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坛

<正> 孔庙大成殿前的杏坛,是一个形式奇特,寓意深远的建筑。“杏坛”最早见于《庄子·渔父篇》:“孔子游乎缁帷之林,坐休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但原址在何处,任何书上也未见记载。据载孔子故宅西面不远的地方曾有孔子的教授堂。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皇帝至孔子故里朝圣时,曾在此处驻跸,后世遂以此处为殿(最初称“文宣王殿”,宋徽宗时改名“大成殿”)。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因扩大庙制,拓宽庙庭,将此殿拆去,向北移至讲堂旧址,重建为正殿。而将所遗旧基改筑成砖坛,周围环植杏树,称为杏坛。金明昌年间,在坛上加建了一座单檐歇山亭     

李栗谷《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纠错

李栗谷的《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存在严重错误。在"说"中对人心的规定是有善有恶,而"图"中人心的指向仅仅为恶;在"说"中对四端的规定是道心及人心之善,而"图"中四端仅指道心而未涵盖人心之善。于是,"图"与"说"就存在严重冲突。其实,"图"对人心的描述属于栗谷人心道心思想的前说,而"说"对人心的看法则属于其人心道心思想的后说。导致"图"存在错误的原因,可以区分为非学术原因与学术原因。"图"之错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因而不应轻视。应该在"图"中的"人心"一词与"善"一词之间加上一条直线,从而既明确了人心有善有恶,又说明了四端涵盖道心及人心之善。一旦这样修改,就消除了"图"与"说"之间的不一致。     

李栗谷《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纠错北大核心CSSCISSCI

李栗谷的《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存在严重错误。在"说"中对人心的规定是有善有恶,而"图"中人心的指向仅仅为恶;在"说"中对四端的规定是道心及人心之善,而"图"中四端仅指道心而未涵盖人心之善。于是,"图"与"说"就存在严重冲突。其实,"图"对人心的描述属于栗谷人心道心思想的前说,而"说"对人心的看法则属于其人心道心思想的后说。导致"图"存在错误的原因,可以区分为非学术原因与学术原因。"图"之错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因而不应轻视。应该在"图"中的"人心"一词与"善"一词之间加上一条直线,从而既明确了人心有善有恶,又说明了四端涵盖道心及人心之善。一旦这样修改,就消除了"图"与"说"之间的不一致。     

性恶、情恶抑或心恶？——从荀子论“质具”与“心性”问题说起

荀子虽主"人之性恶",但又谓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在哲学史上,学者对此"质具"与"心性"的关系曾有"质具"属性说、"质具"与"性恶"矛盾说、"质具"属心说以及"质具"属心又属性说等几种不同的形态;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以"质具"问题为线索,则在历史上又演化出"性恶论"、"情恶论"(性朴论)和"心恶论"等不同的说法。荀子言性恶之目的原不在讨论"自然之恶",而在说明道德之恶,但道德之恶预设了责任概念,而责任概念又预设了选择自由。若谓在荀子那里,"质具"乃是人成就德行的主观根据,而这个意义上的"质具"乃从"天君"之心上来理解,那么,此心便有理由为"恶"承担责任,如是,"心恶说"在理论上便有其成立的根据。     

大地上的智慧树

银杏是与我们人类血脉相连的一种树。银杏又被称为公孙树,意思是说阿公种的银杏,须到孙辈手里方才开花结果。郭沫若尊其为"中国的国树"、"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银杏是植物界的老祖宗,已有三亿年的历史。在新生代第四纪冰川运动时,许多物种遭受天灾灭绝了,银杏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宋代时,中国的     

“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

汉语言文字造字之法,呈现出重直观、重开放、重共享之特点。公共性乃阐释的本质特征,此为重要根据之一。"阐释"之"阐"与"诠释"之"诠",各有极为深厚的哲学和历史渊源。"阐"之公开性、公共性,其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之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释学前沿之光。"诠"之实、"诠"之细、"诠"之全与证,其面向事物本身,坚守由训而义与意,散发着民族求实精神之光。中国古代的阐释路线,一条重训诂之"诠",一条重意旨之"阐"。两者各有其长,互容互合。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照、选择、确义,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可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     

京氏易学“纳甲”说再探

"纳甲"说是京氏易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早在《周易》古经成篇时已将部分干支纳入经文及占筮之中,"甲"日与"庚"日在古代是十分重要的日子。京房"纳甲"说与先秦时即已存在的"五音六属"及"纳音五行"说等有内在的联系,而"五音六属"说与"五官六府"说又密不可分,从而说明京氏"纳甲"说有极早之渊源。京氏"纳甲"说与其"八卦卦气"说中"应在其冲"的观念亦不无关联。《易纬·乾凿度》中的"乾坤贞辰图"、郑玄的"爻辰"说及魏伯阳和虞翻所主张的"月体纳甲"说与京房的"纳甲"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较大区别。京房的《易》阴阳系统强调的是一种时空一体、天人一体的观念,而主要不是用来解经,后儒据"纳甲"说等解释《周易》经文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从而导致许多牵强附会之释。     

儒家“生生”义考

创生的概念是汉语"生"字最重要的意项之一。最初,华夏先民用作为超越主体的"帝"来解释宇宙的创生,并始终认为这一超越主体造物的秘密对人而言是开放的。先秦儒家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其"生生"之说,强调天之生物的全部道理都在宇宙万物日新又新的不断新生之中。在后来儒学的发展中,对"生生"这一概念的理解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这一气化流行的角度来理解"生生"。这一理解最初多见于道家文献之中,秦汉之际广为流行,为儒家所吸收,而集大成于董仲舒。另一思路是通过人的道德本心之觉润说"生生",强调人先天有一超越之心,能够体天地万物而感其真,此心之伸展、觉润,便赋予万物以生意,心之生生无穷,便是天之生生不息。这一理解历史悠久,发端于先秦,至宋代而大兴。相比于由气之相生解生生,这一思路能够更有效地说明存在与道德的必然性,堪为儒学之正宗。     

从出土文献看京房“六十律”及“纳甲”说之渊源

西汉著名的象数易学家京房以"言灾异"著称,其说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京氏易学也因之与当时共同立于学官的施雠、孟喜、梁丘贺之易学传统有明显的区别。"纳甲"说与"六十律"说是京氏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以往学术界对京房"纳甲"及"六十律"说之渊源无法给予明确的判定。近几十年来出土的与《日书》相关的资料,特别是清华简《筮法》中的相关内容,为我们厘清京氏二说之渊源提供了结实的证据。据以上资料可推知,与京氏"纳甲"说密切相关的"五音六属"说在战国初期甚至更早就已经形成,而与其"六十律"说密切相关的"六十甲子纳音"系统的形成应该不会早于战国之初。这些内容在西汉初期至中期一直在民间流传,直到"灾异"说受到重视,京房易学成为官学之后才被官方接受并公开流传。     

郑玄“转纬为说”考

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     

《论语》“性与天道”章疏证

对《论语.公冶长》篇"性与天道"一章的诠释,历来注解者有众多不同观点、不同层次的讨论。其中所含问题有三:其一,"言"、"与"二字的词性问题,有视"言"为动词、"与"为连词者,有视"言"为名词、"与"为动词者;其二,文章与性、天道之关系问题,有视其为二者,有视其为一者,亦有视其为一而二、二而一者;其三,夫子是否言过性与天道,子贡是否闻过性与天道?其解说更为复杂,不仅有言与不言之分别,亦有听闻与不听闻、得闻与不得闻之争议。     

基于“位”范畴的“白马非马”论

先秦逻辑研究有"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现代主义’"与"了解之同情"两种范式,作为前种范式之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为符号学、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领域;后种范式基于文本与文本时代特征衍生出文本义理,归为历史学(如中国逻辑史等)领域。"‘白马非马’论证"研究也不例外,有"白马非马"论证兼名说、复合名词说、形式化理论说、诡辩说、任意对象理论说等,也有"唯谓"说、"物–物指"说等。本文提出了"唯位"说,即"白马非马"命题提出的理论根据是"位其所位",这里涉及"物、实、指、名、位、谓"诸范畴;并进而论证《公孙龙子》逻辑理论篇为《名实论》与《指物论》,其中《指物论》补充《名实论》里的"物"与"指"关系,例证篇为《白马论》、《通变论》、《坚白论》,其中《通变论》与《坚白论》完善《白马论》中的"白马非马"例证,得出"白马非马"论证是先秦思想孕育出的一种逻辑。     

朱子文献中的“太极说”所指考论

在朱子的文献中,"太极说"一词的使用较为含混,其具体所指有四:其一,是指朱子自己所作的《太极解义》;其二,是指《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中所收录的《太极说》一文;其三,是指张栻所作的《太极图说解义》;其四,是指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此外,在张栻、吕祖谦、汪应辰等人与朱子之间的书信中,也有把他们对于周敦颐作品的注释之作笼统称为"太极说"或是"太极解"的例子。我们认为,朱子等人对于"太极说"的这种含混用法,只是一种"方便之举",而他们后来在刊刻其相关的著作时,则又为其取了不同的名称,以示区别。     

从理学思想看“用笔千古不易”一说

对于"用笔千古不易"一说,历来有不同的理解,而大多仅在"用笔"之"易"与否展开探讨,少数从赵氏之书学思想探讨其"用笔"的真正含义并分析是否不变。文章通过考察理学对元代书法批评之风的影响,认为赵氏"用笔千古不易"一说,是理学思想下进一步延伸的体现,它强调的是书法中不变之"理"。     

“说”、“乐”与“君子”之平和——解读《论语·学而篇》第一章

《论语·学而篇》第一章所体现的可能逻辑结构是多重的,主要表现为由"说"而"乐"进而"君子"之平和的递进结构、或"说"或"乐"或"君子"之平和的并列结构、"说"统"乐"与"君子"平和的总分结构、"君子"之平和统"说"与"乐"的分总结构、"乐"统"君子"之平和与"说"的分总分结构。特定的结构所呈现的生活场景各有分殊,但皆通过对文字本义的探寻来实现。其间所体现的文化的多样性与传承性及其关系值得深思。     

《鬼谷子》的“阴阳”思想与“说谋”论证

"阴阳"是纵横家论证理论的重要依据。以往的研究虽有关注"阴阳"的重要性,但未能解答纵横家如何运用"阴阳"思想生成相应论证理论这一问题,也没有深入探索纵横家将"阴阳"作为其理论依据的原因。基于此,在广义论证的研究视域下,以《鬼谷子》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阴阳"的哲学内涵以及"阴""阳"之间的关系;揭示"阴阳"对其论证理论的影响:"说"(说服)"谋"(谋略)作为纵横家论证理论的核心范畴,"说"有"捭阖""反应"等论证规则,"谋"作为论证主张,有"阴谋""阳谋"之分;解释纵横家以"阴阳"为据的原因,认为这与当时国君崇尚"用间(间谍)"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探索"说谋"论证理论与春秋论证实践之渊源。     

鲁城“曲阜”说考辨

鲁城因附近有"委曲长七八里"之"阜"而又名曲阜。"曲阜"具体位置所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一说在"鲁城中"(今周公庙高地);一说在"鲁城西"(今城西坊岭);一说在"鲁城东北"(今旧县少昊陵一带高地);一说在"鲁城东"(今城东防山)。"鲁城中"说最早。"鲁城东"说流传最广。     

破“门面格式”,做“实际学问”——邹守益的心学思想概论

在阳明的众多弟子中,黄宗羲独推邹守益,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而"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明儒学案>上册,334页,中华书局,1985年).为什么能得出这一论断?黄宗羲并没有给出有力的根据,只是概述守益之学得力于敬,言"道器无二,性在气质",反对"裂心体而二之"等等.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黄宗羲没有提到,那就是邹守益深刻地把握了阳明"良知说"的要义,以破"门面格式",做"实际学问"维护和发展了阳明的"良知说".     

论朱子哲学中的“太极”与“理一分殊”

朱子的"太极"概念静态地说,有造化大源、理之极至、极好至善的含义;动态地说,"太极"概念又呈现为:开始只是一生理本体,即"月印万川",中间"太极"又演化为"类极",即"一实万分",最后,太极又成为"总天地万物之理"的表德或总名。"理一分殊"命题既表现为本体(理体)与现象(气化)之间的"月印万川";又表现为"类极"的"一实万分",即太极本体到宇宙万物之间各种"类极",也就是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一类事物之"类理"和其所包括的所有个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表现为太极全体和宇宙万物的气质之性的关系,即"理同气异"。"月印万川"、"一实万分"、"理同气异"等"理一分殊"命题,其中所蕴含的"理一",既是本体、类理,即"形上之理",还是"生理"。因此,"理一分殊"既是作为"形上之理"意义上的"理一分殊",同时也是在具体事物中所呈现的生生而条理的过程。     

方以智的“格物穷理”说及其对明清之际西学的回应

在阳明后学"蹈虚"和西学东渐"重实"的思想背景下,明清之际儒家学者对传统"格物"说进行了重新诠释,试图以此会通中学与西学。其代表性人物方以智折中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说,以"格"为能格之物和所格之物的心物交格,以"理"为物理、宰理和至理三者而一的天理,将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均纳入到格物穷理的范围。方氏的这一格物观,使其一方面注重吸纳西学中合理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另一方面又以"质测"与"通几"互藏观扬弃西学,特别是批判天主教神学,从而保有儒家的价值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