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对“担当”精神的消解

庄子对人的“担当”精神进行了消解。他通过“让天下”意象说明担当天下为人生之负累，境界超越的人并不愿意治理天下，放弃担当才是合乎大道的生存状态。他认为天下无需治，也不能治，否则只能事与愿违，越治越坏，并对忧患意识和以治国、平天下为担当的圣人做了批判。在庄子理想的“至德之世”中没有互助与担当的位置。庄子消解“担当”的观念植根于其所处的时代，与对“百家”之学的批判亦密切相关，其对“担当”精神的消解始终对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和警醒作用。     

公天下的隐没与忠君的凸显——唐《孝经注疏》的批判性考察

《孝经注疏》在唐代有着经典的地位，注、疏一体，共同构成了一部颁行天下的政治教科书。唐玄宗以至高无上的圣王姿态为《孝经》作注，因而《孝经注疏》也就体现出不同于儒者或经学家注疏的思想特色：一是引儒归道，尊道德而抑仁礼。玄宗《孝经序》与元行冲疏看似遵从郑玄，实则以道家无为改易儒家德礼之治，参照以玄宗《道德经》注疏即一目了然。二是摆落古礼，删削《孝经》所含公天下的政治精神。《孝经注疏》刻意排除旧注，对最能体现以孝治天下的三老五更之制弃而不言，体现出鲜明的尊君意识。三是强化尊君，从德礼之治滑落为律法之治。《孝经注疏》隐没《孝经》中作为行孝最高境界的“立身行道”之义，以遵守现世礼法为孝，强调“以顺移忠”的忠君之义。有鉴于此，宋世理学蔚兴，转而强调《大学》“修身”之义，于此可窥唐宋思想转折之一斑。     

《管子》中“王、霸”说的战国特征——兼论《管子》并非管仲遗著

《管子》书中有关“王、霸”之说的词语甚多,如“帝、王、霸”联提(《乘马》、《幼官》、《兵法》)、“王、霸”并提(《五辅》、《霸言》、《重今》等)、“王天下”(《形势》)、“争天下”(《霸言》)、“正天下”(《七法》)、“服天下”(《重令》),“制天下”(《事语》),从而“可以为天下王”(《轻重甲》、《戒》),称为“帝王”、“天子”(《枢言》、《五行》、《轻重己》)。如此等等,《管子》全书竟有数十处之多,我们概括称之为“王、霸”说的词语。这么多的“王、霸”,说词语,以科学态度研治《管子》全书,不能不实事求是地探讨其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     

伦理学说的重建与创新:《吕氏春秋》的“忠”与“诚”概念探析

本文经过《吕氏春秋》的“忠”和“诚”两个概念的内容以及在其论述中的角色之分析,欲论证《吕氏春秋》的作者(或编者)坚信“忠”“诚”等伦理价值的实践是为了建立治理天下的国家不可或缺之条件。具体而言,《吕氏春秋》的“忠”和“诚”论向战国中期后思想趋势提出以下三个观点:(1)更具备说服力的伦理学说之重建;(2)将“超乎地域性”和“非语言”涵义赋予伦理学说;(3)合乎伦理需求且实际可行的统治术之提出。在此我们能够确认《吕氏春秋》的伦理学说未必只是为了协助对秦王单方面有利的君臣关系建立来提出,也未必代表秦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情况。     

中庸之道：和谐通达之道

《中庸》作为儒家经典,其思想核心是“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理论主旨在于倡扬和追求方法与本体的圆融、人道与天道的贯通、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彰显的是和谐通达之道.     

公孙龙“离坚白”新解

公孙龙是战国中期以“离坚白”著称的名家代表人物。庄子称公孙龙“困百家之智,穷众口之辩”(《庄子·天下》)。《汉书·艺文志》注中引刘向别录说:当时有毛公者,“与公孙龙并游平原君家,亦论坚白同异,以为可以治天下。”然而,后有人认为公孙龙是“割裂各种感官之间以及感觉和理论思维之间的联系”,说他“否认各种感官的相互联系     

《大学》与《礼运》:政治伦理中的五常和谐

《大学》是民记冲的一篇，它着重阐述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儒家的政治伦理学。朱子说《大学》规定了“为学次第”，这是指《大学）｝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即“八条目”。《大学》的主题是宋儒所谓“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说，《大学》的理想就在于彰明至德，并运用崇高的德性去教化百姓和更新其品性，使其达到至善。因此，《大学）｝是教…     

论中国哲学没有“人类中心论”

目前学界主要依据三类命题判定中国哲学有“人类中心论”:一是“人为天下最灵”,二是“人最为天下贵”,三是“人者天地之心”。“人为天下最灵”的观念出现很早,《尚书·泰誓上》中就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的话。“人最为天下贵”的说法,更为常见。《孝经·圣治章》记孔子之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王制》更明确认定:“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东汉王充则从知识、智慧的角度立论,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人者天地之心”的说法,出现得最频繁。《礼记·礼运》最早提出…     

论黄宗羲的“治法”思想——以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为中心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在中国传统政治统治中，存在着君主掌控的立法权、官僚掌控的行政权和胥吏掌控的执法权相互钳制的混乱状态，此种状态是由不同利益群体间私意、私利的争斗所导致，其本质是“三代以下无法”。故而，黄宗羲设计出“治法”。此“法”是“治天下之具”,目的是限制一切的私意，实现其理想的“依法治国”。“治法”的主要内容是：把立法权交给学校，并由学校对行政权进行监督；把行政权交给官僚系统，并通过去除君主、裁并胥吏、专业分工来保障其运作的独立性。黄宗羲的“治法”思想反映出当时政治哲学思考的特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     

治国先治身

浅谈《管子》养生之道。《管子》对养生之道论述得十分精辟而透彻。在《中匡》中桓公问管仲国君怎样才能建立人民爱戴、邻国亲睦、天下信任的威信。管仲回答说：“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天下。”他把治身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治国,最终在治天下。这里讲出了身体是事业的根本,是创业的基础。接着桓公问怎样才是治身,对日：“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     

管子经济思想散论

管仲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中的《轻重》诸篇中。管予经济思想的特点是：重视人民普遍的生活需求,把国库存在的意义与人民的生活需求联系在一起考虑,对于暴富现象,他们认为是造成贫富不均的因素,国家的作用是要限制暴富,均衡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都与现代西方的经济观点接近。     

论《管子》“德”“法”并重的治世思想

《管子》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又推崇＂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的德教思想,而且二者相互为用,共同服务于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统治,表现出了齐法家学派独特的治国经民理论。     

王树楠对管子思想的解读和阐发

晚清时期,面对着中国社会的危机,管子思想倡导的富国强兵理念成为人们救时之良策。以王树楠为代表的晚清士人对管子思想进行重新进行解读和认知,在“尊王变法”、“商战攘夷”、“兴商富国”等方面赋予管子思想新时代的内涵。     

管子社会控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齐国法家及其代表论著《管子》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控制思想。《管子》一书在顺民心的前提下,主张运用法治制衡,培养民众礼节来进行社会的合理控制。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管子》所倡导的礼法结合的社会控制手段是最为有效完善的。《管子》从治国实践的角度认为,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对国家和百姓进行合理的控制安排,实现百姓安居,国家长治,在治国方略上就必须礼法并用,德法并举:一方面以法来维护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以"礼"来维护社会秩序。《管子》礼法并举的社会控制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减少社会道德失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及意义。     

清源正本：解析晁错《论贵粟疏》对《管子》的接受与承袭

晁错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论贵粟疏》是晁错在公元前168年向汉文帝上奏的一封书信,反映了他重农贵粟的政治主张。通过笺释解析发现,此文中的许多思想与观点均来自《管子》一书,体现了晁错对管子的接受与承袭,也可以看出法家学派的一脉相承以及管子在汉代产生的巨大影响。     

《管子》“廉”思想探析

《管子》借鉴吸收先哲思想中“廉”的智慧,并赋予它充沛的生命力。《管子》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使之成为立国的四大纲要之一。《管子》的“廉”思想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具体表现为：廉正为人、廉洁奉公、廉明治国。《管子》的“廉”思想在哲学、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均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     

孙诒让管子研究之特色与影响

道咸以来,考据学渐衰,《管子》研究也随之进入了平缓时期。生活于清末的学者孙诒让,在《管子》研究史上承前启后,乃清末考据学之杰出者。他的《札迻》引经据典,校勘辨疑,极有乾嘉之遗风。特别是其中的《管子》部分,充分体现其学术思想,无论内容还是特色,很有典型性。后世学者校读《管子》,多以不同版本对勘,再参以前人之成果,注重多重证据,就是受了孙诒让《管子》研究的影响。     

探《管子》对易学发展的贡献

《管子》吸取了以往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基本思想,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完善了阴阳五行说体系,阴阳与五行相结合是在四时观念系统中完成的,而《管子》就有非常大的贡献;《管子》中论述四时之象透露出二气消息不同状态与格局之信息,为汉代易“卦气说”奠定了基础;并且《管子》“精气说”为王充以后的“禀气说”产生重大影响。以上三个方面《管子》对易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管子》荣辱观的基本内涵和体系特征

《管子》社会伦理道德思想中蕴含有以"四维"为核心的丰富的荣辱思想,其基本内涵包括热爱祖国、爱民护民、重诚尚信、团结同德、节俭去奢、遵纪守法等方面。《法禁》篇也对《管子》荣辱观基本内涵有所折射。《管子》荣辱观带有鲜明的齐文化"经世致用"的理论色彩。     

柳宗元对《管子》四维论的解读

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治道思想的是《管子》。历代学者对其持肯定态度,但柳宗元却是例外。他以《管子》释义四维有误、“廉与耻,义之小节”“不得与义抗而为维”为由,论证四维论的提法不确切,进而得出“四维者非管子之言”的结论。实际上,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学究式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