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颜渊》“听讼”章新解

历代学者关于《论语·颜渊》"片言可以折狱者,由也与"以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注疏存在诸多分歧。结合春秋时期的狱讼实践以及孔子在其他场合的论说可知,"片言可以折狱"系孔子采用夸张的修辞手法赞扬子路断狱之能,大意为可以用三言两语裁决狱讼,解决纠纷;"必也使无讼乎"则意谓让人停止争讼,而非彻底消除狱讼之产生。     

上博简《君子为礼》首章所体现的仁、礼、义之关系——以《论语》"颜渊问仁"章为参照

<君子为礼>,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五册中的一篇,共16支简,前半部分内容主要是孔子与其弟子颜回的问答.其中第1、2支简文字连贯,无缺文,有完整的内容,我们权称之为首章.     

《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章辨析——《论语》及孔子思想研究之一

“克己复礼为仁”一章,是《论语》一书中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尤其表现在“克己”、“复礼”、“归仁”的训解上。但是,诸说多有不通,且有在逻辑上混乱之处。此章大意应该是：孔子说：“能够做到自己胜过自己,并且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依礼而行就是仁。如果有一天,人人都能自觉主动地‘克己复礼’,人人亦皆受惠其中,也就会出现‘天下’之人皆以仁为价值取向、并且身体力行于仁的效果。‘为仁’应当主动自觉地从我做起,难道指望从别人开始？”颜渊问于孔子：“请问为仁的具体条目。”孔子说：“视、听、言、动皆依礼而行。”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明,但是我会致力于老师所说的话。”     

早期中国文本诠释的折衷方式:以《论语》为例

本文基于文本诠释学(textual hermeneutics)的研究,旨在提出一个解读早期文本的新策略.文本意义一概念可鉴别两层不同的涵义:原先意义和历时意义.我主张原先意义和历时意义的区别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限制任性解读和无限度符号演绎(unlimited semiosis)的有用策略.从而进一步说明这类区别是一个诠释权宜之计(hemeneutical expedient),纵使文本的原先意义得以恢复,我们亦无法使这个复原的原先意义区别于文本的历时意义.这项研究虽然是以<论语>的解读为实例而展开,但所论述的原理可以推而广之应用于一系列类似的文本.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章文本辨析与训释商兑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章,传世及出土之《论语》各版本的文字歧异比较严重。尽管数处异文以通行本为优,然各本"民信之矣"中的"之"字当为"已"字之误,只有易"之"为"已",方可令全章豁然顺畅且前后照应。前修时贤围绕"子贡问政"章"足食"、"足兵"和"去食"、"去兵"的含义,"足食"、"足兵"与"民信"的关系,以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意蕴所阐发的见解,各有得失。这些见解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孔子答子贡问政的本意,是一种有益的借鉴。     

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以《论语·学而》四种诠释为例

朱熹的哲学与方法虽集中反映在倾其毕生精力的《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但欲真正了解《集注》的哲学与方法,则必须与《论孟精义》(以下简称《精义》)、《四书或问》(以下简称《或问》)和《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的相关部分对照着研读。本文试图通过此四种诠释,探讨其中所呈现的理念、标准和方法。然《四书》体大思精,难窥全豹。《论语集注·学而》题注:“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朱子全书》第6册,第67页。下引只注册数与页码)《语类》则讲:“今读《论语》,且熟读《学而…     

《论语》“子在齐闻《韶》”章的诠释史考察

《论语》"子在齐闻韶"章表述的是孔子与音乐交集的一个历史事件,历代学者围绕此章释义进行了多层面的思想对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认为孔子借闻《韶》忘味表达对天下无道的悲痛,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意识;程颐、朱熹等通过对孔子与《韶》乐关系的分析呈现了理学家所向往的圣人境界;而现代学者如钱穆、徐复观等人认为该章传达着儒家的艺术精神。本文通过对《论语》"子在齐闻《韶》"章的诠释史考察,揭示孔子"在齐闻《韶》"事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予的不同思想意蕴,最后落脚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艺术精神,借以深化对儒家与音乐关系的理解,领略经典在塑造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影响与现代意义。     

《论语》“五十以学《易》”章辨正

《论语》五十以学《易》章存在易和亦两种异文,作亦的异文晚出,与孔子思想存在矛盾,故当作易。此章是孔子在六十八岁以后所说的。此章中过通祸,意思是如果再年轻几岁,从五十岁开始研习《周易》,就不会遇到大的祸患。     

朱熹对《论语》“克己”的诠释: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

汉代以来,对《论语》克己的诠释甚多,包括胜己之私、约身、能己、责己等。朱熹承续扬雄胜己之私的诠释,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而这恰恰成为清代汉宋之争中汉学家批判的焦点。如果超越乾嘉学人专注语文之了解的立场,从理论之了解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朱熹为契合救治人心陷溺现实的时代需求,以其理学体系统领克己诠释,在诠释克己过程中建构和完善理学体系,这是朱熹克己诠释的创新之处,也是清代汉学家批驳朱熹克己诠释时未曾涉及和深入把握的层面。朱熹克己诠释树立了宋代理学驾驭和诠释经典文本的典范,揭示朱熹克己诠释的理学体系建构视角,对止息汉宋之争不无裨益。     

论孔子“仁”的特性及其对历史人物的评判问题——以《论语》“令尹子文三仕”章为例

本文以《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章为考察重点,首先对所关涉的关键语词进行重点训诂,继而通过查考和援引《左传》《国语》《史记》等传世文献对此章所缺失的语境加以明确化,对与此章相关的历史人物令尹子文和陈文子的形象加以具体化。基于儒家特有的"仁"的立场,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标准要高于史籍文献,虽对其有所肯定,但亦有批评与期待,这种立场也影响到了后世儒者。     

衍义体:经典诠释的新模式——以《大学衍义》为中心

"衍义"是一种解释行为,是指对文本及其意义的扩展、发挥,使之流传久远.所谓"衍义体",就是以真德秀<大学衍义>诠释体例作为典范的经典诠释方式.     

以《论语》为例,谈“离经还子”

作为先秦学派之一的儒家,曾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历了逐渐神化、至尊化的转型。而其学术著作如《论语》等作品,也随之历经"升子为经"的转变。时至今日,同样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学术争鸣的需要,又必须对儒学进行一些必要的切割、分离。这就需要去追本溯源,需要去探析儒学内部的子学因素及内在的诸子精神,使其及其学派典籍再次脱胎,恢复其原有面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纯地使其"离经还子",而是从更为科学而理性的角度,去把握经、子关系。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外在必然,更是学术本身生存的内在要求。     

论中国经典诠释的两个基型:直释与旁通--以《易经》的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有没有自己的特点?经作者研究之后,感觉到传统经学的实践中确实有直释与旁通两个基型, 可惜没有受到学者充分的注意。故本论文为了具体讨论起见,特别以《易经》的诠释为例,依以下各节:一、前言,二、对“中国经典诠释基型”的界定,三、《易》籍著作的诠释体式,四、直释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五、旁通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六、结论, 来论述。其中第四、五两节又各立细目,详细讨论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中国经典的诠释体式是依字-句-章-篇-卷逐次解释而成立低层的训诂、章句、注、笺、解、疏、说、传,甚至更有不泥于文句。而依义理而成立高层的释义、通释、通义,乃至最高层的哲理诠释。其诠释可归纳成两个基型,即依各经本身在历代表现出日新乎高明的直释诠释与依异经互释在后代表现出富有乎博大的旁通诠释。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此两型诠释之于经典正犹乾坤之于易,经典在诠释中表现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论语》“文献不足故也”考释 ——以甲、金文献等“献”用例为据

在甲骨文、金文中,"献"出现多达100余例,表示进献或祭品、祭器,没有"贤"义,也不见一例用于通假。由于"献祭"为当时普遍性的重要活动,"献"字成为那个时代最熟知的专有名词和动词,其意义和用法都趋于稳定,其地位已不允许随便借作他用;其他先秦传世文献也基本上不见"献"用于通假。"文献不足故也"之"文献"与甲金文字、先秦典籍中可见的"宝献""玉献""膳献"等用法类似,为"名词+献"结构,其中名词表示类属;"献"表示献品,引申为价值高贵者。孔子首创的"文献"一语,指可为进献、存于庙堂的典章简册,即可信、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意义沿用至今。郑玄注"献"犹"贤",于所在上下文不能解通,与"献"在甲金文字、先秦及历代文献中用例、语义均不相符,不可采信。     

未能安仁须学利仁 ——以朱子对“知者利仁”的诠释为中心

历来对知者利仁诠释的分歧都比较大,主要有借仁济私和以仁为利两种诠释。朱子认为利仁是指: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能行之。针对自以为达到安仁境界的狂妄者以及为一己之私而放弃仁义的假儒者,朱子认为只有做到利仁,坚持做克己复礼工夫,才能有望达到安仁境界。朱子主张未能安仁,须学利仁,对当今志于儒学的人来说应当有所启发。     

“辩证法”与现象学之争——重审德里达《声音与现象》中的现象学解构

对于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解构,本文尝试采取中间立场,力图揭示二人对现象学基本问题之理解的差异及差异的根源。德里达对胡塞尔理解的偏差表现为这几方面:首先,赋予口头表达以特殊地位,以至于把意识等同于"声音";其次,把含义引入符号的规定之中,导致了符号与客体、能指与所指的混淆;最后,轻视了滞留与再现作为两种意向性的根本差异,导致他不再坚持滞留与再现、意向与意志的严格区分。这些有意或无意的偏差,最终被揭示为德里达以所谓"原初辩证法"为出发点的结果。这说明德里迭自始就运思于现象学之外,也正是这种致思路径的分野最终决定了他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分道扬镳。     

朱子有关《论语》“三年无改”章诠释中的义理探究与经世关怀

正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历代学者常以诠释经典的方式,深入开掘经典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价值,承续历史传统,解答现实课题,以回应时代挑战。南宋的学术思想大家朱子,即将其思想创获,融入所编撰之《四书章句集注》,对此后历史,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论语》"三年无改"章,乃孔子对"观人"与"孝行"所作之议论。然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究竟为孔子所提出的一条普遍性的孝道原则,还是针对具     

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

学界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解读多从仁之名义、仁礼关系入手,朱子则基于工夫论立场对本章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阐发。朱子的工夫论诠释首先体现于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的曲折解读,导致后世议论纷纭;其次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作出了独特揭示。由此,朱子创造性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尤其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诱发了后世极多争议、误读。总之,朱子本章之解,体现了其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显现了经典诠释的工夫论目的和现实教化的使命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思想由依傍程门到走向独立的过程。这同时也启示我们,朱子"不用某底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之说,实为准确理解其思想之密钥。     

心安与身安——《论语》“宰我问三年之丧”章疏解

《论语》"宰我问三年之丧"章中安字出现五次,可分为两组:"女安"之安、"居处不安"之安。解释史上有两说:一、两组安字都指"心安";二、女安之安指"心安",居处不安之安指"身安"。但它们都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考虑的是第三种解释:两组安字都指"身安",且这是涵盖心安的整个人之安、身心一体之安。而"不安"有两层含义:不会"安"(未安)、会"不安"(不忍安、耻于安)。从身心一体之"身安"角度,可使对此章所说的"仁—礼"关系有一新的认知。     

“六艺之教”:马一浮《论语》诠释的教化维度

马一浮以“六艺论”自觉挺立了儒学的教化维度。马一浮非常重视《论语》,并将其置于“六艺之教”的观照下以显现“大义”。他认为《论语》处处都体现了“六艺”大旨：《论语》有“问仁”“问政”“问孝”三大问目,其中凡答问仁都是“‘诗’教”义,答问政都是“‘书’教”义,答问孝为“‘礼乐’教”义。又“‘易’教”是“礼乐教”之原,因而“‘礼乐’教”即蕴涵“‘易’教”;“‘春秋’教”是“‘诗’教”“‘书’教”之用,因而“‘诗’教”“‘书’教”中自然有“‘春秋’教”。这一诠释进路的意义在于：一是将《论语》融摄于“六艺之教”,继承并贯彻了儒学“教化”观念,使“六经”在儒学现代化这一学术视野中依然可以“在场”。二是重新绾合“六经”和《论语》在本源意义上的联系,为“六经”是孔子之教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