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县档案》看清末“庙产兴学”与佛教团体的反应

庙产兴学运动是近代影响佛教发展的重要社会运动。本文以《巴县档案》为基本史料,选取巴县在清末执行庙产兴学政策为考察对象,对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诸多面相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从具体个案中分析、了解地方官员、寺僧及庙会首事的态度,以达到了解此一运动运行的实态之目的。     

庙产兴学:地方利益的再分配——以民初长沙陶公庙为例

陶公庙是长沙有名的民间庙宇,在当地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国初年,与大多数庙宇一样,陶公庙也经历了庙宇改建为学校的命运。不过,陶公庙的庙产危机并非源自学校,庙产兴学成为应对庙产危机的主要办法。陶公庙在遭遇庙产危机之时,将庙田收入划给梨江女校,保全了庙田的所有权。选择地方公立的梨江女校作为兴学对象,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为了保证地方利益不被"外人"均沾。陶公庙是长沙明道、万寿和龙喜三镇乡的"地方公产",而梨江女校是地方公立学校,将庙产收入充作梨江女校办学经费,实则是地方利益的重新分配。从地方脉络出发检讨陶公庙的庙产纠纷,会发现庙与学并非截然对立,国家通过庙产兴学达到挤压地方社会资源的目的也未完全实现。     

从清末庙产兴学看宗教的社会管理CSSCI

晚清中国社会存在多种宗教及民间信仰,均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方式产生社会影响,发挥社会作用,政府一般采取不多干预的政策。戊戌变法时期,庙产兴学运动兴起,后在张之洞《劝学篇》的提倡下得到一定发展。及至清末新政,清政府下令制定新的学制,无论是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还是1904年颁布《奏订学堂章程》,都有庙产兴学的相关规定。庙产兴学的过程伴随着清政府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打破了旧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引发若干社会问题,僧俗矛盾激增,地方民变毁学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性。1905年,清政府发布保护庙产的上谕,庙产兴学运动在官方层面上告一段落。     

"庙产兴学"运动及佛教界的回应

晚清之际，全国掀起了“庙产兴学”运动，特别是在1930年发表《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后，全国各地相继发生驱逐僧尼、没收寺产的重大事件，面对这种运动，佛教界也及时做出了回应，被动地去寻求各种保护，并向政府呐喊、吁请。与此同时，佛教界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开始积极、主动地对自身的不足与缺陷加以反思，进而大声激呼佛教的改革，最终催发了近代佛教的萌芽。     

试论清末民初(1895—1916)的佛教寺产所有权问题

在清末的庙产兴学运动中,社会各界对佛教财产的争夺一直非常激烈。辛亥革命后,在多种社会因素的推动下,袁世凯政府开始制定寺产所有权政策性,几经修改,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规。这些法规体现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吸收了地方政府和佛教社团的意见,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我国宗教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法律、私庙与官官相争:兰州朝元观庙产纷争案研究

私庙作为私产,并不适用于民国的各项庙产法律,也不接受政府监督,更不能成为庙产兴学的对象。但是,在政府和地方精英的主导下,作为兰州首富的水车园朝元观田地却逐渐由私产转化为了公产。对私庙和私产的侵夺,更赤裸裸地暴露了各级政府和社会精英觊觎庙产的偏向性态度,也从三级政府、两地士绅之间的明争暗斗中,进一步揭示了民国时期庙产纷争下的复杂社会面相和历史实态。     

太虚大师与祗洹精舍

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上奏朝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议为推进初等教育,解决教育经费之不足．将全国佛教寺院与道观的大部分改为学堂。此即著名的“庙产兴学”运动。“庙产兴学”的政策,对外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力,以图挽回江河日下的政局;对内是为了调和新旧思想,改造旧有的教育体系,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略论晚清佛教式微诸因

由于受历代统治者佛教政策的影响,晚清（1840—1911）统治者继续奉行自由放任的佛教政策;再加上佛教无论是在义学的研究、僧才的培养还是在丛林建设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致使佛教的处境已十分困顿。晚清社会的不安定及战乱的频仍更是雪上加霜,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基督教的传播和庙产兴学运动的兴起等现实的原因,传统佛教遭到了更大的挑战,几乎处于灭亡的边缘。     

试论文昌信仰袝祀明清庙学的社会场景北大核心SSCI

赵永翔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中撰文指出,明清时期,作为地方教化体系核心的州县庙学是由文庙与儒学结合而成的。到元代延佑三年,元廷诏令全国州县庙学兴建文昌阁,从而使文昌神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进入了庙学体系。然而,到了明清,文昌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再次被国家祀典接纳。但是,在地方庙学却依然大量存留了祭祀文昌神的祠阁,成为这一时期地方教化体系中的奇特现象。     

民国时期民间佛教信仰的失落——以新繁县周氏家族与僧法钲庙产纠纷案(1935-1939)为中心

民间佛教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然清末民初以降却日渐式微.本文以1935至1939年发生在四川新繁县一起复杂的庙产纠纷为中心,分析了民国时期佛教的普通信众、出家僧人以及代表国家的司法对佛教不尽相同的态度,对民间佛教信仰的失落尝试给予史学和社会学意义的解读,进而希冀对在社会变迁下的人民宗教信仰或宗教的生存样态有所展示.     

近代中国佛教兴学之缘起

清季佛门萎靡不振,在外且有庙产兴学压力。高僧大德试图改变旧有僧伽教育模式,仿效教外开办新式学堂来造就人才,扩大影响以培养慧命。不少佛教学务公所(1906年改名僧教育会)因缘而起,发挥组织作用,为后来全国性佛教团体的产生奠定     

从清末庙产兴学看宗教的社会管理

晚清中国社会存在多种宗教及民间信仰,均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方式产生社会影响,发挥社会作用,政府一般采取不多干预的政策。戊戌变法时期,庙产兴学运动兴起,后在张之洞《劝学篇》的提倡下得到一定发展。及至清末新政,清政府下令制定新的学制,无论是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还是1904年颁布《奏订学堂章程》,都有庙产兴学的相关规定。庙产兴学的过程伴随着清政府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打破了旧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引发若干社会问题,僧俗矛盾激增,地方民变毁学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性。1905年,清政府发布保护庙产的上谕,庙产兴学运动在官方层面上告一段落。     

泰山灵应宫:泰安城外古道院

正泰山有上中下三庙供奉碧霞元君,上庙为极顶碧霞祠,中庙为一天门红门宫西院,下庙为灵应宫。灵应宫是上、中、下三庙中规模最大者,历史上占地面积曾达70余亩。泰山灵应宫座落在泰安市泰城西南、蒿里山东。泰山有上中下三庙供奉碧霞元君,上庙为极顶碧霞祠,中庙为一天门红门宫西院,下庙为灵应宫。灵应宫是上、中、下三庙中规模最大者,历史     

论清初苏州的"哭庙案"

1661年3月1日,为抗议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苏州百余名秀才挺身而出,为民请愿.他们乘"哭庙"悼念顺治帝之际,组织领导了这场旨在反对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的群众运动.结果反贪未成,18名秀才反被诬为"抗粮谋反",在江宁惨遭处斩,这是当时震惊江南的一起冤案."哭庙案"是当时江南诸多社会矛盾尖锐冲突的结果,反映了清初苏州一代文人疾恶如仇、舍身取义的大无畏精神.     

皖北刘猛将军庙研究

皖北是中国古代蝗灾高发区黄淮海平原的一部分，蝗灾发生的频度较高。始于宋末、盛于明清，与蝗灾密切相关的刘猛将军庙在皖北分布广泛、均匀，且建庙时间相对集中，多在清雍正、乾隆时期。各志所载祭祀时间一致。皖北刘猛将军庙反映的某些情况，与陈正祥教授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差异。     

世纪之交的忧思──“庙产兴学”百年祭

1898年3月，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抛出《劝学篇》奏折，揭开厂中国政教关系史上臭名昭著的“庙产兴学”的序幕。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严峻现实下，满清王朝被西方列强逼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于是办洋务，开工矿，派留学生……值此百事更新之际，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有头脑者，却开出了一剂急功近利的“庙产兴学”药方，欲取宗教教团之产业，以充国民教育之经费。不管是出于善意的动机，还是出于混水摸鱼的险恶用心，庙产，似乎成了垂死孤老的一笔无主遗产，成为各种社会集团势力觊觎的目标。满清覆灭以后，袁世凯政府、北洋政府和国…     

从社学到社庙：明清时期泽州乡村文庙考论

山西泽州地区数量众多的乡村文庙,主要来源于元代修建的社学文馆。这些社学文馆普遍具有文教与祭孔的双重功能,其实质是一种“社学型文庙”。明代以后,泽州乡村的“社学型文庙”整体上趋于衰落,一部分逐渐演变为具有“春祈秋报”祭祀功能的“社庙型文庙”,主要采用供奉祭品、献演戏剧等礼仪实践。明清泽州乡村文庙从社学到社庙的演变过程,体现了儒家礼制的正统神圣符号在功能性整合的框架下与民间信仰传统及地方赛社习俗的持续互动与深度交融,以及国家礼制教化体系在地方社会“因俗而治”的适应逻辑与内在张力。     

论杨仁山居士对振兴晚清中国佛教的贡献

<正>从汉至清,中国佛教一路跌跌撞撞、兴衰起伏。到了晚清,又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低谷期。于大的环境来讲,列强环伺,国势颓危,朝野抱守“老大中国”思维定势闭关锁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大门之后才发现,原来天朝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已落后于世界。国运如此,佛教也气息奄奄：嘉道以来,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冲击甚重,恢复元气尚需时日;作为“兴学振国”的措施之一,“庙产兴学”成为一时风气,     

“社会所有”抑或“公产”:寺庙财产权属形态的历史考察

我国目前关于庙产的政策文件将其主要界定为"社会所有"。解决当前庙产权属难题的关键切入点就在于如何理解"社会所有"。自清末民初之庙产兴学,始有庙产的公共性与公产化问题。但彼时庙产的公共性具有多元含义,包括宗族之公、村社之公、行政之公、财团之公等。寺庙僧团的组织形式植根中国传统社会,深受宗法制影响,并形成以师徒传承为纽带的拟制宗族。庙产也与传统宗族财产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譬如特殊"共有"、限制处分等方面。我国现行政策对庙产"社会所有"的界定并非完全忽略法权概念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实是出于对传统庙产权利形态的历史尊重与现实考量,而这也正是未来立法调整寺庙财产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