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魏晋南北朝的佛性思想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土之后,于发展过程中形成自身的特色,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中土的佛性思想,最早者当推慧远的"法性论";在诸论说中,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思想者,则首推梁武帝萧衍之"真神说";但在中国佛教史上,真正上承性空般若之学,下启涅槃佛性思想的关键人物,则当推晋宋之际的竺道生.本文对魏晋南北朝之慧远、梁武帝萧衍、竺道生之佛性思想加以探讨,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性思想之发展状况.     

浅议晋宋时期从般若“空”到涅槃“有”佛学思潮的转变

晋宋时期我国佛教思潮发生着流变,其中从般若"空"到涅槃"有"的佛学转变,对后世佛教产生重大影响。后秦鸠摩罗什对中观四论的翻译,把中国内地般若思想的研究引向高潮,但一直未能停止内地高僧对实有"佛性"的思考。涅槃经一经译出,很快引起许多高僧对"佛性"关注研究,并形成南北朝的主流思潮之一。这种佛性思潮的转变与佛教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南北朝时期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背景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大般涅槃经》对构建中国佛教道德形上学的价值意义——以涅槃与佛性为中心的探讨

《大般涅槃经》是涅槃部的首要经典,于421年由昙无谶译出,对构建中国佛教的道德形上学有着重要价值。其涅槃思想以"妙有"的方式为中国佛教的道德形上学构建了一个至善的道德理想,佛性思想则为中国佛教的道德形上学建立了一个普遍性的道德基础。     

泰国禅修派与中国佛性论思想

佛性是中国佛教中一个重要问题,自《大般涅槃经》译出,就广受关注,学界对佛性在东亚佛教圈的影响多有论述,但探讨佛性对东南亚佛教影响的文章却很少。本文将视角对准当今泰国流行的几大禅修法门,认为佛使比丘受慧能和黄檗禅师的影响,提出了生来就内在于每个人心中的、空无执着的"空心"。隆波田在解释自己的禅修体系时,指出每个人都具有清净光明的佛性,禅修者可以通过正确的禅修来发现它而获得涅槃解脱。法身法门则极端化了如来藏的不空性,认为人人生而有之的法身是真我,涅槃是真我,因而违背了佛教教义。而这些禅师之所以借鉴佛性思想主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给予禅修者参加禅修的信心和兴趣,以复兴日渐衰落的泰国禅修。     

易道与佛性相提并论火——论《周易禅解》的思想创新

本文通过解读晚明高僧蒲益智旭《周易禅解》文本发现，智旭在解《易》过程中把易道与佛性相提并论，充分阐释了“易道即是乾道”、“佛性即名乾元”、“易道皆有佛性”的思想，为其禅易相通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思想既开创了易佛思想沟通的新思路，也是对中国佛性论的继承和创新。 谢金良，哲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初期佛教中的相续思想——以伯3291号、伯2908号及上博3317号为中心

佛教的相续思想与其人生观、业报轮回观及解脱论密切相关,在佛教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初期佛教史上,相续思想也逐渐展开,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南北朝敦煌遗书伯3291号、伯2908号及上博3317号将相续思想与佛性论相结合,通过讨论相续与中道、佛性、常无常、真俗二谛、涅槃等概念的相互关系,集中体现了相续常乃至相续实性的思想特征,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相续理论。中国初期佛教中的相续思想展现了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面。     

汉魏时期《泥洹经》的汉译

<泥洹经>又称<涅槃经>,是汉传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汉译以北凉昙无谶的<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又称北本)为代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涅槃信仰及涅槃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曾经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旨在探究<涅槃经>在汉魏时期的汉译传承,客观地记述其在中土弘宣佛教的历程中曾有的贡献.     

论汉魏六朝时期佛教的地狱思想

佛教地狱思想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到南北朝时期基本完善并趋于复杂化.佛教的地狱思想具有内容丰富、系统复杂、传播迅速、影响巨大等特点,对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生死观、道德观以及中国本土宗教、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竺道生佛学思想的毗昙学印迹

竺道生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他吸收和借鉴了儒家哲学、道家哲学的成分,积极研习和弘传涅槃学,并融汇毗昙学、般若学、涅槃学三种思想发挥阐释其涅槃佛性理论,被誉为“涅槃圣”.考察《注维摩诘经》相关论述后不难发现,竺道生在论述“常”、“我”思想时的语言、论证方式、思维模式都与《阿毗昙心论》相似而与六卷本《大般泥洹经》有一定的差异.此外,竺道生“阐提成佛”论虽然结论上与《大般涅槃经》相同,但是其论证方式却是继承和深化了毗昙学之“自性”学说而与《大般涅槃经》的论证方式相异.竺道生深受毗昙学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显著地体现在其佛学理论当中.竺道生之所以成为“涅槃圣”,与其惊人的哲学天赋当然是分不开的,与其对涅槃经典的钻研学习也是分不开的,但更与其深厚的毗昙学功底有着密切的联系.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人人都有佛性,所以人人也都能成佛。佛教以慈悲为怀而普度众生,对于杀害生命,是不能容允的,所以规定杀生是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第一条戒律。但是,只要犯者能够虔诚忏悔,仍然可以完成最圆满境地的人格(佛教叫做“成佛”)。《涅槃经》卷二十六说:“屠家之子,常修恶业,以见我(佛)     

论《涅槃经》对禅思禅诗的影响

<涅槃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人亦能成佛"影响了禅的心性论;<涅槃经>对客尘烦恼的譬喻、对自性沉迷的譬喻,影响了禅的迷悟论;<涅槃经>对生死无常的譬喻、圆融通达的语言观、应病与药的对治门、超越对立的不二门,影响了禅的解脱论;<涅槃经>超越无常的涅槃妙有、不即不离的处世禅机、小大一如的空间意识、一切现成的现量境界影响了禅的境界论.精警生动、凝炼隽永的<涅槃>妙喻,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成为禅诗思想与意象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无尽藏.禅思禅诗在与<涅槃经>哲思的摩荡交汇中,获得灵性与诗意的升华.     

佛教般若思想在魏晋时期的逻辑演进

正一、早期佛教的传入与"格义"佛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主要为小乘禅数之学,其虽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但却没有使佛教本身得到较好的传播。究其原因,一者汉末之前儒教这一处在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压倒性的优势排斥着外来的宗教,特别是一种与自身入世的价值取向相异的出世哲学;二者印度佛教小乘之学本身并非一种适     

论早期中土毗昙学之兴起

在现代的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普遍重视对于中国早期佛教时期般若学和涅槃学的地位和作用,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在般若学和涅槃学之外,当时还有另一股强大的佛学潮流,那就是毗昙学思潮。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已经谈到在般若学之外,还有另一股强大的佛学潮流,它比般若学传入中国的时期要早,延续的     

入唐求法僧最澄和圆仁对日本禅宗的影响

唐时来中国的日本僧人络绎不绝,他们取经学禅,把中国禅宗传入日本,对日本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日本入唐求法僧对日本禅宗的影响,对研究和认识入唐求法僧以及日本佛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入唐僧最澄和圆仁学习以及接触的中国禅来考察其对日本禅宗的影响,认为最澄和圆仁对禅宗在日本的确立影响巨大。     

试说隋唐以降涅槃的图像表达

涅槃是佛教的最高境界和信仰追求的最终目的,因此涅槃不仅是佛教语言文字所叙说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图像表达一个重要主题。随着《涅槃经》和涅槃学在华土的广泛流行和深入人心,相关涅槃的图像也变得十分常见。在隋唐时期的造型艺术中,相关涅槃内容的画面主要是描绘佛陀圆寂时场景的经变画,表现出他的伟大和神圣。至于表达涅槃经义尤其是其影响巨大的佛性论的造型由于抽象而难以具形,所以比较罕见,除了舍利塔等因为它的佛性含义而象征着涅槃影响的普及,成为例外。至于唐宋之后涅槃图像的渐渐少见,除了它们内含复杂而致使造型困难外,净土信仰及其追求至少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超越了涅槃信仰及其追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心性本体与道性道体：中国佛教心性论对道教心性论的影响

佛教心性论对于道教心性论的影响本来是不争的事实，但近年却有一些道教研究者大讲二者同时产生而且互相影响之论。本文从道教心性论的历史形成基本问题数方面，对此看法作了商榷。道教的学理化，也就是心性思想的出现，有两个标志，即道性论与道体论的建立。前者几乎是佛性论的翻版，后者则是道家道体论、玄学本体论与佛教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而二者一致的逻辑方法就是佛教中观学。     

现代中国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它对中国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朝鲜、日本等国也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佛教把中国传统思想与印度佛教理论、仪礼融合后,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佛教思想和体系。同时它又囊括了世界佛教流行的几大派别,有属于北传佛教的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属于南传佛教的云南上座部佛教,三者又为一体,构成了完整的中国佛教体系。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平行发展(有时亦有交叉融、合或冲突的现象),地位平等,缺一不可。按现今中国史学界的观点,1840年以前为中国古代时期,之后至1919年为中国近代时期,1919年至今是中国现代时期。在中国佛教史中,学术界一般把两汉称为佛教传入期。     

禅宗早期思想研究的重大突破──《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评介

禅宗早期思想研究的重大突破──《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评介韦志林关于禅宗，国内外学者的著作已经很多，但对禅宗早期思想的研究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青年学者洪修平的近著《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版），可以说是国内较早地系统研究禅宗尤其是早期禅宗的一部力著。作者立足于大量的第一手禅宗史料，特别是新发现的敦煌经卷，对禅宗东土五祖、东山法门、禅宗的初创与分化演变、南北禅宗对峙的形成以及江南牛头禅、神秀北宗禅和惠能南宗禅的特点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对禅宗的研究，过去往往是就禅宗论禅宗，使得研究不能深入。《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一书却另辟蹊径，把禅宗放到整个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进行考察与研究。佛教自传入我国以后，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作者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佛教的方术迷信化、儒学化和老庄玄化等三个方面，指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共存并进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物与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各有侧重。作者正是在佛教中国化过程这一大背景下，具体考察了禅学在中土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禅宗的理论渊源。最早来华传译禅经的是东汉末年的安世高，他传译的是小乘禅数之学，由于其中有些     

奥义书与佛教的发生

早期佛教的基本世界观,包括有为法与无为法、此岸与彼岸、生灭与涅槃的对待,都植根于奥义书的形上学;其人生观的悲观与出世取向,以及把解脱、系缚归因于觉悟和无明,也是沿袭了奥义书思想;佛教的业力轮回说与无我说,亦可视作对奥义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可能经过了数论的中介;故早期佛教的世界观是以奥义书思想为根源、基础的,但揉合了沙门思想的因素.而早期佛教的修道论,直接来源于印度的瑜伽学,后者来源于非雅利安的苦行实践,但被嫁接了奥义书的世界观和宗教理想,故佛教的修道论通过瑜伽间接受到奥义书的影响.     

禅宗的佛性论及其意义

中国禅宗对于整个佛教的贡献不仅仅是成佛的顿悟方法,而且是为这个方法寻找到了佛性论的根据,这就是在继承印度佛教佛性本寂的基础上,又强调了佛性本觉的思想,突出了佛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佛教的本体论和人生观统一起来,客观地诠释了佛性自觉、反省体悟和顿悟成佛这三者中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