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治世”“治心”“治天”的逻辑统一

在哲学理论上,王阳明以良知释知行本体,从知行合一走向致良知,同时将万物一体思想的根基诉诸致良知之学,即是说,他用致良知作为其心学思想之核心,通贯知行合一与万物一体。这种理论的架构及推演与王阳明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一体相连、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治天"的关键在于"治心""治世",其中"治世"又可以转化为"治心",由"治心"可以达到对自然、社会的治理。三者之中,"治心"是核心和主导。     

南大吉与王阳明——兼谈阳明心学对关学的影响

南大吉是明代中期关学学者之一。因王阳明曾为其座主故称门生,后与王阳明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关系,深受阳明心学之影响,其思想也从原来笃信程朱而转向阳明心学。其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以追求"道化"为理想境界,并特别告诫人们要警惕陷入"物化"之中。他不仅笃信"致良知"之学,且尽力在关中传播其学,此为"关中有王学之始",关学学术走向亦由此而发生了变化。     

从王阳明“精一之学”看其三教观的四个维度

王阳明曾经一再地把自己成熟时期的思想学说称为"精一之学"。从王阳明的"精一之学"的视角看其三教观所呈现的异端之辨、是非之辨、内外之辨、人己之辨等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具体展示了王学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及其精神旨趣。进一步而言,它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和本位意识,对文化的普遍性与个性及地方性的关系的思考,不但为王阳明自身解决了其以良知学范围三教、归宗于终极认同的"精一之学"这一至圣大全之学的合法性难题,而且也为从一般性的角度较好地处理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值得吸取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北方王门后学孟秋之良知学发微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孟秋主张现成良知之说,故工夫上简而不烦。依照阳明学的内在理路,梨洲此说甚确。然就其学说的整体而言,孟秋不仅学宗阳明,且回溯孔孟周程,提出了以"志仁"、"求仁"为宗旨而收摄良知之学于其内的独得之见。基于此种见解,本文对孟秋以成圣为目标的诸说展开分析,并着重对以此目标为导向而展开的含摄良知学于其中的本体和工夫论展开讨论,分析其良知学在体用一源的架构统摄下的丰富义理内蕴和工夫面相,以见其对阳明之良知说的继承和发展。     

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

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与朱子学主张的三教三道、"本天"与"本心"之分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道三教同出一源,三教一道,圣人既"本天"又"本心","本心"即是"本天"。儒家与佛老的差异不在以心为学,也不是认心为性,而是在于见道有偏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世与出世之分。"虚无"也并非佛老专属,圣人也讲"虚无","虚无"既是良知的本然状态,也是境界上的无执无着。王阳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异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以来理学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加深了儒佛道三教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     

论王阳明的良知说对佛理的融会

关于王阳明的良知说与佛教的因缘 ,国内外或是认为阳明对佛教的融通主要是对禅宗的融通 ,如侯外庐先生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日本久须本文雄先生撰述的《王阳明の禅的思想研究》 ;或是像曾其海先生的《天台佛学》一书所言 :天台宗对阳明良知说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本质的”① 。我们以为自唐宗密首倡教禅会通 ,宋元以降 ,禅教合流已是大势所趋 ,而阳明的良知说所韫的佛理也正是这种会通的产物。换言之 ,阳明良知说中所韫的佛理不是单纯的禅宗或天台宗抑或华严学所能涵盖的 ,它们是阳明会通禅教的结果。如阳明的良知本体论就是天台宗、华…     

取法程朱,辨乎阳明——吕柟的《孟子》学及其思想意义

吕柟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在理(性)气关系上,他反对张载、朱子的"理气为二",主张"性在气上求"的"理气非二"说;在"良知"上,他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过于浑沦和笼统,并以朱子的"知先行后"纠正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浩然之气"上,他认为这恰恰是孟子不及孔子处;在心性工夫上,他提出"收心之学,以仁为主",以求凸显仁学的本旨和地位。吕柟的《孟子》学折射出秉承张载关学重视践履、批驳阳明心学、羽翼、修正朱子学的诠释特质,有力推动张载关学、朱子学的深化与发展,对于探究张载关学、朱子学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义理再探

在王阳明思想学说自身的演变发展史上,"知行合一"是其在"龙场悟道"之后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早期表述形式。王阳明所倡的"知行合一"并不局限于一种"救时补偏"的应机说法,而是从正面论证德性意义上的"知"必然有充足的力量带来相应的道德行为,否则,分离的"知"与"行"将无关乎道德意涵。因此,它与"致良知"在义理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虽然"知行合一"这一表述因为不够圆通而被阳明后来放弃,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良知学中"致良知"、"见在良知"、"静坐工夫"等思想的内在关系。     

阳明后学伦理观的“良知”论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然被阳明后学的学者们广为解读并阐释,但依然是作为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伦理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这主要表现在:良知主体的先天性、良知即道德至善和作为是非判断的伦理准则而存在。阳明后学这一"良知"思想的伦理学属性,在确保了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之根后,还决定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工夫必须依良知而行,"良知"是道德主体之道德行为之所以发生和能否发生的主宰机制。     

“良知即是易”——试论王阳明的易学思想

王阳明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在语录和著述中提到《易》的地方也不多见,但是从阳明的人生经历中,却可以发现《易》对阳明良知思想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居夷处困中体悟易理,在人生抉择上实践易理,并提出了"良知即是易"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对阳明论易的梳理,阐明了《易》与阳明致良知之学的内在关联,为深入理解阳明学提供了一个易学的角度。     

周海门良知观辨析

周海门的良知观,从阳明而来又异于阳明,突出表现在:其一,无物而物在。将"无物"之说与《中庸》相联,良知之体被清晰地归合为"无"之深微本质,良知能量在对"无"的界说中得到进一步激发。其二,手持足行是道。在良知之体的观照下,良知之用从顾及整体规模细化为注重当下行为的道德呈现,并被赋予与良知同等的道德层级,良知"彻上彻下之道"得以贯彻。其三,自我现成。自我与良知糅合为一,现实自我以更为张扬的方式取得了与良知同等的至上性和圆满性,良知主体因自我呈发的力量被极力振拔。这种良知观,与海门对良知本体地位的一再强调有关,它在思想定位、核心构成和作用流行等方面,与阳明之学的基本方向相符,我们仍可将之视为阳明之学在晚明的进一步发展。     

再论阳明学中良知的道德自身意识问题——以耿宁对王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划分为中心

在耿宁对王阳明良知思想的诠释中,道德自身意识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围绕这一概念,可以发现耿宁的诠释与阳明的良知学说之间存在着一些思路上的差异,具体体现在耿宁对自然、本体和本能三个概念的诠释之上.通过对这一思路差异的揭示,可以进一步分析耿宁的诠释与阳明学对道德问题的两点方向性不同,也即耿宁的诠释独有的特色:由道德呈报主体;自然的非道德性、反道德性.     

从良知学到《孝经》学——阳明心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王阳明思想中,良知与孝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孝仅仅是良知发用中之一事。由于王阳明良知学是从对《大学》的诠释中拈出,故随着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学便将《孝经》纳入了良知学的体系内,以《孝经》来解释《大学》,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印证良知之说。至罗汝芳而提出以孝弟证成良知,以孝弟为良知本体,故以良知学注解《孝经》便成为必然,虞淳熙的《孝经迩言》就是晚明时期以良知学注解《孝经》的典范之作。     

阳明心学是先秦儒学合乎逻辑的发展

众所周知，王阳明自己十分自信的学问就是致良知之学，虽千经万典莫逃焉。但是在笔者看来，鉴于明朝中后期的特殊环境，王阳明还有没说透的话，那就是他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切理论环节，全部走的都是一条从心性到政治的路。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有对社会现实、皇帝以及官僚集团的批判。这种路数与孔、曾、思、孟完全是一致的，与儒家经典《尚书·尧典》、郭店简《唐虞之道》所展现出来的政治理想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阳明心学是对中华文化真正的追随，是中华文化合符逻辑的发展。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九华悟道——论王阳明“致良知”的时间和机缘

"致良知"是王阳明晚年为学宗旨。对于"致良知"的时间和机缘,学界只是笼统地声称其酝酿生成于宸濠、忠泰之变时期。通过对第一手资料——《江西诗》的爬梳和细读,我们发现"致良知"酝酿成熟于阳明第二次游历九华山期间。我们把阳明九华"致良知"之悟凝练为"九华悟道"。本文首先考证阳明九华之旅的次数和时间,指出阳明第二次游历九华山是在正德十五年三月,而非该年正月。正月,阳明只是在江上遥望九华。其次,通过对九华之旅前后诗歌主题和基调的对比,揭示在此次之旅中阳明已从宸濠、忠泰之变的灰暗心境突围而出,为"致良知"的成熟提供了条件。最后,通过细读阳明九华之旅留下的诗歌,我们发现九华的神奇给予阳明以深邃的启悟,神秘的体验赋予他极度的自信。"致良知"思想最终成熟。     

李二曲良知论研究——以《四书反身录》为主要文献基础的考察

二曲之学本于阳明,其良知论不仅立足于儒学道体、性体、心体名异实同的思维理路提出"良知即良心也,一点良心便是性"的命题,也侧重从阳明学注重道德本心的角度揭示"良知即明德","良知之外再无知","真知"与"闻见择识"、"外来填塞之知"的联系与区别。二曲强调"学贵敦本"和对良知本体的描绘,凸显了与宋明儒重视以"体认"为主要特征的理论路径的不同,并以学道原为"了心"、"放心"、"养心"作为其良知论的理论归宿,典型地展示了清初之际儒者对阳明心学的理解与继承。     

融摄与会通——与佛教交涉中生成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在与佛教的交涉中充分吸收、融摄佛理，会通儒释，建构起新的心学体系。阳明的心本论与佛学的心本论思维、心如虚空、含容万物、无相无住、心性本觉、“寂知”等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王阳明对禅定较为熟谙，曾亲历从澄心静虑到明心见性的过程，龙场悟道与这种体验紧密相关。阳明提出良知毋需外求，应以良知而非圣人经典为是非的标准，这种思想与佛教反对外在权威的思想具有一致性。阳明转化佛教顿悟渐修的哲理，强调悟后仍当起修，同时还认为致良知工夫无有穷已。阳明还吸纳佛门的无相无住思想，构建了良知境界。     

从朱王"新"、"亲"之辨看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朱熹和王阳明就"大学之道在亲民"的"亲"字进行了各自的阐释.朱熹强调的是对民众的教化,"亲"应作"新";而王阳明强调不仅要对民众进行"教",更要对民众的生计给予关怀.注重从物质上对民众进行"养","亲"不能只解释为"新".王阳明从良知出发,认为明德、亲民是体与用的关系,政不亲民则明德不明.因此,王阳明在治世中表现出了重教、贵生、富民的爱民情怀.但是由于王阳明的政治立场的限制,他的"亲民"思想并不彻底,不可能在为政活动中一以贯之地践行.     

王阳明“夜气”解

王阳明传世文献中,数处提及"夜气"。此词盖肇端于孟子,经程颐注意,后朱子师生屡相讨论,王阳明更有发挥。后世传播,"夜气"虽不如"良知"为众所晓,然自成脉络,是孟子、朱子、阳明等皆有领会处。今藉阳明"夜气"解,疏通其义,并论心性学之特点在于对文字进行身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