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川儒者中井履轩对儒家祭礼功能的探求

德川中期的大阪儒者中井履轩关注儒家礼经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礼经的重新解读,认为儒家祭礼并不具有交接神灵的功能,只是祭祀者用以表达孝敬的人伦之情,因而只具有世俗性的伦理功能。履轩对儒家祭礼的重新诠释,不免减杀了儒家祭祀文化的宗教性意涵。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方面的反思:一方面,儒家祭礼保留了沟通人神的宗教性诉求,这使祭礼区别于其他世俗性人伦活动而构成了一套祭祀礼仪;另一方面,作为祭祀行为之基础的人神感格观念,赋予祭礼以道德性内涵,而人神感格观念又能突破"追养继孝"的世俗之情,从而使得祭祀礼仪的宗教性与伦理性发挥交互影响的作用。     

我国民间葬礼中的民间信仰

丧葬仪式是人生礼仪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丧葬习俗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糅合了许多新的特点。本文主要针对汉族的民间葬礼仪式,揭示现象背后隐含的民间信仰,认为其信仰大多呈现为佛教、道教、儒家及各种迷信观念的杂糅体。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明教契嵩与儒家四书

北宋高僧明教契嵩对儒家四书极为重视,透露出在理学酝酿和兴起之际儒佛关系的某些新动向。契嵩著《中庸解》五篇,将“中庸”解释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品格、一种高妙的人生境界,着重探讨了中庸与礼及人性的关系。契嵩研读儒家的经典和义理,主要是为了辅助佛教的弘扬和传播,从而促使儒家的学者理解和信仰佛教。其以儒家四书辅助佛教的思想特色在《辅教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反驳那些以韩愈为首的排佛学者,契嵩著《非韩子》三十篇,大量引用四书的话,对韩愈的名作“排佛论”进行了驳斥。契嵩的博学和智慧为佛教争得了一定的思想空间。其广引四书,对儒家四书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北宋礼学研究》

<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56千字。本书将北宋时期的儒家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将礼学与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联系起来,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对礼学与宋代儒学的发展作了综合的考察。书中重点研究了《周礼》     

儒佛政治伦理的冲突与融合——以沙门拜俗问题为中心

中国佛教徒曾经长期以"高尚其迹"相标榜,坚持出家不拜俗的印度传统.一些固守儒家传统的人士攻击佛教"无父无君",损害了封建纲常名教.从东晋至唐朝,朝廷举行了多次关于沙门拜俗的争论,其中以东晋成康、元兴、唐高宗龙朔二年的争论最为激烈.中国佛教僧人在元代彻底地改变了出家人不拜俗的戒条,接受了儒家忠孝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中国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佛教以出世的精神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伦理关怀,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民主精神和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宽容态度,体现了儒家的忠孝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现了佛教"契机契理"的圆融精神.     

《北宋礼学研究》出版

<正>刘丰著《北宋礼学研究》一书于2016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在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礼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以哲学思想分析为主线,并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研究,从而形成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意义,宋代新兴的理学与传统礼学     

唐代佛教官寺特殊功能研究

唐代曾在高宗乾封元年(666)、武周天授元年(690)、中宗神龙元年(705)和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先后四次诏令天下诸州统一设立佛教官寺。这些佛教官寺除具有弘法传教的宗教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普通寺院所不具备的四项特殊功能:政治象征与政治宣传、接待外国来华僧众与国内官客、承担国忌行香的国家礼仪、掌管地方僧政。这四项特殊功能均是由政治权力所赋予,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些特殊功能也成为唐代佛教官寺区别于其他普通寺院的主要特征。     

内圣外王新诠

传统的内圣外王应用于皇权时代的家族社会,在民权取代皇权,家族日益消亡的情况下,应以核心家庭伦理和规则伦理取代家族伦理,并建立不干涉政治的新儒教,此为儒家新内圣。新外王的民主政治以仁爱共识为基础,首先是天下主义;其次是平等自由主义。内圣外王依据人的不同能力,政治哲学依据人的理性能力,内圣之学依据人对德性天道的信仰。儒家内圣外王的新连接应该回到儒家的源头活水处,合孟荀,折衷于孔子,其思想结构就是:仁爱、平等、自由。     

传统家礼文化:载体、地位与价值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家礼是礼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狭义的"家礼"指家庭、家族或宗族用以维护内部秩序的礼仪规范和伦理观念。家礼文化指广义的"家礼",涵盖制度、器物、实践、观念等多个层面。家礼文化借助家礼典籍、私塾社学、家训规诫、家谱族谱、礼器服饰、传统建筑、家风传承等载体,实现其教化功能。传统家礼体现了中华民族家文化的独特气质与精神,是"礼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价值。借鉴传统家礼教化方式、路径,可以增进角色认知,涵养个人德性;吸收传统家礼伦理内涵有助于我们营造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称情立文"的制礼原则有助于促进社会礼仪文明进步。     

明体达用:儒家礼学的当代转换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儒家礼学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礼学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备受推崇,但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却饱受批评,在当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潮中也黯然退避。那么,儒家礼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它能否在经过转换后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制度建设提供一份资源这是儒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儒家礼学的“体”与“用”中国传统的礼涉及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礼教、礼仪、礼制、礼法、礼俗等多种提法,但从存在形态上看,主要可分为行为、制度…     

朱熹的佛教观 从以礼排佛到以佛兴礼

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有诸多相似、共通之处,佛教的传入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在宋代,通过佛教思想激活了儒家的心性思想和伦理体系,丰富、完善了其理论的思辨性和圆融性。朱熹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借鉴和转换来完善其礼学思想更是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一、由佛转儒,以礼排佛朱熹与佛教渊源甚深,其自幼与佛教就结下不解之缘。据有关文献记载,朱熹由佛转入儒的契机应是遇李侗之后。于此,他虽转向儒家思想,但其佛教思想的熏陶却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在其构建儒家思想的理学体系过程中,佛教的思想对朱熹启发很大,其理学思想必然带有明显的佛教思想的烙印。     

以造像记为对象的北朝佛教本土化考察

造像记是反映北朝佛教传播和发展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即以北朝造像记为对象,从其所涉及的福报内容和对象出发,考察了北朝佛教对中国本土神灵信仰和儒学伦理观念的接受,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佛教与王权的关系。     

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

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也就是皇权与神权的关系。我国自远古夏商周三代起直至清末为止一直被专制君主统治着,以君权至上为核心,使政治、伦理与宗教三者构成了一体化的国家体制。作者从这个观点出发,系统地、历史地分析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外来宗教与皇权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中国传统宗教中的天帝崇拜、三统的说教和谶语符命等等无不是为了证明君权神授和国运昌盛或转移的神话;道教在魏晋以后开始与统治阶级相妥协,臣服于皇权,道教自身的内容也相应地有了变化;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依附于统治阶级,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南北朝开始,统治者一方面大力扶持、奖掖和利用佛教,另一方面对佛教进行严密的防范和管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唐宋时期统治者一般采取怀柔、保护和扶持为主,限制为辅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到清朝时有了彻底的改变,这些改变也是为了巩固皇权的需要;对唐以后传入的景教、摩尼教、犹太教、天主教等一直采取宽容、保护、限制和同化的政策,但这都是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因之,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像西方那样的“权杖与皇冠”相斗争的事件。     

藏传佛教的祝颂祈祷礼仪

每个信仰宗教的人,都是通过祈祷来实现自己信仰的。祈祷既可以表达对佛、菩萨和护法等神的虔诚颂祝,也可以申诉自己的诉求而恳请神佛赐予佑护和救援。藏传佛教的祈祷礼仪恐怕是各类宗教中最为奇特和最为多彩的,其祈祷礼仪主要有：一、念诵六字真言。“嗅嘛呢叭咪晔”是藏传佛教最著名、最神圣而又最普通的祈祷咒语,来自印度梵文的音译,涵盖了大乘佛教的全部伦理观念和追求目标。其怫教含意为：懊,代表佛部心;嘛呢,代表宝部心;叭咪,代表莲花部心2眸,代表金刚部心。合佛教四部心而成为如莲花般清净不染的佛祖事业。如果按梵文含意…     

儒家和谐伦理的历史形态与现代启迪

传统儒家伦理的和谐性主要体现在仁爱原则以"推及"的方式贯穿始终,在由"家"到"国"的过程中,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使"家"的伦理规范自然过渡到"国"(民族)的伦理规范,达到了家、国之间的和谐统一.宋明时期更将仁爱扩展为"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使人的伦理意识由家庭、社会、自然一直推广到天地万物.这种伦理规律的和谐性、家庭观念的神圣性与仁爱原则的超越性对于建构现代和谐伦理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刍议佛教伦理三题

佛教伦理的佛性论为中国人的伦理自觉,即成就人格完善的人、平等与泛爱万物、利他与舍己等奠定了基础.善恶与因果报应,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个人造业,个人受报,保证了中国人在伦理道德上将自觉、自重和自愿相结合.成佛的伦理修持则成就了中国人在道德上的自觉、觉他与觉行圆满,它将佛教引向主体,完善人格,并成就了中国人的佛性.这是佛教伦理同中华传统的儒家、道家伦理所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基础的根本方面.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老僧已死成新塔——略论禅林僧塔之体制及其丧葬文化观念

本文旨在讨论佛教禅宗的建塔制度及其有关生死丧葬等文化观念。禅林之塔可分为祖塔和普同塔两种,前者为祖师个人入葬之塔,后者为众亡僧骨灰合葬之塔。普同塔之制体现了百丈清规蕴藏的众僧生死平等的精神,而祖塔之制在后世则受世俗皇权和儒家观念的影响日益等级化。禅林中两种丧葬观念的冲突,一边是精进修行的禅师对百丈怀海生死平等观念的守护与坚持,一边是热心宗教事务、扩充禅宗势力的禅师对世俗儒家等级丧葬制度的认同与仿效。     

佛教伦理中国化的方式与特色

佛教伦理中国化的方式与特色方立天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上是以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为基本形态,在政治上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在人伦上盛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突出嫡庶之分和长幼之序为特征的宗法制度。与这种封建社会相适应,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纲常名教,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就成为社会的伦理准则和伦理德目。印度佛教伦理反映了印度社会的人际关系,又以超越现实社会、追求精神解脱为目的。这种思想传入中国后,成为对儒家伦理观念传统文化思想、民族心理和民风习俗的巨大挑战,形成中国和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