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诞生:重探1920年代梁漱溟的心理观念之转变及其政治意涵

梁漱溟于1920年代中前期发生了一次关键的思想转变:他关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从“本能-理智”转变为“理性-本能-理智”。哲学上的这一转变也紧密联系着梁漱溟在政治思考上的推进:经由这一转变,“理性”、“民族精神”以及乡村建设理论等梁漱溟的核心思考得以最终生成。梁的这一转变来自当时思想论争、时代困局以及自身理论的内部矛盾的催迫;以“理性”为核心的新框架,为一系列难题与矛盾提出了解决方案,也使梁摆脱愁闷、走向乡村。梁的“理性”是一种“主体”哲学,也是一种包含着普遍性色彩的政治伦理——它不但针对“中国民族自救”,更包含着克服西方现代危机、再造未来新文明的意识。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逻辑进路及其当代价值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其乡村建设理论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由政治问题的解决、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理性和向上的精神五个层次构成。从政治问题的解决,到建设由农业转化到工业的社会,再到构建伦理型的新社会组织结构,使社会的发展趋于理性(教化、礼俗、自力),人们追求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想,也是乡村建设的逻辑层次。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是按照儒家的思维模式建立起来的,其内在理路就是儒家思想中的由内圣开出外王的路数,乡村建设最高的追求是向上的精神,也就是儒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在新时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为当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建设目标,确立了原则,为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伦理本位”与“乡约重建”——梁漱溟对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

梁漱溟从政治制度与实践层面探索了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之道。在传统政治特点的总体研判上，梁氏认为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礼俗形构了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在传统政治现代转化的具体理路上，梁氏探索了从乡村建设入手重建社会组织的实践方案。梁氏分析传统政治、探索现代转化始终着眼于传统的现实面相。虽然他的政治改造方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之间仍有一定张力，但他注重伦理情谊、强调价值引导等主张凸显了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启发。     

论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或逻辑结构是:乡村建设源于乡村破坏,乡村破坏的浅层表现是天灾人祸,深层表现是习俗改变;乡村破坏的缘由是外力的冲击,由于不敌西洋文化,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个大的转变;然而,不但学习不成功,连自己本有的东西也被破坏了,这种破坏的缘由也可以归结为政治的不作为;一方面由于中国以农立国,一方面也是为了收拾残局,所以才有了乡村建设的迫切需求。乡村建设的意义一是救济乡村,二是创造新文化,而创造新文化是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乡村建设的关键问题一是农民自觉,二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就是认识到乡村建设主要靠自立自强,同时吸取外部资源。乡村组织落实下来就是村学乡学。研究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对于我们把握梁漱溟思想的总体特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化哲学走向乡村建设——梁漱溟的变与不变

梁漱溟平生之中最重大的一次转变是从文化哲学走向乡村建设,但对理智主义的批判和对礼乐复兴运动的执著追求则基本未变。他在哲学上的变化是从直觉主义到理性主义,在政治上的变化则是摆脱了前期对西方模式的迷信,开创了一种独特的设想现代中国之路的社会运动方式。     

圆美与毁灭--对中西悲剧精神的思考

中西自古以来就有悲剧美学思想。虽然在远古时代中西悲剧作品所体现的悲剧精神类似,但以后由于受文化的影晌,中国悲剧作品逐渐趋向悲后有喜,圆美意识强烈;西方悲剧作品继承远古的悲剧精神,在毁灭中催人奋进。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远古的悲剧精神。     

梁漱溟新乡村组织的伦理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探寻中国社会新出路的过程中,梁漱溟等新知识分子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他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认识出发,将"伦理情谊"融入团体组织,依新礼俗为规范,从义务本位确立"团体-个人"中的新关系,以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原则培育"团体-个人"中的新观念,以"人生向上"为目标建设中国乡村的团体生活。这种坚持以民族传统资源构建新社会的伦理精神,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因过度倚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忽视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应有的现代转换,梁漱溟的新乡村组织陷入伦理本位主义的理论困境,在"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和培育中出现了种种矛盾。     

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政治伦理思想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其道德理想的直接践履,更是其复兴中国、推贤治国政治伦理思想的现实表达,梁漱溟认为中国政治的失败根本上源于传统文化遭到巨大破坏,以及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政治文化,要实现中国政治的复兴与强大,必须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实现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     

梁漱溟人生伦理思想的建构与价值指向

梁漱溟人生伦理思想的主旨之一就是复兴先秦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并在中西印哲学比较中凸显了儒家人生伦理的圆融品质和跨越时空的独特价值与精神气质。梁漱溟把宇宙生命作为思考人生伦理的起点,以人"性本善"作为价值理论的前提,在直觉的指引下营造一个互相尊重、尚情无我的伦理价值社会,并对伦理本位主义作出了自己的独特阐释与评价。开掘梁漱溟人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并予以创造性转换,有助于当代中国新型人生伦理思想的建构与弘扬。     

梁漱溟与杜威的生命哲学

梁漱溟把生命看作杜威教育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核心观念,尝试用"生命哲学"来解读杜威教育哲学思想,把杜威解读为"生命哲学家".这一解读体现梁漱溟构思儒家"生命哲学"的努力.我们大致可以把杜威的"生命哲学"视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儒家哲学的一个思想资源.梁漱溟批评了杜威对中国人的道德生命和生命本性缺乏深入的领会.梁漱溟对杜威"生命哲学"的解读可以看作为儒学与实用主义之间的一种跨文化对话.     

中国人的民主情结

东方专制主义 ,西方民主主义 ,这是我们过去长期接受的有关历史知识的“共识”。但是 ,翻开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画卷 ,不难发现 ,民主无疑是中国人普遍尊崇的政治价值 ,并成为近 4 0 0年来中国近 (现 )代化进程的主旋律。当然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 ,历史条件各异 ,中国的民主理论和实践与西方不尽相同。因此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只能在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通过改革 ,汲取世界优秀思想文化成果 ,建构具有时代特点的现代民主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文化失调”与“礼俗”重构——梁漱溟论“教化”“礼俗”“自力”与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但从梁先生肯定"教化"、"礼俗"、"自力"传统,强调乡村"新礼俗"建设来看,梁先生思考中国乡村建设,实是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思考。梁先生曾说:"乡村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亦可名为文化运动"。梁先生将"乡村运动"理解为"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是因为梁先生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理解为文化落后,并将中国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归于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只不过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一个缩影。因此,中国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实为振兴中国文化。同时,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第三代新儒家面临的两大挑战

现代新儒学主要是从直觉与理智的关系探讨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与现代科学民主的关系.他们认为道德是直觉的,科学是理智的,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高于西方的科学民主,因此提出了直觉为体、理智为用的本体论,由此进一步展开了内圣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社会哲学.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以直觉和理智为逻辑起点,宣扬儒家的心性论,然后由道德、科学、民主三个基本范畴展开了他们的社会哲学思想.从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到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第三代新儒家进一步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试图对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新经济时代)的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康有为民主政治伦理观的意蕴与局限

由封建专制政治伦理思想向民主政治伦理思想的转变代表了近代中国政治伦理转型的基本向度,也表征了近代爱国志士们为破除专制、向往民主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受空前严重的民族存续危机的激发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制掣,康有为融合中西,采撷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择取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伦理观,构建了独具特点的康氏政治伦理思想。他的民主政治伦理思想既具有近代西方启蒙所蕴含的独立、平等、理性的基本精神,又受到中国本土文化中尊君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因而理论上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相悖、自由与民主相离的重大缺陷。     

梁漱溟对儒家圣贤人格说的现代重构

梁漱溟将“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解决首先寄托在对大众具有精神感召力、能担当感化人生向上、维持社会正常运行使命的圣贤人格造成上。他融合儒家和现代生命哲学思想,对儒家式的圣贤人格进行了理论重构,提出这种人格应具有思想力、能明辨是非,有真性情,为求真理而力行,富有创造力、意志力、宽容心。人格的道德追求已由传统的“至善”转换为“生命流畅”。他结合乡村建设实践,探讨了通过圣贤特质的人格范导功能,影响大众人格境界提高的人格培养模式。就现代人仍需要通过现实的模范体现的理想人格境界作为人生范式和价值取向导引来看,粱漱溟的理论和实践是有益的启示。     

“开新”还须“返本”:现代新儒家一个基本信念析论

现代新儒学思潮肇始于“五四”时代,是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所作的保守性回应。 新儒家学者自觉作为现代化实质内涵的科学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更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他们严厉批评腐儒冬烘们的顽固不化,指出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应“无条件承认”。梁漱溟坦诚宣布:“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科学和民主,而在于如何要科学和民主,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前提下消化、整合、涵育这些现代内容。     

基于现行教育评价体系的教育伦理反思与重建 ——以"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实践为视点

随着中国的高等教育大政方针向"双一流"的转向,中国高校在双一流体系的建设进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不少高校在具体实践环节还是出现了一系列有违教育初衷的问题。究其根本,乃高校在建设"双一流"的实践环节过于注重对效率和竞争的追求。中国高校现行的教育评价制度大多来源于西方的教育伦理,而中国与西方是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社会制度及社会语境,这样便造成了既无自身特色,又不易形成良好效益的尴尬局面。基于现代教育伦理的角度,本文分析中国与西方在教育评价体系中伦理规范的差异,倡导在基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挖掘具有自身特色的高校建设评价体系,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精髓,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利他"与"责任"意识,注重对高校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监督与评价机制及强化高校的社会责任意识。     

梁漱溟的儒家修养话语体系

在乡村建设期间,梁漱溟建构起一套修养话语体系,包括修养的作用、修养的着力点、修养的方式等内容。这套话语体系为乡村建设中修养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理论依据,为我们重新审视乡村建设的当代意义提供有益的观察视角。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可视作修养共同体的建构,这个建构仍然是重整儒家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梁漱溟的儒家修养话语体系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道德修养的做法,另一方面它有超出传统儒家修养观的地方,例如,梁漱溟看重启发普通民众的深心大愿,走平民化、大众化的修养之路。     

“人治的多数政治”——重思梁漱溟的中国式民主观

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政制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回溯民国初创之时,虽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但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却几乎系于民主政制。对此,梁漱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思考,即从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方面解读民主,把民主视为一种精神倾向。他认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的绝对标准,只有实现程度的差异,中国民治未成,主要因理与势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梁漱溟主张个人既要积极参与团体组织,又要服从贤智者的领导而非西洋民主的多数决定,认为这能调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称之为"多数政治的人治"或"人治的多数政治"。由此,他强调落实此种理想,需要政教合一制度,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的向上进步。本文将从普遍参与与取决多数、真理与政治、理性与制度、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等方面对其民主思想做系统检讨。