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清与智旭对《中庸》的诠释

《中庸》不仅对儒家本身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对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同样深广。唐宋以来,佛教与儒道合流成为基本趋势。这一趋势在明代佛教发展中体现尤为充分。本文通过分析明末两大高僧德清及智旭对《中庸》思想的解读,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对明末佛教的影响以及明末佛教会通儒学的方式及特点。     

紫柏真可研究综述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1543-1601),在明末佛教复兴运动中举足轻重。紫柏法师名满天下,身边众多宰官居士。其佛学思想自成体系,影响了当时居士文人的修学理念,也影响了后世"人间佛教"的佛学理论。他一生致力于弘扬佛法,复兴寺庙,发起民间刊刻"方册藏",营救太守吴宝秀,后因受晚明党争牵连而圆寂。鉴于在佛学界和思想界的特殊的身份和不平常的社会经历,紫柏是明代佛教史、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也是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关注的对象。笔者纵观紫柏研究的文献资料,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简单的梳理、比较和述评。     

清代佛教的衰落与居士佛教的兴起

清代佛教是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共268年间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的佛教政策基本上延续明代,佛教宗派继承着明末的遗绪,净土成为各宗共修,念佛净土在社会上更加普及,间或有禅宗的显发。清代后期,国势衰落,在内忧外患之下,传统佛教日渐衰微。居士佛教的兴起则为积弊已久的     

论明代的度僧

明代建立了完密的度僧制度:禁止妇女出家,限定家庭出身以及本人身分,限定出家年龄,考试通经,限定全国僧人总数,度牒免费发放。明初多循制度僧;中期经常违制度僧,并大量鬻牒;后期主要鬻牒。明代度僧抑制了佛教势力,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及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有所限制的鬻牒,部分解决了军饷、赈济;大量度僧鬻牒,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起阻碍作用;私度盛行,买卖、伪造度牒成风,僧官借机营私舞弊;度僧对北京治安、物价也有很大影响。对佛教来说,明代度僧造就了庞大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繁盛;促进了诸宗融合,促成了赴应僧队伍专业化和壮大,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进程;导致佛学进一步衰微。     

试论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特点

峨眉山早期是道教尊奉的名山,后来成为普贤道场,并逐渐发展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在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明代是峨眉山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本文以明代峨眉山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四位著名高僧的事例为代表,分别从四个方面对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的特点进行了论述。     

晚明三大师与宁武佛教的殊胜因缘

宁武作为明代中国边塞佛教圣地,与明末高僧妙峰福登、紫柏真可、憨山德清三位大师结有殊胜善缘。以此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时值全面修复晋北名刹宁武延庆寺之百年难遇的机缘,宁武佛教中兴之日,当切切可期。     

一部明代佛教史研究的力作——读陈玉女先生的《明代的佛教与社会》

明代由于对佛教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致使佛教的发展大为衰退,特别是佛教义学,基本没有多大的发展。由此,学者们对明代佛教的研究,涉猎较少。最近,台湾学者陈玉女先生的《明代的佛教与社会》的出版(北     

明代汉传佛教的制度文献与寺院职事制度

明代汉传佛教的制度性文献有比较强的个体色彩,在文献数量上,也较宋元时期多,目前能找到的明代寺院制度文献有34部,且许多是收在寺志或某些语录中。这些文献是了解明代寺院制度及僧众社会生活的重要文本,对当时寺院的组织和运行来说,有象征和规范意义。与宋元清规相比,明代制度性文献愈发的具体化、法律化,实际也体现出明代汉传佛教在寺院制度建设方面,正逐渐放弃"清规"所带有的道德教化属性,更倾向于它们能更直观的发挥其法律意义上的威慑和制度性功能。     

明代佛教政策研究

明代佛教政策的制定,是明初"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一部分。佛教能够"阴诩王度",这是它得以在此以理学为意识形态的帝国里合法化的前提。明初诸帝对佛教虽然不乏个人兴趣,但他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主要基于功利主义立场,着眼于国家利益,对佛教虽有支持,更多则是限制。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成功程度不一。而其效果相互迭加、放大,严重削弱了佛教在制度、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自主性,最终对明代及此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朝汉人“诈冒”番僧现象探析

明代汉人假冒为番僧的现象比较普遍,不仅广泛存在于进贡番僧中,也出现于驻京的高阶品番僧中。从内在动因看,这是在进贡的丰厚回赐及贡僧商业活动的丰厚利润双层刺激下出现的现象。从外部条件看,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明朝中后期对西藏情况缺乏深入了解,以及沿边官员与假冒者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有密切关系。明代汉人假冒番僧的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汉喇嘛,他们成为民间佛事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同时,他们还在明末参与到明朝和蒙古贵族、后金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中,成为明末值得注意的政治力量。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     

心灵的转换:明代佛教寺院僧众心中的民间信仰——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

明代佛教方志是研究民间信仰佛教化的一个重要资料宝库。本文通过大量明代佛教方志的记载,探讨了明代寺院供奉民间俗神的种类、空间分布,分析了明代佛教寺院僧众从内心上接受民间俗神的真正原因。明代是民间信仰与中国佛教完全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段,对清代、民国以至现当代民间信仰与佛教寺院的关系都有深远的影响。     

憨山德清与蕅益智旭对《大学》的诠释

正明末时期,理学仍然作为官方的主流思想,基于现实的弘法需要,基于佛教圆融的特质,明末佛教吸收儒家精神,对儒家《论语》、《孟子》、《中庸》等大量经典进行诠释,并对宋明理学"格物致知"、"心统性情"、"致良知"等重要观念进行评介和论述。其中对《大学》也表现出极大关注,并以佛教精神诠释《大学》的内涵。本文拟以明末憨山德清与蕅益智旭两大高僧对《大学》的注释和诠解为例,具体、明晰地反映出明末佛教"以佛解儒",进而     

明代佛教陶瓷雕塑的美学特色

正在中华文化史上,儒释道融合在北宋时期大致成型,而到了明代以后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对于佛教而言,则表现为与世俗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这当然会改变对于佛教造像的审美意识。明代佛教陶瓷雕塑所呈现的美学特色就生动地反映了时代影响,表现出这种审美意识的变化。陶瓷雕塑是我国最早的传统工艺之一。据考古发现,陶瓷雕塑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出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制作技术不断完善,陶瓷雕塑的审美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到明代,     

明墓所见冥途路引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冥途路引较多的发现于江西、江苏等南方地区明代墓葬中,流行时间约在明中期弘治年间至明末,宗教属性可分为佛教类和道教类,同一宗教内依据不同的派别信仰又有不同的样式。总体上道教冥途路引应为模仿佛教西方公据路引而来,但现实依据都源自明代的官府路引。其版式多样,出土位置不尽相同,最为规范的用法应为一份纸质留存,另一份诵读后焚烧,文书与纸灰一式两份装袋随葬。至今民间丧葬活动中仍能看到,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梵净山弥勒道场《敕赐碑》研究

本文根据明代贵州发生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同时结合地方史志和碑刻文献,对梵净山《敕赐碑》进行了比较深入地考证和研究。本文指出:明代中后期梵净山地区发生一系列大规模苗民起义,促成了梵净山在嘉靖至万历年间的两次大规模重建。明王朝为稳定梵净山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剿,另一方面又在此大力推崇佛教,兴修庙宇,敕封加冕,藉以强化佛教对少数民族的教化功能。万历四十六年,明神宗任妙玄为钦命僧,重建梵净山金顶古寺,赐镇山之印,梵净山逐渐形成"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的格局。明代梵净山佛教的鼎盛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必然结果,为清代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敕赐碑》透露以上众多历史信息,是为梵净山镇山之宝。     

王阳明与蒲益:论晚明佛儒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晚明时代佛教义理全面中国化,阳明心学与其在义理、修持、道德观等方面多有互鉴之处.但王阳明与晚明四大高僧之一蕅益智旭二人之佛教观代表了佛儒二家思想旨趣之根本互异.阳明心学的开创与佛教心性论的发扬有直接关系,阳明心学的发展在对佛学义理进行摄取的同时.也刺激了明代佛学思想的发展.阳明心学与晚明佛教思想的关系是互动与共同发展.     

明代北宗禅僧对唯识学的弘扬北大核心CSSCI

北宗禅发展到明代,再次出现兴盛之势。北宗禅的重兴,一方面承继着“观心看净”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不断融摄相关思想来完善自身理论,其中唯识学便是明代北宗禅僧关注的重要思想。明代北宗禅僧对唯识学的关注,一方面表现在北宗禅僧与唯识学者的交流互动;另一方面,北宗禅僧如无迹正诲、了凡乘时等,其自身便是唯识学专家。明代北宗禅僧对唯识学的关注,既与明代佛教发展的大势相契,也与应对时代命题尤其是外来宗教的冲击与责难相关。     

从对“持名念佛,一心不乱”的诠释看莲池、蕅益净土观之差异北大核心

明朝末年,社会动荡,丛林内部危机四伏。湛然圆澄作为亲历者,在其著作《慨古录》中说：＂去古日远,丛林之规扫地尽矣,佛日将沉,僧宝殆灭,吾惧三武之祸,且起于今日也。＂湛然大师此语,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对当时佛教面临的情况有深刻的洞见。明末丛林,不仅内部弊病诸多,外部亦面临严重的挑战。首先是阳明心学、罗教及一贯道的发展,不断蚕食本属于佛教的范围。其次是国外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打着＂易佛补儒＂的旗号,与佛教相抗衡。     

明末佛教四大高僧慈悲思想的社会实践

慈悲思想是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慈善活动则是佛教徒基于这一思想的社会实践。明末四大高僧基于这一基本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实践，既包括宣扬慈悲思想、参加社会救济、从事公益活动，也包括参与政治、批判弊政、平息动乱、为民争利等。这些实践活动，既有利于拯救民众，也有利于晚明佛教的复兴，更是佛教积极入世思想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