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与中文圣经翻译

马礼逊（RobertMorrison）是基督教（新教）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于i807年9月6日抵达广州,开启了基督教近代在华传播的历史。     

马礼逊与中文圣经翻译(续)

马礼逊进入中国后,遵照伦敦会指示,一面设法在广州潜居下来,一面努力学习中文。仅一年以后,他便尝试翻译圣经。1808年7月,马礼逊给差会写信,表明自己准备着手翻译圣经,并提交了翻译计划。“我甚盼在伦敦传教会下次定信给我时,     

圣道常新——和合本圣经的延续

中文圣经的历史纵然不算悠久,却充满上帝的恩典。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至今,中文圣经出现了近两个世纪,其间虽然经历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然而上帝的话语一直是基督徒在风浪中的指南针。第一部在中国境内译成的新旧约圣经,首推《神天圣书》。十九世纪初,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远渡重洋,到中国传扬上帝的福音。英国圣经公会遂委任马礼逊在中国把圣经翻译为中文。     

中国神学三人行（四十二）

在介绍马礼逊的圣经翻译和中国牧师何进善时,我们都提到过英华书院。今天我们就专门介绍一下这所学校。早在1812年,马礼逊就希望创建一所传教学校,他说：“要在马六甲建立一所学校,来培养海外传教士。”通过米怜的辛勤工作,马礼逊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回应“和合本圣经的特色与修订浅见”一文

<正>在晚清国势风雨飘摇之际,多位来华传教士及华人同工们,都曾以圣经翻译成中文为上天所托付之使命和首要任务。因此,自马礼逊来华后的一个世纪,新教传教士在中文译经上都曾作了众多尝试,包括把圣经翻译成文言、浅文言和官话,以及在中国东南地区通行的方言译本。不过,正由于在译经上百花齐放,反而有碍不同地区的华人教会合一,并有碍福音     

翻译圣经的中国牧师何进善

何进善（1817-1871）,字福堂,广东南海人,是继梁发之后英国伦敦会按立的第二位华人牧师。何进善幼年随父亲侨居马六甲。当时,英国伦敦会己经在马六甲开办了英华书院,专收中外幼童入读,何进善因而得以就读于该校。何进善入读之时,英华书院虽仍属草创阶段,但院长米怜牧师的教育理念比较先进,培养目标也十分明确。米怜希望培养中英文俱佳的学生,让学生在读期间感受到基督教的力量,并能使他们献身传教事业。     

王韬与中文圣经翻译

中文圣经翻译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以西人传教士作为中文圣经不同版本的译者,但实际上每一个译本的后面都有中国士人的参与。近代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思想家王韬就是一个"被遗忘的圣经译者"。本文依据第一手史料,求证王韬作为圣经主要译者之一的身份。在与麦都思一起翻译"圣经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时,王韬的目标是要将《圣经》翻译成一部"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以达、雅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以中国士人作为读者对象,委办译本在流畅、优美、可读性方面都十分突出。本文还具体将委办译文与圣经原文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体现在圣经翻译后面的解释学原则。王韬的译文风格,取决于他们将基督教处境化、从文化理解福音的解释学策略。     

马礼逊与中国文化的对话——《马礼逊文集》出版感言

基督教在华传教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是中国学术界在思想认知上分歧较大的问题。人们通常较为强调在政治领域的社会及文明冲突,以及基督教由此而有的负面影响。但从人类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也必须注意基督教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推动和在中西文化对话中的积极参与。本文以《马礼逊文集》的出版为契机,从马礼逊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中的作用及意义来思考基督教在华存在和在中国文化中如何定位等问题,以便能为正确处理今天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提供思路和启迪。     

《圣经》与中国文化

《圣经》是一个意义充满的文学宝库。《圣经》是一个思想反省的神圣资源。《圣经》是一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圣经》是全球化与本土文明的双向沟通的中介。     

圣经是神学的灵魂

圣经常常被基督徒视作教会及信徒的生命之源,是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是我们灵性起步的根基。这就使我们要熟悉圣经、尊重圣经。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在三个“唯独”中,提出了“唯独圣经”的口号,号召信徒们要回到根源中去。由此,路德的神学著作都是以圣经的权威及教会传统遗传的权威为先决条件的,这种试图解释圣经的解经学形式的神学值得我们借鉴。“与经院主义的神学著作相比,路德的神学著作显得更新、更有特色,这种特色贯穿路德的神学研究方法。作为解经学家和讲道人,路德不断地与圣经对话,这是没有先例的。他在神学领域里取得的每一进展,都以圣经作为基础和指导。”(1)路德从不怀疑圣经权威的可信性,“他的目的是让圣经和教义里那些朦     

吴经熊与圣经翻译(二)

吴经熊不仅是个法学家,还是个翻译家,他将西方法律文献翻译为中文,也将中国经典著作翻译为英文,如《道德经》、唐诗等。吴经熊早有私下翻译圣经的兴趣,常用中国古诗形式翻译《诗篇》。他自认为这是一种个人文学喜好,也是对自己信仰的一个交代。1938年在香港时,他结识了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     

14-17世纪英国《圣经》翻译的世俗化

14-17世纪英国10个代表性新教《圣经》译本以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为纲领,并受英国当时历史和知识状况影响,呈现建制世俗化和智识世俗化倾向。其实现途径有:回归原本,强调字面义;质疑教士翻译资质;彰显人的自主权,倡导世俗生活;提倡民族语译本;拥护王权;展现英国本土社会生活。英译本《圣经》的世俗化交织着各种权力争夺,是新兴社会阶层反教权主义的重要手段和英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的圣经译述

圣经翻译,既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又是基督教融入传教目的地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着手圣经翻译,唐代的景教士也是如此. 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传教士一入长安,就立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向皇帝唐太宗及其近臣讲解景教教义,《景教碑》称“问道禁闱”;二是经典翻译,即所谓“翻经书殿”.     

苗语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二十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传入中国西南地区云贵川三省苗族地区,引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皈依运动.基督教素有"惟独圣经"的教义传统,所以,基督教的传播总是以圣经的翻译传播为核心内容.在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之前,苗族尚无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书写系统,所以传教士在着手翻译苗语圣经之前必须首先学会他们的民族语言,并为该民族语言建立文字书写系统.本文对苗语圣经翻译传播的历史作了一次清理,并从宗教学研究的视角对其社会文化影响给予了深度考察.     

圣经解释与社会责任——斯坦达主教的圣经研究和神学思想简介

在二十世纪众多杰出的圣经学者中,斯坦达(Krister Stendahl)教授是比较独特的一位。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曾经担任哈佛大学神学院的新约教授、神学院院长,作为新约学者,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不仅在学术的圈子里,也在教会的宣讲和实践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他还是瑞典信义宗教会的一位主教。他曾力排众议,以他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的决心,改写了瑞典信义宗教会在历史上     

诠释圣经离不开现实处境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行事为人的衡量标准,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标准。基于圣经在基督徒心目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对于圣经的解释就尤为必要了。基督教会两千多年的释经史,使我们明白圣经是需要解释的一本书;并且对同一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也是促使教会不断追求更确切经文意义的动力。对于圣经中某段经文     

中英文《圣经》翻译中本体论和人性论的文化差异

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区人民的生存方式,而且也是他们的思维甚至审美的模式。不同文化自有不同的思维,即使是对同一事物,同一理论,在翻译挪用中,也会留下各自不同的印记而同它的模式保持蛛丝马迹的联系。当圣经被译为不同文字,而与不同国度的社会信仰熔铸在一起的时候,同样表现出各自思维的特色或者说文化的特征。圣经中英文本在本体论上道与word,人性论上罪与sin翻译的不同,同样是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简论《圣经》“四人小组”译本

《圣经》汉译是继佛经中译之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对这一事业,近代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贡献较为突出,推出了种类繁多的各式《圣经》汉译本。1838年出版的四人小组译本在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上对《圣经》汉译事业均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后来著名的委办本和和合本。但因各种历史因素,宗教界和学术界对此译本多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对该译本多方面的探讨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弗经翻译对汉语语言文化的影响与《圣经》翻译对西方语言文化的影响之对比分析

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自东汉至宋代,历经一千二百多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作为外来文化,大量佛教经典通过翻译传人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著作,也是西方语言文化的源泉,其教义和思想奠定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基石。《圣经》不仅确立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促成了西方国家生活习俗的形成,而且对于其得以传播的载体——语言,尤其是英语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旨在运用对比、举例和叙述的方法分析比较佛经翻译对汉语语言文化的影响与《圣经》翻译对欧洲语言文化的影响的异同,从而增加读者对圣经翻译与佛经翻译的知识,消除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障碍,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英语语言进行跨文化交流。     

圣经神话与古代近东传统

神话是圣经中最重要的文类之一,它既凝聚着圣经作者对当时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想象与解释,也在强化后人对世界与文明起源的理解。19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乔治·史密斯对巴比伦版大洪水叙事的发现为进一步追溯人类文明起源,探讨圣经神话与古代近东传统之关联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20年后,德国学者贡克尔发表了《创世与混沌》(1895)一书,再次牵扯出圣经神话借鉴巴比伦传统的话题。20世纪初,德国学者德里奇相继发表题为"圣经与巴比伦"的三次演讲,把圣经神话与巴比伦文明关系的学术之争推向宗教神学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