能说已经获致完满的解决。譬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我们正确地界定价值的哲学本质、科学地理解价值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客体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如何理解真理与价值、价值与评价、“是”与“应该”、价值观念与人的实践活动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乃至整个社会变迁的关系?怎样从马克思的“活动的改交与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的思想出发,揭示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与非对象化这一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及其解决和价值的发生、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而探讨价值标准的更演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建构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以指导改革实践?价值问题的探讨与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美学、伦理学乃至文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如何运用马克思的“两个尺度”的思想,揭示真、善、美之间统一的现实基础,从而克服价值理论中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而又不陷入绝对主义的窠臼?等等。从唯物史观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出发,自觉地将价值问题的哲学探讨与当代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是理论服务于实践的需要,也是价值理论能否不断跃升层次的切实有效的途径。同时,亦应看到,价值问题涉及众多学科。因而,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对于科学地理解并有效地解决价值问题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了。     

“文化实践”:在实践哲学的谱系内——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

无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聚于文化,强调文化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形态和实践领域——文化实践。本文论述了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并把它安置在实践哲学的谱系中,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实践哲学已经蕴含了实践与文化关系的某些线索,但是这一线索并未彰显出来,其实践哲学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马克思“劳动-社会”的实践哲学把实践置于社会领域,社会包含了文化,然而出于现实的需要,马克思主要强调了社会的制度和组织方面。为了理解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动力问题,早期文化研究思潮挖掘和彰显了马克思社会实践的文化内涵,系统论述了文化实践理论,构建了文化实践的新模式。这是在当代全球化时代,适应时代发展的实践形式;它有力地批判了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为实践哲学开辟了可能性;它使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实践哲学潜在的文化意义彰显出来,使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更加完整;它关注大众文化实践,加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反精英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重解释张力及其认知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体上构成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解决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学术传统。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深化面临着三重解释张力问题: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解释张力,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性质,反映了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矛盾,规范性议题将在经典文本的耕犁与社会现实的探寻中成为研究的生长点;批判性与建构性之间的解释张力,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态度,要求哲学研究发挥"社会病理学"的解剖作用,并立足现实问题建构一种迈向"利益和价值共同体"的世界观;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解释张力,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切入现实的理论方法取向,要求对进入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条件"形成高度的认识自觉,建立理论体系与现实实践相互检验的中介环节,从而推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双向互动。重视和审思三重解释张力及其认知变化,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以及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注重从哲学的层次上探讨和回答当代实践与科学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以此带动和促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处理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行之有效的正确途径。这也就是通过发挥哲学自身的功能来丰富和发展哲学的过程。本刊自1986年以来开展讨论的商品经济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在改革实践中提出来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和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并力求通过哲学原理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的结合,来克服过去对原理的简单化、公式化理解。应当承认,要科学地解释和回答当代社会生活实践提出的诸多异常复杂的问题,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需要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从头开始,重新钻研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例如,要真正科学地解决商品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就要具体地研究: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本质和功能,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和环节受基础所决定的,又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和环节来实现其特殊功能的?它跟经济基础的关系,同上层建筑的其他成分跟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什么区别与关联?对这类问题的深入考察,又要求对整个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关系中实际存在的而非臆造的一系列问题作系统而深入细致的考察。近年来人们普遍感受到,社会生活的整体化趋势,要求我们运用系统性思想来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过程,但这是否意味着唯物辩证法的一整套方法论已经过时?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关系,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因素内部的不同成分之间关系(例如同一社会中道德上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还要不要彻底贯彻唯物辩证法?如果在这些因素和成分之间客观存在着矛盾,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它们相互间是不适应的,而如果基本上是适应的,是否就意味着没有矛盾?还有,构成社会形态的这些因素和成分之间的关系又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体现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关系(主体与客体,目的、手段和结果,认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自觉性和自发性,等等),这些关系和矛盾怎样在实践活动中发生,又怎样在实践活动中解决,等等。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扎实研究,将丰富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加强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也将为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难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当然,象这样一些重要课题,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问题是,学科之间缺少沟通与合作,加剧了研究的难度。我们希望以这个问题的讨论为新的起点,加强哲学同其他科学部门以及哲学原理同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促进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密切结合。我们这里发表的《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对道德适应关系的辩证思考》两篇文章,就意在推动上述一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现代诠释学及其重建之我见——《现代释义学原理及其合理重建》质疑

众所周知,解释学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经中世纪直至近现代,经过若干发展阶段,终于演进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流派。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其研究中,也存在理解和解释问题,比如有的论者就注意到了中国的“释经传统”与西方解释学的异同,“释经传统”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鉴于这个问题对于哲学研究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本刊陆续刊登了一些有关解释学的介绍与研究的论文,并于1990年第1期开辟了“关于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探讨”的专栏。为了把这一研究提到新的水平,需要我们运用科学历史观结合中西文化的研究对之作出更深入的探讨。为此,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如何把解释学发展中提出的问题转化为我们正面研究的对象,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其中有诸多课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现代解释学提出的所谓“解释循环”、“时间间距”“合理成见”、“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方法论”等等实质上都是些什么性质的问题;如何科学地解决理解和解释中的客观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一定时代人们的理解和解释同他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有怎样的联系;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西方解释学和中国古代“释经传统”的比较研究;怎样使包括现代解释学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的研究从以介绍为主尽快转向改造和创新,等等。显然,这些问题都带有跨学科的性质;因而,加强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哲学与其他相关科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联盟,对于推动有关方面的研究乃至整个哲学事业的发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了。     

论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及其前瞻

建国以来,中国的伦理学在马克思主叉理论的指引下,传承中国优秀传统伦理,吸收圆外先进伦理理念,其学科经历了形成、发展、繁荣的过程.新中国伦理学理论建设丰富了哲学学科的人文内容和现实关怀,推动了哲学学科的发展,同时在实践层面上,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培育良好社会风尚,塑造新时代的道德人格,做出了巨大贡献.     

偶然性与历史的行动者——基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解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无论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究竟是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论,抑或对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论争,都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理解,这些不同理解都与马克思哲学在面对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关系这样一个贯穿于哲学史的根本理论难题时的理论态度相关。本文回溯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偶然性概念的厘清与改造,指出马克思哲学与一种非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的联系,并指明这一传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了新的发展。     

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是一个过程——兼与赵家祥同志商榷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它与其它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其归宿的。同样地 ,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大优点是它建立在现代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因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息息相关。 2 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经验、历史教训和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实践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具体表现和新发展 ,都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有待总结和概括的丰富材料。而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统一的高度 ,结合政治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在当代的发展 ,对这些新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创造性探索 ,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也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本刊继以前开设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哲学探讨”,进一步推出“哲学与社会主义”专栏 ,以期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实践性特征

"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这是我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依存于社会主义现实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将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概括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社会主义实践一段时期的理论概括,它还需要不断向前发展,具有发展性、开放性的特点.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

如何从哲学的角度开展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是摆在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根据,可能是适合哲学思考的选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既涉及对现实生活提供的新材料的掌握与分析,又会涉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原理的理解、对历史必然性与选择性的理解、对社会演进机制的具体把握,对民族范围内的历史进程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进程相互关系的认识等一系列历史观问题。人们不能向历史“颁布法则”,也不应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恩格斯指出过对“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命题的两种不同理解,这对我们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也有启发意义。下面发表的一篇文章和一封致编辑部的信,是差不多同时收到的。它触发了我们开辟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划分根据问题的探讨”栏目的想法,或许关心改革的社会现实又关心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会有兴趣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直接劳动、科学劳动和社会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若干思考

这篇文章指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理论,其宗旨和归宿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着眼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教训,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不是单纯的技术或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荣辱的重大政治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变革作用,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和平演交”,并不是互不相干或可以互相取代的两件事,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应当说,这是发人深省的。全面而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为此,还需要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及其矛盾运动的客观趋势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如所周知,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基石。但这两个方面都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加以展开。马克思在为《资本论》所写的几大手稿中,对这两个方面都有所展开,作了一系列原则论述和预测。可惜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造成对科学社会主义简单化理解、甚至划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界限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特别需要结合新的情况来发掘、发挥马克思的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同时,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新特点,社会主义实践的宝贵经验,也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可供总结和概括的丰富材料。着手做这项工作,必然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紧迫课题,例如,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当代的具体表现和发展前景;怎样从世界普遍交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点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需要怎样的物质技术基础,怎样理解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在激烈的国际交往和竞争中卓有成效地吸取新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的现实可能性和有效途径;世界普遍交往条件下的民族问题同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社会主义实践同发展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关系,如何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学说、运动和制度的统一中理解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价值观;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统一的高度,结合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学科在当代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和创造性的探索,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哲学基础。我们相信,在这个历史关头,本刊开设“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哲学探讨”这个专栏,一定会得到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理解和支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思

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极大地继承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基于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探讨,着眼于现实问题的多维度哲学反思,以问题为导向的"具体"现实问题的理论自觉,从不同层面展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展望未来,只有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对"现实问题"的哲学观照,尤其是对资本的驾驭问题、制度创新问题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等作出新的阐释,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才能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列宁深化唯物辩证法过程中的认识飞跃——新版《哲学笔记》研究要得

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重大变化,总是不断地向我们提出重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著述的任务,这包括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反思我们在学习方法、解读方法和研究态度上的问题,不断提高自我批判的能力。譬如,如何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他们对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考察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以及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概括时代特征、指导改革实践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怎样把对经典作家有关著述的系统把握与对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分析及对现实问题的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前人思维成果的批判,对于指导我们今天有关传统文化和外来哲学思潮的研究有着什么样的方法论意义;如何深化对实践活动本身的研究进而正确地理解并处理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关系,把有关辩证法、认识论、思想史,逻辑学、历史观乃至价值问题,文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真正把握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整块钢铁”的重要特征;如何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中真理观与价值观统一的原则指导我们的研究进程(包括对经典作家有关论著的读解过程);等等。不言而喻,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既可以给当前的改革实践以强有力的支持与推动,又可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文化相对主义述评

文化相对主义萌芽于18世纪文化哲学思潮兴起的欧洲,其借鉴了当时的历史哲学和生命哲学的理论资源,创造了新的哲学传统,坚持从人的创造活动出发,来构建历史本体论,并开启了与近代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哲学传统。之后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有力思想武器。文化相对主义思想是具有积极性与局限性的“双重”面向。我们在尊重、理解、平等看待各种文化时就要发挥这一思想的积极性,保持文化的多元性,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繁荣。当然,对于一种思想理论而言,难免会有其不足的方面,我们应在一定程度上以其积极的方面来促进自身文化发展中的不足,同时对于文化相对主义的局限性方面我们也要加以批评地吸收,达到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从管理的社会历史规定看管理哲学的问题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哲学与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部门或分支哲学一样,逐渐成为我国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并发展为推动我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极有影响力的学科。但是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仍然薄弱,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反思还非常有限,对中外管理哲学已有成就的分析总结还刚刚起步,对现代管理实践的各种重大问题的哲学探讨还远不够深入;特别是在管理哲学的对象和问题领域这一涉及管理哲学发展的基础问题上,还未获得深入的合理澄明。为此,我们组织了本次“专题讨论”,集中探讨了管理哲学的对象和问题域,分别从管理哲学的社会历史规定、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的关系、中国管理哲学、管理伦理四个方面,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论证,希望这些思考会引起对管理哲学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马克思的市场经济学说初探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不言而喻,要成就这样一个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样要遵循十四大提出的指导原则,即“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这些精神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自然也向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例如,怎样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展市场经济有机地统一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有没有自己的市场经济理论,这个理论对于当今我国现实条件下的改革实践具有何种意义,怎样结合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及其相互关系?怎样科学地认识和处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而出现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领域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等等。而这些重大的现实课题的解决,也需要把哲学研究、特别是哲学历史观的研究提高到新水平,实现新的突破;同时,改革的深化,也为这种新的突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以往探讨过、争论过的一些理论问题,如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各民族的发展道路的关系,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能动性的关系,历史过程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主体性的关系,社会生活的自发因素和自觉因素的关系,历史观中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社会进步的尺度等问题,由于对市场经济的强调和重视,被赋予新的意义,注入新的实在内容。有志于为改革实践排忧解难的理论工作者,会把亿万群众开创新生活的实践活动视为理论创新的大好课堂,使自己真正从脱离实际的抽象思辨中解放出来,并以自己扎扎实实的努力而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真正这样做了,“哲学无用论”还会有多大的市场吗?     

首届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哲学年会在敦煌市召开

1991年9月19日至22日,在甘肃省敦煌市召开了首届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哲学年会。来自22个省市的45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年会。代表们提交论文33篇,探讨了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哲学意义三个问题。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会议宗旨下,热烈又严肃认真地重点讨论了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 代表们认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在当前面临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