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正确的推理?

我正在讲授《普通逻辑》。使用的教材是上海版《普通逻辑》(修订本)。另外,还参阅一本与教材配套的《普通逻辑》教学参考书(修订本)。参考书第180页上说,正确的推理(即合乎逻辑的推理)需要具有哪些条件?这个问题是教学重点之一。但是,教材上并没有直接讲“什么是正确的推理?”而在第139页上讲:要使推理有逻辑性,推理过程必须遵守推理规则。违反了推理规则,推理就没     

“正确推理”应该定义为“形式正确的推理”

1992年第6期《逻辑与语言学习》上发表了张力同志的《什么是正确的推理?》的问题求解。提出了“所有形式正确的推理都是正确的推理呢?还是有些形式正确的推理是正确的推理呢?”的问题。问题的实质是:“前提真实”是不是正确推理的必要条件?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应该给“正确推理”下一个狭义的定义(正确推理是形式正确并且前提真实的推理)呢?还是应该给“正确推理”下一个广义的定义(正确推理是形式正确的推理)呢? 我同意《普通逻辑》教学参考书(修订本)的观点:“正确推理”应当理解为形式正确的推理。我赞成“形式正确前提虚假的推理仍然是正确的推理”。有人引用恩格斯的话:“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     

逻辑练习题答案中的逻辑错误

上海版《普通逻辑》(修订本)第319页上有如下一道练习题: 以E判断为大前提,以I判断为小前提进行三段论推理,结论应该是什么判断?为什么? 《<普通逻辑>教学参考书》(修订本)第404页的答案是: 结论应该是O判断。因为前提中有一个是否定的,结论一定是否定的;又因为前提中有一个特称的,结论应该是特称的。所以结论是O判断。对于以上的答案,我提出以下质疑: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解题思路,将上述练习题改成: 以I判断为大前提,以E判断为小前提进行三段论推理。结论应该是什么判断?为     

如何走出换质法、换质位法的误区?——兼答夏年喜同志

去年,邢运中同志发现了诸如“正方形不是等边三角形;所以,正方形是非等边三角形”这类符合现行规则(“结论中的谓项是前提中谓项的矛盾概念”),却又得不出正确结论的直接推理方面的几个实例。(见本刊1990年第一期27页) 今年,夏年喜同志又发现:由“一切生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推出’有些非生物是不发展变化的”,前提真实且推理形式正确(SAP→SEP→PES→PAS→SIP),得出的却是假结论。为此发问:“是这一推理不属于演绎推理?还是演绎推理并非当其前提真实且推理形式正确时,结论一定真实可靠呢?”(见(《逻辑与语言学习》,1991年第2期第24页) (注:这个问题,苏越主编的《现代逻辑推理技法》中已涉及到,并作出了答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6     

这是一个不相容选言判断吗?

《普通逻辑》(《普通逻辑》编写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中有一道习题:“‘一份统计材料有错误,或者是计算有错误。或者是原始材料有错误,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请问:上述判断是什么判断?又问:如果以此为大前提,并加上小前提‘这份统计材料是计算有错误’,能否得出必然性的结论?为什么?”(见该书296页)。《<普通逻辑>教学参考书》(吴家国主编,上     

二难推理的迷惑

本刊1990第2期发表了求是同志的长文《二难推理必须“二难”》(以下简称《二难》)。该文多次引用拙著,意在匡正。但其基本论点,我碍难赞同。二难推理一般的定义是:“一种特殊的有两个假言前提和一个选言前提的推理”。(金岳霖:《形式逻辑》,第194页)当然这不能算是严格的定义,因为它至少有两点不明确之处:一、何谓“特别”?二、二难推理是否都有效?鄙意要严格定义二难推理,就应当列出它的所有形式。那么,具有何种形     

对一道选言判断练习题的分析

《普通逻辑》(《普通逻辑》编写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中有这样一道练习题,“‘一份统计材料有错误,或者是计算有错误,或者是原始材料有错误,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请问;上述判断是什么选言判断?”(见该书第296页) 该书的教学参考书认为这个判断是不相容的选言判断,但没加分析。对这个参考答案,有的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它是相容的选言判断.(参看《逻辑与语言学习》1985年第4期,第16     

浅议“定义”的定义

目前国内出版的许多版本的逻辑教科书,在谈到什么是“定义”时,都认为: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例如: “定义是通过一个概念明确另一个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形式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定义是揭示概念的内涵的逻辑方法”(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定义就是明确概念内涵的方法”(诸葛殷同等《形式逻辑原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对《辩证逻辑究竟是不是逻辑?》的答复

读过诸葛殷同同志的《辩证逻辑究竟是不是逻辑?》一文(载《哲学动态》1991年5期,以下简称“诸葛文”)后,我对该文就《辩证逻辑教程》一书(以下简称“教程”)的批评有不同意见。现将有些意见简述如下: 1 “诸葛文”认为:“逻辑仅仅是思维形式学”,并且思维形式又仅为命题形式与推理形式。据此,它批评“教程”说:“‘教程’正文共分三编。第一编‘辩证思维规律,第二编辩证思维方法,都没有讨论思维形式,与逻辑无涉。”我们认为,根据这种说法,岂不是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中有关矛盾律、排中律的论述也与逻辑无涉了吗?亚里斯多德的《范畴篇》、现行逻辑著作中有关概念、假说以及寻求因果关系乃至论证的内容,岂不都要排除于逻辑科学之外吗?更有甚者,按照这种观点,我国古代岂不是就很难找到逻辑著作了吗?这难道不是十分荒唐的吗?     

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推理论(上)

中国古代的逻辑家把推理(包括论证)叫做“说”。他们对于“说”即推理论证的实质、作用、原理和方式等都有深刻的论述。一、说的实质和作用。《经上》说:“说。所以明也。”《小取》说:“以说出故。”“说”的原意是说明、解说。作为思维形式的“说”的实质,在于揭示一个“辞”(结论或论题)所以成立的理由,即确立结论对前提,或论题对论据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是事物因果联系的反映。事物的“故”(原因)是必然引起另一现象的现象。《经说上》说:“故     

是选言判断还是联言判断

一些比较通行的逻辑读物在讨论相容的选言判断时,举出毛泽东同志《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的下列语句为例: ①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形式逻辑》修订本第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普通逻辑》一九八二年版第76     

西方逻辑史语言逻辑思想概观(三)

谈到中世纪的逻辑学,日本学者山下正男曾指出:“中世纪逻辑学,正象所说的语言逻辑那样,是以声音标准、音标文字的标准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末木刚博等:《现代逻辑学》第171页)他同时还指出:“中世纪逻辑学就是以圣书中使用的希腊语、拉丁语等自然语言为对象的逻辑学。”(同上书第156页)这些评价是否合适?我们     

投足为何不可报国?

由思微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修订本)的《形式逻辑漫谈》一书,在谈到“小词不当周延”的错误时,以“投足焉可报国”为标题,举出这样一个实例: “四十多年前,有一位游欧的杨漫华女士听见比利时女人说中国女人缠足,立即伸出自己没有缠过的足脚,使她们哑口无言。”《形式逻辑漫谈》编著者(下简称“编著者”)认为“杨女士的逻辑是: 我是中国女人;(小前提) 我没有缠足;(大前提) 中国女人都没有缠足。”(结论) 于是断定“杨女士”“这个推理违反了直言推理的规则,犯了“小词不当周延的错误”。     

培育“四有”新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提高人的素质

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即是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培育“四有”新人;而马克思则认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四有”新人与人的“全面     

逻辑与语言病院

是“思想形式”还是“思维形式”? 我认为把“思维”和“思想”区别开来,指出逻辑学是研究“思想形式”而不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科学才是正确的。……我认为(判断)应该改为下述定义:判断是反映认识对象之间联系情况的思维形式(态)。《哲学研究》1982年第2期《注意逻辑理论的准确性》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先认为逻辑学是     

正确认识个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承认不承认个性?承认不承认个性的发展?回答是肯定的。《共产党宣言》里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第1卷第273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指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恩全集》第23卷第649页),还指出真     

兰段论的第一条规则应当取消——从一道法制知识竞赛题谈起

一道法制知识竞赛题引起了我对直言三段论的第一条规则的再思考。我认为这条规则是不必要的,应当取消。现在就从一道法制知识竞赛题谈起。《民主与法制》杂志1984年第9期上刊登了“法制知识学习竞赛活动”的第一批试题,其中有这样一道题:“Z18、某公诉人在法庭辩论时说:‘被告将这位运动员打成终身残废,使他必须拄着拐杖生活,怎能说不是毁人容貌致人重伤呢?’其推理犯了四概念的逻辑错误,违背同一律。”这是一道判断题,只要判明正确不正确就行了。《民主与法制》1985年第2期第8页上刊登了“法制知识学习竞赛”试题答案,对这道题的答案是,“Z18正”。     

《二难推理的迷惑》中的迷惑——再谈二难推理必须二难

本刊1990年第6期上发表了《二难推理的迷惑》一文(以下简称《迷惑》)。该文指出我文中有五个误点,并形成了一个误区。首先,《迷惑》指出金岳霖先生定义的二难推理不够严格。他说:“要严格定义二难推理,就应当引出它的所有形式。那么,具有何种形式的推理是     

普遍伦理学的出发点：自由个体还是关系角色?

①见朱熹集注本《孟子·万章章句上》。 ①《圣经·马太福音》10:35-37。 ②《圣经·马太福音》22:37-40 ①《论语·子路》,朱熹《论语集注》卷七 ②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修订本,第一册,第132页 ③有学者认为,“如果从深度伦理学上来看,……孔子的直德亦有其根据。”也就是说,有一种深度伦理学,从这种深度伦理学出发,不管父子干什么罪恶勾当,他们互隐都是合理的。(参见《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10期。)普遍伦理学的出发点:自由个体还是关系角色?@黄裕生$中国社…     

演绎推理可以从已知推出未知

“形式逻辑首先也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32页)形式逻辑能从已知进到未知,这是恩格斯肯定了的。那么形式逻辑中的演绎推理,能否获得新知识,由已知进到未知? 有人认为,“凡人皆有死,张三是人,故张三亦有死。这里凡人皆有死的前提既已逻辑地包含张三亦有死的结论,请问这论式……对张三究竟增加了什么说明或解释?答曰:没有增加丝毫。”(《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第55页)还有人说,上面的那个三段论,不过是把前提中所说的东西,在结论中“缩小范围再讲一遍,毫无新意”。我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