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德:"福科之后:一个新的权利形式"

福科在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中设想了建立一种"新的权利形式"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一权利形式将克服传统的政治哲学概念的缺点,尤其是克服个人对"惩戒技术"(disciplinary technologies)的服从.福科的批判揭示了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法律约定与当代社会实际生活的异化之间的矛盾,但他本人没有提出这一"新的权利形式",而其他学者根据福科的批判所做的尝试也不成功.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方法和任务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考察人们在空间中进行的商品生产出发,完成了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联系和发展过程的科学说明和再现。面对当代世界和以空间的生产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及其活动形式,空间日益成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的核心要素,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对象、方法和任务三个方面,阐释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内涵。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批判地认识作为社会现实之"实在主体"的社会空间及其自我运动,并辩证地叙述和再现这一运动过程。自觉地建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发展一种通过改变空间来改变世界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理论,使空间从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事实的抽象空间,转变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每个人自身的创造和作品的空间,也就是"发展并实现着的人的世界"。     

西方大众社会理论中"大众"概念的不同义域

与中国语境所用意义不同的是,"大众"概念在现代西方理论传统中具有负面意蕴.本文借助西方大众社会理论,系统梳理了这一概念的负面意涵,指出该理论对大众的操纵意图.在批判继承该理论基础上,提出"群众"与社会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     

法国语境下的现代性批判溯源:马克思和波德莱尔

马克思在写下《克罗茨纳赫笔记》的过程中,通过对法国革命史的阅读寻找到了一种不同于德国法哲学的新的逻辑方法,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种"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政治现代性批判,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开始逐渐走向对社会历史本质的探寻。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观察者"的诗人波德莱尔,则是在巴黎革命的余烬中构建起一个关于现代生活的精神世界,并提出了一个文化批判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两者如何在理论与实践、革命与诗情之间作出抉择,这对于我们当今社会批判理论研究而言依然是绕不开的经典话题。     

玄沙对"昭昭灵灵"的批判再考

唐末禅僧玄沙师备(835-908)对临济义玄"昭昭灵灵"的批判是唐代禅宗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曾经也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但是,以往的研究尚未深入探讨其理论结构的特点.其实,玄沙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洪州宗的"作用即性"说,临济"昭昭灵灵"则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玄沙与洪州宗两者的分歧出自对真如、佛性的理解的不同.本文通过比较两者的理论特征,同时借用朱熹对禅宗的批判角度,来考察玄沙对"昭昭灵灵"的批判的理论特点.     

"生产主义批判"的历史和逻辑

马克思给予物质生产以历史基础地位,却对生产主义予以严厉的批判。这一理论取向为历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显性话语,因而成为我们判断一个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有无学脉关系的根本论题之一。生产主义批判,包括“生产主义社会”批判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两个方面。生产主义社会批判又经过了狭义生产主义批判和广义生产主义批判两个阶段。一狭义生产主义批判“生产主义社会”批判首先是对“生产—消费社会”型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批判。在这种体制中,生产是社会的支配原则,在生产…     

市民社会批判: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市民社会批判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种批判体现为对政治经济学原则的反思,力图达到对以个体劳动与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体系的改造,以实现个体发展与社会总体发展的一致,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使马克思意识到必须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这既需要对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加以反思,又需要对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进行批判。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的根本点在于面对市民社会的态度: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的国家可以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这是一种"修正"式的市民社会批判;而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解决自身的矛盾,因此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     

鲍德里亚的"诱惑"概念

鲍德里亚的思想发展大致可从三个理论主题进行描述:一是结合精神分析学、马克思哲学、语言学、媒介学等内容,对消费社会进行批判分析,揭示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编码过程;二是对现代性思潮进行批判,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等主题进行批判性的消解,并以此为人口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三是从现代电子媒介视角对未来社会的哲学理念进行探索,提出了如想象科学等之类的哲学思想.     

“非正义”的批判概念

本文涉及"非正义"的批判观念问题,主要通过着眼于社会批判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批判、阐释和规范性)来关注非正义问题。首先,它澄清了批判的社会批评具有内在性的必要。其次,它关注了上述三分法各要素间的关系,并强调了这种分析对批判的社会理论所带来的结果。它表明,只有在三个要素相互建构关系的链接中才能勾勒出非正义/正义的批判概念。     

以道德的方式构建理想社会: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

19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社会面临诸多社会矛盾,威廉·莫里斯用艺术的视角对之予以批判和梳理,并强调用"艺术道德"的意识形态来改造社会,作者以这种独特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改造现代社会,对于丰富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霍耐特与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侧重于批判理论建构与工业文明批判;第二期发展侧重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第三期发展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如果说,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商谈政治理论,意味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一定程度实现;那么,霍耐特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则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最终完成。尽管霍氏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但是最终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     

对马克思和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一个考察

"总体性"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范畴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在剖析、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过程中,总体性原则始终处于在场的地位,并在根本上规定着马克思变革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态度。卢卡奇首次提出并建构了相对完整的总体性理论,揭示出造成这一趋势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批判了现代社会中思维理论的非总体性趋势。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具有批判与超越的革命品格,凸显了社会批判理论穿越现象迷雾剖析内在本质的巨大张力。     

衰落之后:后期批判理论中的理性之光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宣称,理性在自我清算中已终结自身,因此置批判理论于困境之中。哈贝马斯背离传统理性观,通过合理重建为理性寻找新的基础,以挽救启蒙传统中的批判能量,激起了广泛的批评。在超越了"理性启蒙"和"理性他者的反启蒙"时代而进入"理由"的时代后,哈贝马斯召回与慎思纠缠的认知主义时刻,诉诸"理性评判"和"给出理由",从而达成合理共识,彰显了交往合理性的价值;但将合理化扩展至社会领域时,对理性的社会功能,依然需要保持警惕。     

反思—批判—否定:法兰克福学派理性观的演变探析

理性概念是法兰克福学派建构社会批判理论的思维起点,随着社会批判理论的创建演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观也在转变深化。自20世纪30年代起,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人,通过反思传统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等理论,重新审思理性传统的利弊和现代性的出路。20世纪4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批判启蒙理性、工具理性,诊断大众文化和工业文明,进一步深化了对理性的认识,建构起完整的社会批判理论。20世纪6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突出了理性的否定性特征,走向了审美救赎的乌托邦之路,社会批判理论走向了逻辑终点。     

"精英症":一种"角色偏离行为"的医学社会学解释

综合"功能论"与"互动论"两种理论,从"角色偏离"出发分析了"精英症"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指出"精英症"实质上是对待超负荷社会压力消极回应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矫治"精英症"的社会控制手段.     

认同政治时代的正义——南希·弗蕾泽的二价正义论述要

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新版导言提出,批判理论是一种"带有实践意图的社会理论",它不仅要联系社会历史的变化对自己的规范基础进行反思地阐明,而且要联系时代的需要解释自身实践运用的条件,因此,批判理论既是对时代的批判诊断,也是社会变革的实践因素.     

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批判观与新政治学——2011年布拉格“哲学与社会科学”年会理论综述

本文介绍了西方批判理论学派2011年布拉格年会的概况及其四大主题:诊断全球经济危机下的社会状况的各种新批判观点;批判理论规范讨论中的"解放"概念及其当前意义;权威主义和当代批判的后民主理论;以女性主义为中心的各种新政治学视角。其中,重点评介了批判理论学者们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革命和解放的概念史考察,对包括跨国正义、中东和中国道路的新批判观点的探索以及一项关于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之间关系的新研究。     

人的解放与内在批判——再思早期批判理论的“活遗产”

尽管早期批判理论的个别时代诊断可能会显得陈旧了,但是它独特的批判方法仍可被视作"活遗产"。这种独特的批判方法就是内在批判。早期批判理论所阐述的内在批判,仍然是追求人的解放最为恰当的方法。遵循内在批判就是要在社会现实中挖掘解放的潜力。不可否认,早期批判理论对于时代的某些诊断具有一定的"副作用",最为致命的副作用就是使得内在批判不再可能。为了继续推进批判理论的发展,就必须要修正早期批判理论的某些时代诊断,以使得内在批判重新成为可能。这既是贯穿第二代、第三代批判理论家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当代诸多批判理论家努力的方向。借助一种关于规范的矛盾的思想,内在批判所面临的棘手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答。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发端,经由批判政治国家、批判市民社会以及扬弃市民社会这三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逐步成为奠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从《莱茵报》时期到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早期马克思是一位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支持者,使用的是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而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人的解放"思想构建了一个对市民社会批判的一元框架,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市民社会将会被真正的共同体所扬弃的观点,完成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建构。     

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技术批判理论

合理化构成韦伯"现代性诊断"的基本研究范式,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传统中的技术批判理论产生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批判可以纳入韦伯合理化理论的思想效应史。在韦伯那里,技术的本质被视为一种形式合理性。韦伯虽然没有系统地阐发技术批判理论,但实际上对技术抱持一种悲观主义,并通过卢卡奇的理论中介影响到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技术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扩展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诸领域之中,从现代性批判的一般性视角,上升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